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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钦宗为了平息姚平仲劫营一事，以罢免李纲来向金军谢罪。不料此举让宋朝军民大为愤慨。太学生陈东上书，请求宋钦宗罢免宰相李邦彦，重新起用李纲，将城外军事交陕西老将种师道负责。一石激起千层浪，开封城中军民几万人赶来声援，宋钦宗惧怕众叛亲离，在无可奈何中只好宣布再用李纲，又让种师道出来相见，才算平息了风波。
宋钦宗送肃王赵枢去金营做人质，换回了康王赵构和张邦昌。此时金人忌惮李纲的起复，又顾虑劳军远征，而宋军援兵正向东京集结，于是在宋钦宗答应割地、赔款等要求后，撤兵北归。肃王赵枢却没有被放还而是被掳北去，当了赵构的替死鬼。
金兵撤走后，宋钦宗以为天下从此太平，本已经南逃的宋徽宗也回到了东京，重新过起了花天酒地的日子。可惜好景不长，不久金军再次大举南侵，宋朝廷则完全被投降派把持，导致了开封城破、徽钦二帝被俘。金军将东京洗劫一空后，心满意足，开始准备退军。
金人因劳师远攻，不敢久留，加上力量有限，便打算扶持一个傀儡政权，为防止宋朝东山再起，命令“推异姓堪为人主者，从军前备礼册命”。张邦昌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东京留守王时雍召集群臣，以张邦昌姓名入议状，太常寺主簿张浚、开封士曹赵鼎、司门员外郎胡寅不肯签名，逃入太学。御史马伸、吴给联合御史中丞秦桧向金人要求继立赵氏后嗣为君。秦桧更是义愤填膺地当众揭发张邦昌罪行，认为不当立其为君主。金人由此大怒，将秦桧抓到金营关押。
这是历史上非常富有戏剧性的一幕，一个慷慨激昂的忠君爱国者，怒斥了一个卖国求荣的大汉奸。在当时人看来，秦桧是个英雄，在危难时刻敢于挺身而出。因为本来秦桧可以安然无事，但正因为他站出来一骂张邦昌，之后便与徽钦二帝一道被掳北上，开始颠沛流离的屈辱生涯。
然而，后来的事实却证明，所谓的忠君爱国者秦桧才是真正的大汉奸。
靖康二年（1127）三月初一，张邦昌入城。听说此人将是未来的中原皇帝，开封士庶军民上万人争相挤到城门口观望。张邦昌心知肚明，知道这些人十之八九都恨他入骨。千百年来，恐怕没有一个人如张邦昌这般，对将要到手的皇位恐惧得不知所措。
入城后，张邦昌没有敢直接入主大内，而是先去了尚书省。宋朝三省中，门下、尚书均在皇宫外办公，只有中书在皇宫内，称政事堂。由此可见，张邦昌并不情愿当这个皇帝。然而，金人却威胁说，如果到三月初七张邦昌还不当皇帝，或者是开封城中的官吏军民不拥戴他做皇帝，那么就先杀光大臣，再血洗开封。事关切身利益，百官纷纷来劝说张邦昌早日即位。
此时的张邦昌，当然是处在绝难的境地。要摆脱掉烦恼，只有自杀一条路可走。这是他最理想的结局，这一点，同时代的李纲已经指出来了。据说，张邦昌曾经打算自杀，但有人劝阻他说：“相公前日不死在城外，而今死在这里，是想涂炭一城的生灵吗？”张邦昌生性软弱，终究没有自杀的勇气，如此，背上“汉奸”的千古骂名势不可免。
三月初七，金人正式册立张邦昌为帝，国号大楚。张邦昌深知百官劝进是出于无奈，并非自己深得人心，他不过是金人手中的傀儡皇帝，所以自尚书省上马，他就开始恸哭，至阙庭又恸哭，及幕次更帝服，少顷，北面再拜谢恩。金使跪进册命国玺，再拜谢。张邦昌受封即位时，阖门宣赞舍人吴革召集数百人起事，失败后被杀。
登基当日，张邦昌升文德殿，他不敢坐皇帝专用的御床，而是在御床西摆了个位子，在那里坐着接受群臣朝贺。张邦昌还特意让阁门传令百官，千万不要对他下拜。但东京留守王时雍为了讨好张邦昌，领先下拜，吴幵、莫俦、范琼等紧随其后。张邦昌吓得连忙拱手起立。
