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起来处理。
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以及形成市场不能结清的价格的院外活动与卡特尔活动愈加广泛，则对同类工人以及资本回报率的变化就愈大。这种变化愈大，为追求更高回报率所花费的成本也就愈多。然而，这种额外追寻并不是一种用于收集信息的有效的社会支出，这种花费仅仅是由于特殊利益集团的干扰所引起的，因此也会产生非自愿失业。由于市场不能结清的价格与工资的出现，致使工人寻职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这就进一步加深了非自愿失业。
（九）
我们很快会发现，如果把上述方法应用到普遍均衡体系之内，将能得出相当重要的与可以验证的推论。不过，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回顾一下第三章内的第六条推论。该推论表明：分利集团引起决策的延迟、议事日程的拥挤与协商议题杂乱无章。我们还曾发现，在许多情况下，这些集团认为调节产量比控制价格更为有利。
这一推论可用于解释在某些社会中为何价格与工资均带“黏性”。特殊利益集团需要相当长时间才能一致通过协议和据以决策的法律程序。由于这种集团的全部重要问题都必须按此程序决定，所以其日程表十分拥挤。由于分利集团往往还要进行院外活动或与其他集团讨价还价，它还可能遇到议事日程同样拥挤的其他组织或机构，这样一来，交易日程表被挤得满满的。因此，受院外集团和卡特尔影响并决定的价格和工资，其变化过程可能很慢。一旦某项价格或工资被决定之后，它们不可能很快改变，即使条件发生变化，新的价格和工资对该集团是最优的也是如此。因此，是特殊利益集团引起了工资与价格的黏性。
许多事实证明，价格与工资向下变化比向上变化更缺乏灵活性。例如，马林沃德曾谈到：“普遍相信的一种特性，即价格下降的黏性大于向上升的黏性。”在作者的同事查尔斯·舒尔茨（Charles
Schultze）早期具有影响的滞胀研究中就是部分地根据此种假设的。但这样的事实确实令人迷惑不解。因为任何决策者，无论已获得多大程度的垄断权，都应当采用对其最优的价格；无论价格偏高或偏低，对决策者都同样不利。按此推理，如果价格对于任何原因都是黏性的，那它在各个方向上的变化都应当是缓慢的。固然每个方向都观察到勃性，但更多的观察表明，向下的黏性表现得更为突出与系统化。卡特尔或院外活动集团的决策迟缓，因此它们在提高或降低价格问题上进行决策时都同样需要较长时间，而且可能由他们在向上与向下各个方向调整价格和工资的决策过程将是同等缓慢。
由以上得出推论六的分析中，可以发现存在着一种非对称性。如果卡特尔内某一成员将自己产品的价格降到协议价格之下，则此行动将损害所有的成员，使他们的销售量减少或被迫削价。如果反之，该成员提高自身产品的价格，则其他成员并不受其伤害。另一方面，如果发生需求下降的情况，卡特尔可能宁愿选取一个稍低的价格以保持最大利润，但由于前述第六条推论所讲的原因，降低价格的决策将在一段时间之后才会实现。如果需求在均衡状态基础上略有增加，则每一企业均将稍微增加其销售量以便取得更多的利润，虽然这样做不如及时将价格调高后所能得到的利润那样多。现在再假设需求意外地发生了较大幅度的增加，此时每一企业均可以在较高价格下销售其产品而获得更大的利润。没有企业会反对其他企业将价格提高到卡特尔所协商的价格之上，因为谁都不会在这种膨胀的市场内遭受损失；于是，在短期内价格呈现上升的柔性。以上论点能否成立的前提是：垄断性卡特尔比购买者卡特尔更为普遍，而实际情况正是如此。有一种可用来检验比理论的推论是：在买方垄断的卡特尔中，出现的将是与上述相反的现象。
不同的工业中价格与工资的黏性不同，这也与本理论的论断相吻合。本理论认为，凡有特殊利益集团存在的工业部门，其中价格与工资的黏性更大；而且，根据第三条推论，凡企业总数很少的工业部门，由于容易达成协议，其价格的灵活性会小于企业数目众多的工业部门，因为后者若无选择性刺激手段就根本无法达成任何协议。依靠选择性刺激手段组织起来的大型集团，其决策过程甚至更为迟缓。
