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甘的发现的第二个重要特点就是：由于价格行为的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总需求的减少愈来愈多地反映为实际产出的减少。卡甘并未讨论这一点，但直接观察表明：在其他几个国家内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这种现象恰好是本书理论所预言必然发生的，而其他任何非进化论的与不考虑结构影响的宏观经济理论则无法加以解释。
（十六）
当我们由更长远的历史观点来考察上述问题时，可以发现：意外通货收缩或反膨胀所造成的失业与实际产出减少的严重程度与日俱增。虽然我们无法获得前几世纪的可靠数据来对当时宏观经济与货币情况作出确切的判断，但已有记载的定性证据以及零散的数据已足以使经济史学家就某些粗线条的历史经验取得一致意见。在凯恩斯或货币主义的经济理论中，却并未考虑这些经济史学家所熟知的重要历史经验。
可能在全部宏观经济历史中最令人注目的趋势就是：无论原因如何，在英国或美国这样的国家内总需求的下降对于实际产出水平的影响与日俱增。这一情况至少在18世纪已初见端倪。当时开始出现价格水平的大幅度（而且是不可预测的）波动，但这种波动无论在工业革命时期或19世纪的大部分时期内都没有引起大规模失业或实际产出水平的大幅度下降。上溯到较此更早的时期，经济活动还局限在狭小的地区之内，当时存在着如第五章所描述的种种贸易壁垒，因此很难说有什么统一的国家宏观经济的发展。但具体到重商主义经济时期，特别是英国已经变成了中央集权的国家，而且仅存在很少量的贸易障碍。这就意味着当时的英国很容易发生全国范围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而且历史上也确实发生过。当实现了这种管辖区的统一以及17世纪发生内战与政治上的动乱之后，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对于英国就业与实际产出的影响，即使有的话，也很小，甚至是短暂的。同样，美国由建国伊始就形成了全国统一的经济，它能够而且确实发生过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但这些现象对于就业与实际产出水平的影响同样很小。
虽然19世纪后半叶的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但由1812年拿破仑战争所引起的通货膨胀达到高峰，直到1896年价格水平降到最低点，这一段历史仍能说明以上论点。在这一时期内，英国的物价水平跌落了一半以上，而美国的下跌尤多。然而，就在这同一时期内，英国的工业革命继续在进行，美国经济也显著地增长与繁荣。简而言之，世界上从未有过的人均收入长期地稳定增长，但它正好发生在物价一直下跌的时期。在19世纪末，景气循环的最低潮年代中，失业增加了，但与20世纪相比，经济衰退阶段所引起实际产出水平的下降却不大。
当然，甚至在19世纪初期，就曾发生过多次“恐慌”及“危机”。当物价下跌时，借款者自然很难偿还债务，因为他们要支付比物价稳定时高得多的实际利率。正如19世纪美国的人民党运动所显示的那样，在物价较高时借钱的人肯定不喜欢通货紧缩。当物价下跌时，有些公司偿还不起它们的债务，于是它们可能陷入破产；特别是由于当时银行系统很不稳固（尤其在美国），这样就导致了银行的倒闭。这些恐慌及危机使人们丧失对前途的信心，于是引起了失业与实际产出的某种下降。但与本世纪30年代的经验相比，或者按同等的物价暴跌对今日经济可能发生的影响相比，当时这种失业与产出水平下降的幅度相对甚小，而且为期颇为短暂。
表7．1 1839－1843年与1929－1933年的比较（按百分比计）
—————————————————————————
1839－1843 1929一1933
货币存量变化 －34 －27
价格变化 －42 －32
银行数目变化 －23 －42
实际总投资额变化 －23 －91
实际消费额变化 ＋21 －19
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变化 ＋15 －30