当日天色十分惨淡，乌云蔽日，阴风四起。除了王时雍、吴幵、莫俦、范琼等少数人欢欣鼓舞、得意洋洋地簇拥在张邦昌左右外，大多数大臣想到家国破碎，从此要屈节异姓，各个容颜沮丧，毫无喜庆之色。张邦昌虽然当上了皇帝，见群情沮丧，心中着实不安。
张邦昌即位后，以王时雍为权知枢密院事、领尚书省，吴幵权同知枢密院事，莫俦权佥书枢密院事，吕好问为权领门下省，徐秉哲为权领中书省。并下令百官：“多日以来朝廷常有变故，大臣有司尽失其职，从今以后由御史台监督，大家要各遵法度、各司其职。”他声称自己不称“朕”，见百官时仍然自称为“予”；传谕称“宣旨”、手诏称“手书”；执政、侍从可以坐议国事，言可称其名；平时不穿皇帝的龙袍，除非听到金人要来，才急忙换上，饮食起居均不用天子礼。王时雍每向张邦昌奏事，都要说“臣启陛下”，张邦昌总是提醒王时雍不可称“陛下”，而要称“相公”。
当时，金人催交银两，开封府以现有户口为准各家摊派，限日缴纳，无奈京中百姓连遭战火，既使倾家荡产也无法凑足那个天文数字。张邦昌给金人修书恳求免催银帛：“仰仗贵国的大恩，不敢忘怀，然而即使献出生命，也不足报答。城中的百姓因围城日久已困敝不堪，饥饿而死的不计其数，某虽愿抚养却无资钱以厚其生，欲赈给相救却无食粮以续其命。贵国催促日急，有不胜其力自寻死路的比比皆是。希望能体恤恳迫之情，免括金银。”金人搜刮抢掠已得到不少实惠，也知道这块瘦肉上已榨不出多少油水，就顺水推舟卖他一个人情，答应免括金银。
金人扶持了张邦昌的傀儡政权后，就北还回朝。临行，张邦昌前去送行，他特意脱下皇帝的龙袍，身着赭红色袍，张红盖。这一切仪仗，均非皇家礼仪。由此可见，张邦昌心有所惧。但由于张邦昌原为宋臣，观看的士庶军民均认为他靠降金发家，无不对他咬牙切齿，憎恨有加。
金人走后，张邦昌正式坐上了文德殿的金銮宝座，开始调度百官、安抚百姓、与金人交涉。他不在正殿办公，不举行朝廷例会，不出来接见大臣，禁宫中所有门户都加以锁封，封条上题写“邦昌谨封”，可谓行规步距，小心谨慎之至。
金人临走时问张邦昌是否要用留兵保护，张邦昌生怕金人一走，自己会变成千夫所指，所以希望金人能留军队驻守。可宰相吕好问却拒绝说：“恐怕北方的兵卒不习南方的水土，不会安心驻扎。”金人又试探；“只留一贝勒怎么样？”吕好问又托词贝勒是金人，不敢留住，恐担不起责任。金人只好全军北撤。
张邦昌知道金人一旦北归，自己便大势已去，很是恼火，因此而责怪吕好问。吕好问回答说；“相公对天下人说，忍辱负重屈节金人蹑位登基，事出无奈，而今金人既去，相公应徐图后举。相公请三思，过去大臣劝进，人心所向都是慑于金人的暴虐。现在金人已去，相公如何能威风依旧。如今康王是皇室后裔，领兵居外，众所归心，为什么相公您不拥戴康王？为今之计，应迎归元祐皇后，并请康王正位，庶获保全。”监察御史马伸也请求奉迎康王赵构为帝。
这里要提一句，此时在张邦昌的傀儡朝廷中，宋臣大致可分两派，一派是真正的投降派，如王时雍之流，想通过拥立张邦昌取得富贵；另一派是假意的投降派，是假汉奸，以吕好问为代表，想通过立张邦昌来促使金军退兵。最典型的佐证便是，吕好问行文均称“靖康二年”，根本就不提张邦昌的“大楚”年号。
即使是真正的投降派，也对张邦昌无信心，因为宋朝在南方还有大量军队，正向东京集结。张邦昌权衡利弊下，决定听从吕好问的建议。但另一宰相王时雍为了自身利益，坚决反对说：“而今已是骑虎难下，相公应深思熟虑、方作定择，以免来日后悔莫及。”宰相徐秉哲也赞同王时雍的意见。