众所周知，通过集体谈判来制定工资的过程是非常缓慢的。在临时性的劳动市场内，如季节性零工、顾问等等，基本上不可能有任何劳动组织存在，从而其工资的灵活性特别大。同样可以发现，制造业产品价格不如农产品价格的灵活性大，除非政府受院外活动集团的影响而实行对农产品价格的控制。后一现象曾受到若干注意考察实际情况的货币主义者以及凯恩斯主义者的重视。货币主义者的权威之一，菲利普·卡甘（Phillip
Cagan），曾对此现象作过明确而客观的总结：
“虽然制造业的价格有时会大起大落，例如 1920－1921及1929…1933年商业萧条时期那样，但它们一般都很稳定。更准确些说，公开取得的价格数据并不反映在市场上不景气时暗中给的折扣与虚报的价格，所以实际成交的价格无疑比公开引用的价格波动的大。这两种价格间的差别将在以后进一步讨论。然而，这种差别还没有大到足以否定我们所观察到的大部分价格对需求并不敏感的结论。”
F．M．谢勒尔（Scherer）与许多别的经济学家也列举了许多数据以显示农产品价格的波动远大于比较集中的制造业价格。
本书内的理论还预言：非熟练工人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工人失业率较高，这是与前面所列举对宏观经济理论的要求相符合的。正如第六条推论所述，分利集团一般倾向于争取到提高工资或价格的协议之后，故意让雇主或顾客决定此利益应当分配给那些具体的人，这样可减轻该集团在本身成员中分配集体行动所取得成果时的矛盾。当工资及薪金已被确定在高于市场结清价格的水平时，雇主将比在竞争性工资时选择和吸引更多有技术的合格工人，而生产效率低的工人可以发现，在这种高水平工资的条件下，雇佣他们对雇主是不利的。反之，如果水平低的工人能够自由地与雇主协商双方志愿的合同，则工资就能随劳动生产率高低变化，从而这些劳动生产率偏低但仍然有一定技术的工人就比较容易找到工作。受过较高级职业训练但其技术低于该职业中平均水平的工人，虽在该部门找不到工作，仍然可以在较低级的职业中找一个报酬稍低的工作；但毫无专长的非熟练工人就无法再向更低级的部门寻找待遇更低的岗位了。当然，其他一些因素也是很重要的。例如，某些拥有强大工会组织并享受高工资的建筑业与制造业工人，也会由于这些部门对景气循环特别敏感而引起就业的不稳定性。
（十）
第六条推论还可以解释在意外的通货膨胀或紧缩中价格与工资将如何受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而变化。卡特尔或院外活动集团固然希望追求它们认为最有利的价格，但由于第三章内所述的原因，它们宁愿取得比较长期有效的价格协议或安排。美国的集体谈判协议是说明这一问题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虽然是比较极端的）例子：这些协议的有效期一般均为三年。
现在假设发生了意外通货膨胀或紧缩情况。在意外通货膨胀的情况下，特殊利益集团原来确定的垄断价格与其他商品的价格相比就变得不那么有利了，但该集团无法在短期内改变相应的协议或立法。由于卡特尔或院外活动集团仅能依靠制订垄断价格获得超额利润，于是非预期的通货膨胀使该集团得到的相对价格低于它想达到的垄断价格。这时，卡特尔的价格比原来预期的价格变得比较接近市场结清价格了。因此，在存在特殊利益集团的经济中，意外的通货膨胀反而使卡特尔化或院外活动集团所造成的垄断损失以及非自愿失业减少。于是，在特殊利益集团影响很大的经济中，其经济效率在意外通货膨胀时期反而比以前更高。
反之，在意外的通货紧缩时期，由分利集团规定的价格或工资会暂时高于该集团原来预期的水平，甚至超出它所理想的水平。这就意味着由于垄断造成的损失更大，同时相对价格远高于市场结清价格，而且非自愿失业率也高得惊人。