——————————————————————————
注：1839－1843年的变化量是最高峰数字与最低谷数字的比较，但各项的统计日期稍有不同。货币与银行的数据系由1838年末到1842年末；而价格变化的数据则取1839全年与1843全年平均值；国民生产总值等则取1839统计年度（1839年5月底止）及1843年统计年度的值。
来源：1839－1843年度取自表3。2，3。3，5。2［彼得·特明：《杰克逊的民主》（纽约W．W．Norton出版，1969，1975）」；加里曼，私人通讯；《美国历史统计》，第624页，1929－1933；上引书，第116、143、624、646页。
将两次大战之间大萧条的数据与美国过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通货紧缩相比较，可以最有力地说明这一点。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安娜·施瓦茨（Anna
Schwartz）声称：“要找到美国历史上能与1929－1933年货币崩溃相比较的事件，必须上溯到几乎一个世纪之前，即1839－1843年的通货紧缩”。事实上，正如经济史学家彼得·特明（Peter
Temin）所述，1839－1843年的货币供应紧缩比1929－1933年更为严重，价格水平大幅度下跌：1929－1933年为－31％，而1839－1843年为－42％。但按实际消费的减少计算，1929－1933年减少19％，而1839－1843年反而增加21％。尤其令人吃惊的是，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在1929－1933年减少了30％，而在1839－1843年却增长了16％。（见表7．1，此表由特明的《杰克逊的民主》一书转录。）正如特明在他的另一部著作中很恰当地指出的那样，美国在由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中所发生的失业规模与各种资源的闲置程度都是史无前例的：
“由1929年开始的经济收缩是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历史学家曾用19世纪40年代的收缩与本世纪30年代相比较，其结果恰好足以说明后一时期的严重程度。在19世纪的大衰退中，曾经在不同程度上发生过银行倒闭、通货紧缩以及企业破产。但却没有发生像本世纪30年代那样的经济资源不充分利用——即劳工失业及其他资源闲置。
“在本世纪30年代初期，美国的商品与服务的价值跌落了几乎一半。在进行价格修正之后，实际生产量下降了大约三分之一。失业人数达到劳动力的四分之一。投资活动几乎完全停止。这是经济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大崩溃。”
19世纪与20世纪的这种宏观经济行为性质上的差异，甚至可以在日常用语中发现。虽然有些作家酷爱标新立异，可是像“失业”这样时髦的词汇却一直到19世纪末才见诸文字。《牛津英语词典》中说明：“失业”一词在1895年以后才开始通用，但E．P．汤普森（Thompson）指出该词早在1820到183O年间已偶见于欧文主义与激进主义的著作之中。早期考察失业问题的专家喜欢采取较为婉转的用语如“待业”或“非自愿赋闲”。德文中“失业”（arbeit．slosigkeit）一词在1890年前很少见到使用。法语“失业”（chomage）一词虽在中世纪就出现，但该词另有“休息”之意，如在某日或假日无事休息可称为“un
jour de chome”。如果在19世纪初的物价下跌曾经引起大量失业或生产资料的闲置，那么至少在所有这类国家内的日常用语中肯定会普遍出现“失业”这个重要的词汇，更不用说由于它是生活悲剧的根源，肯定会引起作家们加油添醋地描写了。
导致生产资源闲置与实际产出下降的总需求减少的程度，应与总需求波动的幅度相区别。正如卡甘所指出：部分地由于经济学家及政府已经掌握了使经济稳定的经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年份里，从历史的标准看，各国的经济是相当稳定的。但由我们引证的事实表明，由于价格的刚性随时间而不断增加，即使在稳定的经济中，由于总需求的某种减少，也会引起更多的失业与产出水平的下降。
