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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在文艺复兴时期，诗人但丁曾以旷世之笔描写过人性的堕落以及炼狱中相应的可怕惩罚，那或许可看作他的天才的预感。就此而言，文艺复兴是一柄双刃剑，它开启了近现代的人性解放以及人性堕落之路，导致了人性的分裂〔22〕，同时也导致了一个二律背反，即“精神家园”的生长和失落。文艺复兴以降，是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资本原始积累、工业革命、技术革命、科学革命、现代化等一系列历史时期，其间，随着物质文明（也可称为技术文明、工业文明等等）长足的进展，人的物欲病态膨胀，人的欲望和能量之表达越来越陷入误区，“精神家园”之失落这一旋律越来越具有压倒性，并越来越引起人类精神卓越代表人物的深深忧虑。
爱默生曾言：“世界给人的影响广大而深远，人对自然的改变毕竟微乎其微。 所以我仍可以把人改造过的自然称作‘自然’。”但随着物质文明的进展，爱默生这一充满自信的定义正在遭受严重的威胁。事实上，卢梭、爱默生等人之所以如此推崇自然，正是因为自然遭受了破坏。他们之所以对大自然一往情深，既是大自然中所内涵的“理念”或“精神”使然，也是对“精神家园”之失落的深深忧虑使然。卢梭认为，物质文明必然让人的物欲病态膨胀，使欲望和能量陷于错误的表达，从而败坏了素朴的人性，离间了人与自然的美好关系。正因为如此他才进一步认为，科学和技术的文明不会给人福祉，而只会带来灾难。爱默生也看到，文明人为自己制造了车辆，他的双足也就失去了健康的力量。他认为技术的机巧异化了人性，使人格解体和分裂，让欲望与能量畸形发展，在繁华都市出入沉浮的，并非完整的人，而只是为物欲所分解的人之碎片：是机械而疯狂的大脑，是贪婪的目光，是欲望的手，或饕餮的胃……
卢梭和爱默生只是时代的代表人物。广而言之，在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一种对物质文明持有深沉批判态度的浪漫主义在欧洲各地普遍兴起。英国大诗人华滋华斯常在湖畔仰天长啸：“大自然啊！大自然啊！”他认为作为物质文明主要内容的城市生活及其烦嚣的物欲已经使人忘却自然，人也已经因此而受到惩罚〔23〕。德国浪漫诗哲们的忧虑更为深切〔24〕。这些人严格说来都是些柏拉图主义者。他们认为，世界历史充满暴力、庸俗、物欲膨胀、道德败坏、追求功利的现象，而方兴未艾的物质文明、工业文明和科学技术文明则进一步推波助澜。他们发现，人们的物欲越强烈，向外部世界攫取得越多，自我就越迷惘，精神就越沉沦。作为一个历史文化群体，德国浪漫诗哲们“始终追思人生的诗意，力图给沉沦于科技（物质）文明所造成的非人化境遇中的人们带来震颤，启明在西方异化现象日趋严重的惨境中吟痛的人灵”。席勒看到，通过物质和物欲，工业文明物化和分裂了人性，破坏了人的完整，将人束缚在支离破碎的生活之中，用机器的齿轮粉碎了生存的和谐，阉割了想像力的青春激情。费希哀叹：他简直无法在如此这般的世界中安置自己的灵魂。德国早期浪漫派诗群中的诗哲F·施莱格尔、施莱尔玛赫、诺瓦利斯、克莱斯特、蒂克等人也拼命反抗物质化、物欲化、功利化、机械化的世界，满怀激情追求着诗化的、全圆的人生，讴歌和呼唤人类美好、素朴、自然的“精神家园”。而德国浪漫诗哲的先驱之一荷尔德林，则更以他深沉的关怀和温柔的忧悒，以他美丽的吟唱，对人之“精神家园”的失落和重返“精神家园”的渴望，作出了划时代的表达。
荷尔德林诞生在瓦特蒸汽机应运而生的时代；在他六岁时（1776年），瓦特蒸汽机作为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先驱，作为物质文明和物欲的重要象征，就已经开始在欧洲各地的工厂和矿山投入使用；在他二十岁那一年（1790年），瓦特蒸汽机的全部改进业已完成；现代工业化和科学技术的时代正式拉开了大幕。家园的失落已成不可挽回之势。
