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认为，需要进行的研究之一是历史的研究。一些现在执行着反常政策体系或情况相似的国家可能在过去曾经有过不同的经历。例如，就19世纪拉丁美洲某些国家来说，值得探索一下，是否这些国内组织起来对政策施加影响的集团，属于一些拥有巨大土地财富的家族小集团。交通的困难使得他们难以共同谋划，而且有时他们的权力也许只局限于在本地区以一种封建的方式出现。然而，如果这些家族能够策划制订国家政策，则他们的兴趣将与那些由反常政策体系获益的集团大相庭径。
这些地主作为土地（有时还有短工）的所有者，他们拥有这种经济（地主是其中的组成部分）中具有代表性的一整套生产要素。这样，他们能够从自由贸易政策中获得自己的利益。他们的穷乡亲们也拥有少量土地和劳力，但地主们仍会获得主要利益。由于革命以及城市的逐步发展，土地巨头们消失了，或者丧失了影响。首都城市内的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作家迫切要求制订一种不为大土地所有者欢迎的平等主义政策。但需要研究和判断这种变化是否实际减少了不平等程度。我们可以发现，在某些国家内，近年来在城市中影响决策的小型集团，由这类平等主义的、低效率的政策中获得了巨大利益，而这些政策同时造成了更大的不平等后果。
（十一）
既然我们已经考察了世界上少有的种姓制度的不平等情况，考察了南非的种族歧视以及带有反常政策体系的“头重脚轻”社会的不平等政策，那么我们可以考察一种现代的荒诞说法，作者认为这种说法毫无根据地把贫穷和耻辱的根源强加在亿万人民的头上。专门研究这一问题的经济学家中有着一种一致的认识，认为有竞争的市场是有效率的。实际上，在经济理论中，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意味着经济效率已最高，唯一可能改进的就是收入分配。甚至在那些从事其他职业的人之间，至少是在发达国家内也存在着一种相当广泛的看法，认为竞争促进效率。
与此同时，在经济学家以及其他行业人士中有另外一种公认的假设，就是竞争性的市场产生相当大的不平等。软心肠的大多数人还进一步认为，政府的行动——或者根据某些观点，还包括工会的活动，职业伦理道德等等——对于减少由于市场引起的不平等是必需的。怀有硬心肠的少数人则心甘情愿地接受甚至赞赏这种不平等，或者坚信政府减少不平等的努力是有害的。但大多数软心肠的人与大多数硬心肠的人都一致认为竞争的市场会产生出相当大的不平等，但对于这种不平等是否“公平”则看法不同。经济学家往往还谈论通过竞争性市场而实现的效率同通过其他方式在付出某些社会费用的基础上而得到的平等之间如何寻求折衷的问题。
关于竞争性的市场是引起严重不平等问题的根源以及政府和其他机构为减少这种不平等要付出社会费用的观点，也许是阿瑟·奥肯（Arthur
Okun）在其受到广泛关注的名著《平等与效率：巨大的交易》（Equality
and efficiency：The Big Trade－off）中作了最为明智而人道的表述。在书中，他认为政府是一种能够消除由于市场运行而产生的不平等的平均主义力量，然而为了减少不平等，必须付出某些代价，因为这样做干预了市场中的一般说来高效率的运行。其他一些作者则认为，工会以及其他一些特殊利益集团会减少由于竞争市场引起的不平等。
作者认为，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的这种传统假设，即市场会比政府和其他机构产生更大的不平等，而政府可以“减少”不平等的影响，这些观点都是违背许多社会中的事实的，对于其余的社会也只有一半是对的。在南非，黑人工人从事的工作与白人稍有不同，但所要求的技术程度几乎相同，但黑人只领到白人十一分之一的工资。在实际的竞争性经济中，正如教科书内清清楚楚解释的那样，在长时期内看到具有同样技术和生产能力的人竟会取得不同的工资率是难以想像的。雇主可以通过用低工资雇佣被歧视的受害者来获得利润，而拒绝这样做的那些公司将被成本更低的竞争对手所挫败。正如我们预期那样，南非的雇主仍争辩说应当允许他们在目前只限于雇佣白人的那些职业中使用非洲工人。如果允许这样做，则无论是经济效率还是社会平等都将得到改善。在印度有几千万人，还有他们以后的子女，被阻碍市场自由运行的种姓等级制度历史地宣判要过特别贫困和受凌辱的生活；这些制度导致了低效率和停滞，也导致了极度的不平等。这个世界的大多数国家属于不稳定的发展中国家，而它们之中的大部分由于国际贸易、国外投资以及许多其他方面的政策使其社会产生巨大的不平等，以及极低的效率。正如作者在推论9所证明的那样，可以明显地看出“帮派斗争”并不比个人的决斗来得温和。