正如正统的宏观经济理论无法解释前述各国相互比较的事实一样，它们也不能解释上述历史事实。对于意外的通货紧缩与反通货膨胀发生时，为何有些社会在某些时期遭受最严重的失业与产出损失的问题，这些理论却不置一词。它们强调其理论的普遍性，结果给人以这种印象：好像在所有货币化经济中，执行错误的财政或货币政策的后果都应当一样。与此相反，本书的理论则解释了我们所观察到的各国之间的差异，以及在稳定的社会中那些随时间逐渐变化的现象。
（十七）
本书中的理论同样适用于分析凯恩斯本人在发展其光辉理论所处的时代与国家，适用于研究世界上变为正统主义的地区，也适用于解释大衰退的实质。凯恩斯是在本世纪20到30年代的英国作出他的精辟论断的。他所描写的社会是当时特殊利益集团与组织发展得最多的社会。在第一次大战之后，英国经济所面临的出口及其他商品需求结构与战前相比已发生很大变化，而英国工业原有的有利地位也发生了改变。因此，英国需要有一种新的相对工资与价格体系，而且要在相当程度上重新分配其资源。然而，在当时的英国，价格与工资缺乏弹性，而且存在着阻止资源自由进入各部门的种种障碍，因此其资源的重新分配进展迟缓：结果有大量的资源闲置无用。由于邱吉尔在20年代中不适当地将英镑升值，在一段时间内这一矛盾更加激化。然而，如果当时工资与价格相应地下跌到足够的程度，英国的各种资源仍然有可能充分利用起来。但英国的各种制度结构早已发展到僵化的程度，相应的工资与价格不可能在短期内跌落，有些甚至在一段时期之后仍不下降。当然，在足够长时间之后，这种工资与价格终久会调整的，但正如凯恩斯所指出那样，到那时英国人口的一大部分早已饿死了。因此，凯恩斯的名著《通论》确实是天才的和富于启发性的，但绝不是真正“通用”的理论。如果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也像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那样把所有的特殊利益集团清除得干干净净，那么凯恩斯大概不会写出他那本巨著了。
在凯恩斯构思其《通论》及《货币论》的时期，英国所面临的问题与其他国家所遇到的各种困难，被第一次大战后世界经济中的一股国家主义及辖区分立化的逆流所加剧了。庞大的奥匈帝国被凡尔赛条约分割为许多小国。这些新建立的国家在经济上很自然是国家主义与保护主义的。苏联与外部世界几乎断绝了贸易。保护主义在其他地区也十分盛行：甚至英国和大英帝国成员之间也放弃了自由贸易政策。尤有甚者，一系列的失当行为，如欧洲协约国对战败国索取巨额赔款，美国对其战时盟国提出不切实际的还债要求，以及许多国家在对外贸易中对邻国拼命榨取和采取愚蠢的汇率政策等等，更加把世界经济搅得一团糟。在世界经济中由此而引起的贸易上有形与无形的损失确实大得惊人。根据本书前述逻辑，这种损失使各国对实际产出的需求普遍下降，特别是出口的需求急剧减少。
如果当时强大而繁荣的美国采取了正确的政策，本来有可能从这场国际困境中脱身而避免一场灾难。但美国恰恰反其道而行之。除了别的错误之外，美国参加了限制主义与保护主义的大合唱；它突然对移民数量施行前所未有的限制，而且通过了福德尼…
麦孔勃尔（Fordney－Maber）和其后更高的斯莫特…霍利（Smoot－Hawley）关税法。从当时情况看，制订这些政策并不合理。譬如说，虽然美国工会赞赏并参与了限制移民的立法，但应当看到，从现代的美国标准看，当时参加工会的工人比例还非常之低。虽然有些雇主们为了避免本厂工人加入工会而宁可采用工会制订的工资标准，而且工会集中在几个最惹人注目与最重要的工业部门，从而其影响范围远远超过其会员人数所占比例；但在本世纪20年代中，工会会员人数却在减少。
正如前面第三条推论所述：小型集团可能最先组织成功，而且由企业组成的小型集团似乎是许多问题的策源地。正如莱斯特·V．钱德勒（Lester
V．Chandler）很是恰当地描述那样：“20世纪20年代产生了贸易协会运动。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