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这类模型甚至不能为许多货币主义经济学家所接受，自然更不能令凯恩斯主义者信服了。例如，罗伯特·索洛（RobertSolow）发现：“这些假设很难令人信服，我不相信会有任何人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赞同这种理论。”但这些理论确曾受到许多宏观经济学家的重视；作者认为他们可能有一种直觉的预感，即这类模型最终将有助于经济学家找到更好的解释。
虽然上述“寻职”模型、加速／减速模型、或者均衡理论（它们以最系统的方式将宏观经济行为归因于错误的预期）能够解释就业水平与其他资源利用率方面的一些变化，但却不足以解释两次大战之间那种长时期的高失业率现象。如果像上述模型可预期那样，经济经常在充分就业水平上运行，只有当预期的通货膨胀率高于实际值时才是例外，那么，怎样会出现美国由1929年开始一直延续到第二次大战为止的长时期严重失业和经济衰退的现象呢？英国一直采用一种低估失业率的统计方法；然而，在两次大战之间英国的失业率从未降到10％以内。
按照上述理论，只有一种假设可能解释两次大战之间的这种现象：即人们在经济大萧条中预期的通货膨胀率如此之高，以致他们拒绝接受任何工资或价格水平，除非后者远远超过目前的数值、或远高于结清当前市场的水平。然而，用比较婉转的语言说，这种解释是“可疑”的，特别是考虑到在美国长达十几年而英国更长达20年的情况下，居然绝大多数人会一直坚持上述那种错误的判断！同样不可思议的是，在当时失业救济远不如今日、从而整个家庭全靠工人劳动来维持生活，居然自然失业率会长期高达全部劳动力的10％到25％之间！
“寻职”模型、货币主义与均衡理论既然都不能解释两次大战之间的长期严重失业现象，这就表明它们有很大的缺陷。这类预期理论的某些主要支持者也承认这一点，同时也承认它们不足以解释大萧条现象。
在其他科学的历史上可能也发生过与货币主义及均衡理论相类似的问题。正如作者在第一章内所提出并在全书内贯彻始终的那样，必须避免主观猜测式的假设，而且应尽量采用经过事实检验的理论来解释失业与景气循环现象。但大多数货币主义者及均衡理论家拒绝打破常规经济学的界限，并且不愿意从另外的角度来分析问题，这种态度实在值得商榷。同样值得考虑的是不应当死抱住“均衡”的概念不放，甚至在两次大战间那样严重萧条与大量失业的风暴中还侈谈什么“均衡”！其实只有承认有“不均衡”存在，“均衡”才有意义。如果不管客观上是否发生了严重的萧条与经济衰退，都不愿接受不均衡的事实，而盲目坚持在任何情况下经济都非处于或接近均衡状态不可，那么，还有什么现象或实际观测能对这种理论挑战呢？这种均衡理论有点像19世纪物理学家坚持的“以太”理论，后者被认为充满宇宙、甚至无孔不入地钻进所有物体与生物之中。爱因斯坦与其他物理学家以后的研究工作使“以太”这一毫无必要的概念寿终正寝。科学史上另外一个坚持偏见的例子就是托勒密的地心学说。他与当代的许多天文学家为了使观察到的行星轨道与他所坚信的“地球中心”学说相符合，不惜挖空心思构筑了复杂的“周转圆”。但即使有了这些圆圈，愈来愈多的新观察到的现象不断要求构筑新的周转圆，而结果使得整个体系的各部分都漏洞百出。哥白尼的日心学说经过凯普勒与牛顿的发展为天文学提供了一个形式上简单很多但说服力更强的概念。与此相似，如果我们企图用工人们出于希望得到更高的实际工资而“自愿”失业的理论来解释两次大战之间英国与美国发生的严重失业现象，必将在分析劳动供求关系的数量经济学研究中造成极大的混乱。迄今为止，这类研究的结果还无法解释为何当实际工资发生微小变化时会引起劳动力供应的极大波动。
（五）