现在让我们回到具有福利之邦特点的发达国家。有些人认为，应当制定一种公平的措施来帮助社会里运气最差的人，即使是，这样做要求我们作出某些自我牺牲，也理应如此；这些人必定会服从于前面所述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当然，我们可以帮助朋友、亲戚或者邻居，而且也可以看到由于我们的慷慨所带来的益处，因此，我们可以为了它们的利益而作出重大牺牲。但是，如果我们企图以个人身份作出牺牲以减轻本国的贫困程度，则我们定会发现，即使献出自己的全部财产也不足以使这个社会的贫穷程度有明显的改变。换句话说，减轻某一社会的贫困程度是所有那些希望消灭贫穷的人们的一项公共事业，而对于大型集团来说，则是一件只有自愿贡献而不指望获得任何公共财富的事业。如果关心贫困问题的每一个人都为此作出了一定的贡献，那么无论如何积累起来总会引起变化的。因此，在每个发达国家内大多数人都赞成向自己，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向整个社会，征收义务税来取得经费资助贫民。在整个社会范围内由于消除贫困是一项公共福利事业，努力将国民收入重新分配到作为群体的穷人手中，这必须要求政府采取行动。从这方面看，某些社会中的政府确实减小了不平等的程度。由于无论是义务税还是馈赠都对刺激生产发生有害作用，因此，也确实存在着平等与效率之间的互相矛盾。
但问题的实质在于，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的现行传统观念都假设，上述收入再分配几乎全部都是出于穷人与富人之间收入按平均主义进行再分配的动机所引起的；而实际上，如果不是大多数，起码也是许多再分配完全是由各种不同的动机所引起的，大多数这种动机与其说它们对收入分配受平均主义的影响，不如说是受到任意的其他意识的影响——其中还有不少收入的再分配是从较低收入者那里流到较高收入者手中。即使在发达国家中，政府很大一部分活动并不是专门为了帮助穷人，而许多这样的活动实际上是伤害穷人的。在美国，对私人飞机和潜艇的拥有者也实行补贴，他们之中的大多数都不是穷人。正如作者在其他地方已经说明过那样，政府与职业团体在医疗护理制度方面的干预主要是帮助了医生和供应商，而他们之中的大多数又都是很富有的人。在美国税制中存在着无数的漏洞，它们有利于富人而不利于穷人；而且这些漏洞能使公司摆脱困境和对工业实行保护，尽管这些工厂中的工人工资还远高于全国工业的平均工资。在美国还存在着最小工资法和工会工资等级，它们可以阻止雇主和工人在较低工资水平的条件下达成就业契约，但由于这样做的结果，使美国的失业人口比例不断上升。在许多欧洲国家情况也非常相似，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还更坏一些。
政府和其他机构干预市场一般不会比自由竞争的市场更能减少不平等的程度，其原因由第三章推论3和推论9的讨论来看是十分明显的。作者假定，在创建分利集团的机会方面的不平等比人的固有生产能力方面的不平等更大。在美国，福利的接受者没有自己的组织，在其他社会中的穷人也是一样。然而，美国和其他地方一样，几乎所有的大商号都有商会作为其代表，而所有的专业人员则有自己的联合会。在每个人的生产能力方面存在着公认的差别，就像存在着身高的差别一样。但是至今我们所能进行的测量指出，个人的差别呈正态分布——至少绝大多数人相当接近于中间水平。存在着一些矮子，也存在着一些巨人，但为数都很少。当然，在拥有资本和巨额财产方面的差别是极其明显的。然而，如果资本的积累没有障碍，而且避免反常政策体系的干扰，则当资本积累增加时其收益率将下降，而且与资本相结合的劳动力工资将会升高；那些资本积累最多的国家工资也最高，这一事实决非偶然。如果经济民族主义者不阻止在各国之间流动，那么将更加鼓励资本向工资最低处转移，从而必将大大提高最贫困地区的工资水平。印度的历史告诉我们，由于分利集团的存在，即使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间，也不会出现不平等程度随时间而减小的现象。