作为虔诚的柏拉图主义者，荷尔德林正确地看到：人的无家可归感，就是由于技术把人与大地分离，分裂了人性，把神性感逐出了人的心房，冷冰冰的金属环境取代了天、地、人、神四重结构的境界。“要是有谁看到你们的诗人，看到你们的艺术家以及所有那些还在尊重神灵、喜爱和保育美好事物的人，就会伤心。这些好人们！他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像是异乡人……”荷尔德林敏锐地觉察到：资本主义技术文明的迅速扩展导致人之灵性的丧失；物欲、功利、技术和实用把人引离故土，流落异乡，成为无家可归的浪子；人通过百般努力所创构出来的东西，却是与人自身神性本质相异的东西；人的生存价值与技术文明相分裂——这也是人性的分裂，但却是一种新的普遍的历史性分裂，这种分裂意味着人之“精神家园”的全面失落，人的精神依据和生存根基荡然无存。
正是基于这种超前的、惨痛的感知，荷尔德林用他呕心沥血的高贵诗篇，开始了超前的、悲回转侧的“还乡”历程。
第四节 悲壮的还乡——重返“精神家 园” 的心路历程
呵，万能的苍穹！
还有你们，大地与光明！
你们三位一体，永恒无极，
宰割万物，施与慈爱。
那把我紧系于你们的丝带永不断裂。
我自你们溢出，
追随你们而浪迹他乡，
现在，我已饱阅人生，
又与你们，与欢乐的神明同返故园。〔25〕
“与欢乐的神明同返故园”——与欢乐的神明一道重返惨遭失落的“精神家园”。这意味着，流浪的不仅是人，也包括“神明”、“理念”、“精神”等等。这就是“精神家园”之失落的真实含义。既然如此，重返家园则必然是一次“否定之否定”的艰辛历程；因为即使自然和神明、美和神性也不得不屈从于命运和历史。悲剧性的、但又充满希望的悖论就在于，人必须离开理想的自然状态，否则就没有文化生活；更重要的是，人只有被迫离家流浪，漂泊异乡，饱尝浪子的艰辛和离家的苦涩，才能对故乡、对家园产生切肤之痛的体认，以及升华而成熟的热爱，并由此才有可能重返故里。正如海德格尔后来所体会：“惟有这样的人方可还乡，他早已而且许久以来一直在他乡流浪，倍尝漫游的艰辛，现在又归根返本。因为他在异地已经领悟到求索之物的本性，因而还乡时得以有足够丰富的阅历。”
神近在咫尺，又难以企及，
当使者过于雄浑，
危机反倒潜伏。
……
既然时间之峰厌倦了相隔天涯的山峦，
密集聚居，相偎相依，
那么圣洁浩瀚的水波，
请赐我们以双翼，让我们满怀赤诚衷情，
返回故里。
荷尔德林不到三十岁便为精神分裂所苦，并日趋严重，后半生长达三十六年的时光完全在精神失常状态下度过。或许，这正是他为自己先知般的预感所付出的代价。荷尔德林预感到人类不可逃避的无家可归之处境，虽然他也坚信：人类最终必将重返家园。
历史证实了荷尔德林的预感。工业化、技术化、物质化、物欲化和现代化的时代潮流浩浩荡荡，日益盛大。在此过程中，另一件意义深远的事情发生了。就在荷尔德林精神彻底失常后不久，1809年，查尔斯·达尔文诞生。1843年，荷尔德林去世；而到这一年，达尔文已将他随英国皇家巡洋舰比格尔号旅行所得的重大发现编成《比格尔号旅行期间的动物志》。1859年11月24日，《物种起源》出版，迅即售罄；短短十来年间再版六次，创造了高级专门学术著作出版上的奇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达尔文主义越出了生物学的范围，扩张为一时间甚嚣尘上、弱肉强食、不可一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1862年，天性狂妄、人称“疯狂的普鲁士地主”的俾斯麦进入柏林，随即开始了他的“铁血宰相”生涯，率领普鲁士德国依次击败丹麦、奥地利、法国，并在非洲和太平洋地区建立了殖民地。俾斯麦的一生是“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之典型象征。到俾斯麦结束其“铁与血”生涯的1890年前后，文森特·凡·高精神失常并自杀身亡；尼采精神失常，一直延续到十年后去世为止——那一年正是1900年。尼采之死被人们看作是“世纪的转折”：既有的、传统的时代结束了，现代社会随着二十世纪开启，而这是一个“上帝已死”的全新时代，是一个为物质、物欲、竞争、功利、技术、工业、市场、商品、消费、个人、大众以及“大众消费”所统治的时代，是一个“赢家通吃”的时代。说来也巧，这个时代广泛流行一个短语：“消费者就是上帝！”从某个意义上说，这是对尼采的绝妙讽刺。