货币主义与均衡理论的上述致命缺点很可能使一些经济学家宁愿暂时采用凯恩斯的理论，而容忍那种无法解释的工资“黏性”假设。然而，凯恩斯模型却和其他一些宏观经济模型一样，无法解释后来发生滞胀现象。所谓滞胀，即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存。凯恩斯的模型无法解释70年代中同时出现的高通货膨胀率与高失业率，而其他一些宏观经济模型也陷入了同样困境。某些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企图用所谓负斜率的菲利普斯曲线（即观察到的工资与价格增长与失业率增长成反比的现象）来解释近年来英、美等国的宏观经济行为。我们在此无需引用货币主义者对菲利普斯曲线的批评，因为这一“曲线”不过只是探索理论过程中在某一时期内统计数列的一种发现。显然，如果无法说明为什么菲利普斯曲线会出现负的或正的斜率？而且，如果说该曲线的斜率有改变的话，但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改变？那么，所谓用菲利普斯曲线解释滞胀现象就是因果倒置，不成其为一种解释。菲利普斯曲线所反映的关系必须由个体决策者的利益与其所受制约来解释。正是由于凯恩斯理论无法解释滞胀现象（或菲利普斯曲线）——特别是该曲线为何在短期内向上变化，而且在长期通货膨胀后其曲线更陡——，近年来对凯恩斯学说的怀疑大为增加。（用鲍罗夫爵士不无夸张但显然一针见血的话说：“反凯恩斯主义是当今世界上发展最迅速的行业。”）
“默契合同”理论是企图在不违背凯恩斯主义的前提下解释近期滞胀现象的一种尝试。这一理论曾被用于说明如下一些问题，如：极长期的雇佣关系，工资水平不变条件下雇员努力程度的暂时波动，以及其他最适于说明的问题。但这一理论并不能回答如何产生大量失业的问题，更难于解释为何通货膨胀会与失业并存。实际上，在默契合同理论与滞胀以及失业有关的范围内，这种理论解释现象的范围更有可能是减少而不是增加。从本质上说，工人与雇主之间的默契合同与明文合同并无两样，只有双方都认为有利时，合同才能成立。正如默契合同的理论中正确地假设那样，绝大多数人都愿意自己的风险愈小愈好；所以，如果其他条件相同，他们将乐于达成能减少解雇可能性的合同。根据默契或明文协定，工人们少拿一点工资，而雇主将做出努力维持对工人的雇佣。雇主由于与工人签订具有固定工资规定或其他条件的合同而得不到收益，那么解雇的可能性将会加大，固定工资束缚了雇主，使他们不可能取得更多的潜在收益。实际上在雇主与雇员之间最有利的默契合同应该让工资浮动，使得双方共同努力，协调雇员选择休闲或选择工作的价值，使雇主所要求的劳动力边际产出收益极大化。这些因素经常在变化之中，因此只有柔性的工资制度才能与劳资双方共同决定的满意就业量相一致。当然，事实上工资的柔性并不很大，但正如我们以下将阐述那样，其原因不在于默契合同本身。
由于只有工人自己才可能明白他的休闲时间价值如何，而只有雇主才可能判断一定量的劳动能为他创造多少收入，因此很难订出一个完全成功地使工人与雇主双方收益都极大化的长期合同。事实上，雇主与工人也无法准确地找到何种工资与就业水平能在长期内使双方共同的收益为最大。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双方商定，一旦获得各方面的完全信息，工人的劳动时数低于应有的劳动时数的状况将终止。但如果将大量失业的原因归之于这种可能性，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如果签订这种合同造成的损失很大，则在任何情况下双方将毫无兴趣签订长期合同，而宁可在劳动市场上进行“现货”交易。因此，默契合同理论无法解释大量失业现象，而从总体上讲这种合同几乎肯定会减少失业。在签订默契合同后最常遇见的情况是：公司努力在所有情况下（包括营业萧条时）保持工人数目不变，而工人则在生意兴隆时加班加点而不拿额外报酬，这样必然使失业减少。