（十二）
关于产生大量贫困和苦难根源的另一个荒谬说法是：穷国由于基本上是一些经济原因或超制度原因，经济的发展极其困难，因而需要特别的促进、计划和努力。有时甚至主张要依靠铁腕的独裁者或极极主义的压力来强迫人民作出牺牲以促进经济发展。作者认为，在这种主张影响之下出现了大量愚蠢的政策，以及有害的或不稳定的制度，反而阻止了经济的发展。不幸的是，妨碍经济增长的社会制度、政策和体制是一种常规而不是一种例外，而且世界人口的大多数生活在贫困之中。
在本书中所列举的成功增长事例都不是由于任何特别的促进和计划而产生的。无论是韩国、台湾、香港还是新加坡都不是如此。前两者得到过美国的某些援助，但它们也被迫为了军事目的花费了其中的一大部分。如果本书的这种分析是正确的，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和美国增长的原因，更多的是由于产品和生产要素市场扩张的结果，而不是任何特别的促进或计划的结果。现代欧洲早期的增长也是如此。英国没有寻求或计划一次工业革命；它是由于本书前面所解释的其他原因发展起来的。在许多不能增长、增长得不快或远不如它们的领导人所希望那样快的国家中，可以找出许多愚蠢、僵化以及不稳定的事例来说明它们未能获得成功的原因。
有人设想穷国目前要发展比在18或19世纪时更加困难，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从经济上而不是从制度上来进行解释。这种观点忽视了以下事实：目前，穷国能够借助于较发达国家的技术，其中有些技术还很容易适应它们的环境，并能非常迅速地改善其生产状况。工业革命时期的大英帝国只能通过当时产生的发明来改善其技术。同样地，今天大多数高度发达的国家也仅能利用当前的新进展来改进其技术。然而，最贫穷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却可以在几十年间掌握世界上几个世纪中累积起来的技术进步。这不仅是明显的可能性，而且实际上已经在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这样一些地方变成了现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欧洲各国和日本在技术上远远落后于美国，但是他们借用美国技术，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美国，而且用不到25年的时间在技术和人均收入方面都几乎赶上了美国。
作者在主张不受卡特尔化和政府干预阻挠的国际产品和生产要素市场将使任何穷国的经济产生势不可挡的迅速增长的同时，并不意味着同意自由放任政策能达到完美的经济效率。正如作者在第3章所指出那样，在本书中并未假定有任何地方存在着完全的竞争。与此相反，作者在经济学方面的著作都是关于非经济因素及公共福刮方面的问题，它们一般都会使自由放任经济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但作者却认为它们是相当重要的。一种经济能够生气勃勃地和迅速地增长而不必同时是最理想的和最有效率的。具有自由的市场和不受政府与卡特尔干预的经济，正如一个十几岁的少年那样，纵使他会犯许多错误，然而他并不需要任何特殊的努力和鼓励，就能自己迅速长大成人。
如果阻碍和压制经济增长的不良制度已成为世界许多国家的通病，则那种认为“只有”制度问题阻止了穷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的论点，可能是于事无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