尼采一生体质羸弱，精神极度敏感。生于“弱肉强食”和“铁与血”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时代，处于残酷竞争的社会环境，他对“权力意志”有着刻骨铭心的感受。像荷尔德林一样，他惊人地预见了未来，发出惊世骇俗的宣言：“上帝死了！”——其实，这句宣言正是达尔文进化论最重要的精神内涵，进化论正因为如此而被称为人类思想史上一场地震般的革命。在达尔文进化论革命之前有过哥白尼的“日心说”革命，那次革命既撼动了神性也撼动了人性，使人性失去了与神性的既有平衡，并因而对文艺复兴时期人性的觉醒过度甚或泛滥成灾推波助澜；然而，那次革命并未对神界和神性产生毁灭性的颠覆作用，因为它并未触动一个最大的、最根本的神秘和奇迹：生命之创造的神秘和奇迹。的确，如果说整个宇宙的创造是一个神秘和奇迹，那么，宇宙中的生命（从最简单的原生质到万物之灵长的人类）之创造，就是神秘中的神秘，奇迹中的奇迹，或者说，是最大的神秘和奇迹。换句话说，造物主（或称神、上帝等）的全能，神性的至尊，最集中地体现在宇宙中的生命之创造中。哥白尼“日心说”革命并未触动这一全能和至尊，但是，达尔文进化论革命却彻底否定了这一全能和至尊！——因为它证明，生命来自于自生自灭的进化过程，其作用机制并非来自造物主的意志和仁慈或神性的威权，而是来自残酷的种内和种间竞争以及随机而无情的自然选择！
由进化论演绎而成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真是应运而生。因为，至少按照通常的思路，一个为物质、物欲、竞争、功利、技术、工业，市场、商品、消费、个人、大众以及“大众消费”所统治的时代，必然也是一个弱肉强食的“铁血”时代，一个“赢家通吃”〔26〕的时代，因而必然与上帝或神性无关。如果说进化论是时代条件（如科学和技术进步）的产物，那么，由进化论演绎而成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则是“铁血”时代和“赢家通吃”时代之理论需要的产物，是走向二十世纪之需要的产物——在即将来临的二十世纪，将发生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两次世界大战、数不清的局部战争，以及无数在和平幌子掩盖下的无形战争（或曰竞争）。
还是诗人的敏感最有穿透力。还在二十世纪初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德裔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就已经开始了对二十世纪物欲文明的尖锐批判：
城市总是为所欲为，
把一切拖入自己的轨道。
它摧毁生灵，如同朽木；
一个个民族被它焚烧掉。
城里人致力于文明事业，
完全失去了节制和平衡，
……
他们挤眉弄眼如同娼妓，
制造噪声用玻璃和金属。
他们仿佛中了邪，着了魔，
他们已经完全失去了自我；
金钱如东风陡起，转眼间
威力无穷，而人却渺小又
虚弱，只能听任酒浆和
人畜体内的毒汁刺激他们，
去把事业的过眼云烟追逐。〔27〕
“酒浆和人畜体内的毒汁”——这是对人之欲望和能量张扬的普遍隐喻，也是肉身对灵魂之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