还可以用“成本推动”理论来解释通货膨胀及滞胀现象，这种理论认为：带垄断性的公司与工会提高价格与工资是造成通货膨胀与滞胀的主要原因。但正如其他作者过去早已指出的那样，典型的“成本推动”学说显然是不正确的：它根本无法解释为何通货膨胀现象持续不断，以及为何某一时期的通货膨胀率高于另一时期。这一理论也无法说明为何这些垄断性组织一旦掌握垄断权之后，不去选取对其最有利的价格与工资水平；后面将指出，与完全竞争的组织比它没有更多的理由提高工资或价格水平。如果“成本推动”理论不能适当地解释为何垄断性组织在取得垄断权后不利用这种权力，以及为何垄断的程度会随着通货膨胀或滞胀的加剧而增大，则这种理论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不仅如此，如果这一理论成立，它还应当能够说明：为何在所谓的成本推动导致工资与价格上涨之后，政府与中央银行的对策是设法扩大需求，致使这种成本推动继续影响通货膨胀而不是影响失业？（我们也可以借助于本书内所提出的理论及某些其他概念构筑一种与成本推动学说多少有点相仿但较为符合实际的通货膨胀理论；不过成本推动学说的若干论点已经引起了如此大的混乱，所以在此不拟再加以引申，以避免得不偿失。）
（六）
在我们能找到一种至少是暂时有效的宏观经济理论之前，首先有必要弄清楚我们对这种宏观经济理论究竟有什么要求？首先，这一理论必须完全根据有关个人经济行为的合理的并经过验证的假说推论出来：即在任何方面都不应违反已确立的微观经济理论。这就意味着：此种宏观经济理论不应包含主观臆测的或无法解释的任何假设（包括像工资与价格的“劲性”或“刚性”等等）；只有在能用有理性的个人行为或有理性的企业、组织、政府或其他机构的行为（当然后者又必须能以个人理性行为作基础）进行解释的前提下，才允许采用“刚性”这样的概念。作者认为，绝大多数的经济学家，不论其赞成何种宏观经济理论，都会同意，任何正确的宏观理论必须在微观层次上也应能成立。这也正是所有学派都支持的所谓“宏观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基础”研究工作［例如，可参看埃德蒙·费尔泼斯（Edmund
Phelps）著名的《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巨著〕”。
其次，正确的宏观经济理论必须既能解释非自愿失业又能说明自愿失业，既能解释大规模的经济萧条也能说明小规模的经济衰退。当然，社会上也有不少人是自愿地放弃有收入的工作的（例如自愿退休者、游手好闲的富翁、宁愿乞讨而不愿工作的乞丐、全部时间用来照顾子女的家庭妇女等）；而且，根据美国与其他国家的统计方法，这些人数也是包括在失业统计之中的。然而，事实上千百万人的日常实践与体验以及生活常识都告诉我们：社会上确实存在着大量的非自愿失业，而且这远远不是一种孤立的或罕见的现象。像两次大战之间的经济大萧条这种实际生产水平大幅度下降的现象，不用非自愿失业与其他资源的被迫闲置就无法进行解释。经济大萧条是举世皆知的一场灾难，而且绝大多数国家内的政治与文化生活都因此而发生深刻变化。世界上恐怕只有疯人——或死抱住教条不放的书呆子式的“经济学家”——才会拒不承认存在着“非自愿失业”的事实。前面提出对宏观经济学的第一项要求表明：只有当每个人和每个公司或其他组织从自身利益出发其行为是理性的，这种“非自愿失业”现象才能得以适当解释；对于变动着的不断产生着的非自愿失业以及它对利益的直接与间接作用等问题必须加以阐明。
第三，正确的理论必须能够解释：为何非熟练工人失业比例较大；例如少年工人、受歧视的少数民族工人等。乍看起来，似乎只有对经济学未入门的人才需要解释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但实际上许多流行的理论都无法正确地预言这种明显的失业者结构特征。例如：“寻职”模型（所谓“不协调性失业”）曾预言，在雇佣与受雇双方人数最少的“稀缺”市场内造成失业的可能性最大，因为此种情况下失业者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才能找到对他合适的雇主。一般地讲，专业人员与熟练工人被专门限于在这种“稀缺”市场中活动，因此，根据“寻职”模型，这些人的失业率应当最高。与此相反，非熟练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