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比过去好得多的理论，可以解释一般很熟悉的现象：即在大多数社会内，意外的通货膨胀意味着减少失业与增加实际产出，而意外的通货紧缩则意味着增加失业与减少实际产出。虽然在普通的一般均衡模型内（其中并未考虑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曾经证明过“货币是中性的”，即通货膨胀并不改变相对价格而且不影响实际产出，但现在可以看到这种结论为什么在现实世界上的多数社会中不能成立的道理。
如果通货膨胀率达到三位数水平（正如有几个国家内已发生的那样），而且未来的前景还难以预测，则特殊利益集团很自然地会致力于通过院外活动或谈判把产品价格或工资通货膨胀指数化。作者未曾研究过如此高的通货膨胀问题，但可以设想在远高出预期通货膨胀率或远低于预期通货紧缩率的情况下，物价指数的不准确性对于按不变价格计算的经济结果影响颇大。而且，甚至在最好的条件下，这类物价指数也是相当脱离实际的。严格说来，由于每一消费者所购买的商品种类与数量均不同，因此只有对每人都订出不同的物价指数，才能真正通过指数化措施抵消通货膨胀对他的影响。但特殊利益集团能否为其成员找出一个理想的物价指数并不重要，因为即使在统计数字最完备的国家中，总的物价指数误差也大得惊人。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所反映的通货膨胀率早已无人相信。这一指数中的某些误差是人为地造成的，如果没有院外活动集团为谋求自身利益而阻碍物价指数的核实，则这类误差比较容易修正。但另外一些误差则实际上无法消除。例如，无法衡量商品质量的变化；另一方面，涨价最多的商品销售量减少，从而它在消费品中的份额下降，而按原来的份额计算指数就会失之过高。这类问题在实践中如此难以解决，以致在本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之初，当美国实测的通货膨胀率已经非常明显时，一些有经验的经济学家还在认真地辩论美国究竟有没有发生通货膨胀！这样，只有在严重的通货膨胀已经持续了很久的情况下，非预期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所造成的影响才会在指数化政策中被忽略掉。
（十一）
现在，进一步考虑现实经济中存在着许多相互影响的不同的行业或部门。我们必须将上述理论推广到这种复杂情况中去，也就是说，要在普遍均衡的环境中应用这一理论。
为了在普遍均衡环境内理解上述理论，我们将引用罗伯特·克劳尔（Robert
Clower）的一个很重要但未受足够重视的观点。这种观点的实质可由前面图1中看出。我们在该处曾指出：除非双方互利的交易能将图内的三角形区域消除掉，否则总要损失一部分可得的利益。只有至少当最后一个劳动力出售时的价格相当于MRP与MC（需求与供应曲线）交点处的价格时，才能获得全部的利益。反之，如果没有达到那种价格，或由于某种原因有些互利的交易未能实现，则失业工人与雇主双方的收入均将减少。当我们讨论产品市场中的卡特尔行为时，显然可发现同样观点是成立的：除非接受正确的价格（至少最后一件商品应如此），否则就不可能实现所有的互利交易；而且，如互利的交易不能全部实现，则供需双方的收益均将减少。如果像克劳尔那样考虑一个完全达到普遍均衡的系统，就可以看出：除非在每一市场内均恰好采用正确的价格，否则就不能取得全部的交易利益。同样地，如果普遍均衡系统内没有形成一整套理想的价格体系，则整个经济的收益将受到损失。这种损失（即整个经济内未能全部实现对供需双方均有利的收益）意味着对总产出的需求低于采用正确价格体系时的数值，而且有可能低得多。这样，克劳尔求得一个基本上能反映此种经济内总产出整体波动的因子。
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克劳尔的上述重要观点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以后，非均衡理论家曾利用过这种观点，但其中有一些人被无法解释的市场不能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