此时，各路“勤王”兵马纷纷开往开封，公然声称要讨伐张邦昌。张邦昌不愿意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没有听从王时雍之流的建议，立即派人迎宋哲宗废后孟氏（元祐皇后）为宋太后，入御延福宫。又派蒋师愈带信去见康王赵构，自陈说：“邦昌勉循金人拥戴，是想权宜一时以救国难，绝无其他企图！邦昌得知二帝蒙尘，哀号欲绝，以身投地欲殉家国，绝而复醒，金人却不肯收回成命，实在是口舌难争，邦昌又以首触柱速求一死，无奈金人昼夜监守，求死不能……忽然城中百官联名劝进，推邦昌为主以求自免。倘使邦昌手中有甲兵，一定与大金抗争到底！邦昌本不想忍辱偷生，只为百官劝谓：势已至此，虽死不能使二帝回迁，只有从权金人，才可保全宗室社稷，以谋后留。若坚持一节而死，一定连累二帝，怎么称得上是忠臣呢？本来邦昌身为宇辅，世代承恩，主上蒙辱而不能死节，还有何面目见天下黎民！然而念及复兴之计，实在不忍心一死而置家国不顾！”他在这封书信中一再强调说，当时他如果不称帝，金兵就要屠城，以此来为自己辩护。
随后，张邦昌派使官奉车驾、衣物以及其他御用之物去南京进献给康王赵构，又请元祐皇后孟氏垂帘听政，自己以太宰的身份退处资善堂。至此，张邦昌的大楚政权正式结束，前后共历三十三天。
元祐皇后孟氏随即以宋太后的名义发布诏书，命康王赵构即位。张邦昌自己不久也赶到南京（今河南商丘），拜见康王赵构。他匍匐在赵构面前，伏地恸哭，自谓“所以勉循金人推戴者，欲权宜一时以纾国难也，敢有他乎”，请求赵构赐其死罪。赵构好言相慰，答应免他死罪。
靖康二年（1127年）五月初一，康王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登基称帝，是为宋高宗，改年号建炎，史称“南宋”。之后，宋高宗封张邦昌为太保、奉国军节度使、同安郡王，五日一赴都堂参决大事、不久又擢为太傅，位跻三公。
宋高宗之所以不处罚张邦昌，一是因为二人当初同在金营为人质，有过共患难的经历；二是宋高宗本人的政治主张跟张邦昌并无区别，都是力主投降的主儿，这也是为什么宋高宗后来会重用另一投降派秦桧的根本原因。据一些野史记载说，张邦昌能避免被新皇帝追究责任，还因为他暗中使了美人计，将自己美丽动人的义女献给了宋高宗。“狐媚偏能惑主”，张邦昌有国丈之尊，宋高宗自然不能如何了。
本来，张邦昌就此平安无事了，如果不出意外，应该还能得到更大的重用。然而，主战派李纲拜相后，首先以“十议”上奏，其中二议为“僭逆”和“伪命”，坚决要求宋高宗处罚叛臣，张邦昌自然是首当其冲。
张邦昌奴颜婢膝、失节奉敌的丑行本来就不为朝野所容，李纲开了头后，检举他罪行的奏章顿时如雪片般飞到宋高宗的案头。甚至有人告发，说张邦昌在皇宫禁内有玷污宫人行为。根据《宋史？？张邦昌传》记载：“初，邦昌僭居内庭，华国靖恭夫人李氏数以果实奉邦昌，邦昌亦厚答之。一夕，邦昌被酒，李氏拥之曰：‘大家，事已至此，尚何言？’因以赭色半臂加邦昌身，掖入福宁殿，夜饰养女陈氏以进。及邦昌还东府，李氏私送之，语斥乘舆。”宋高宗在舆论的巨大压力下，不得不下诏说：“邦昌敢居宫禁，奸私宫人，可以见其情状。”
建炎元年六月（1127年），张邦昌坐僭责降昭化军节度副使，安置在潭州（今湖南长沙），而丑闻中的李氏也被“杖脊配车营务”。其他汉奸如王时雍、徐秉哲、吴幵、莫俦、李擢、孙觌等，分别安置高州（今广东高州东北）、梅州（今广东梅县）、永州（今湖南零陵）、全州（今广西全州）、柳州（今广西柳州）、归州（今湖北秭归）。
然而，几个月后，金国竟然以傀儡张邦昌被废为借口，出兵侵宋，攻取两河州郡。在朝野上下的强烈要求下，宋高宗不得不再次牺牲张邦昌，于同年九月下诏将张邦昌赐死，派殿中侍御史马伸前来执行。据说，张邦昌接到诏书后，还“徘徊退避，不忍自尽”，执行官严令迫之，张邦昌不得已，才登上潭州城内天宁寺的平楚楼，仰天长叹数声，自缢而亡。王时雍也被诛杀。
张邦昌亏的是个人名节，但却没有做什么大奸大恶之事，与后来的秦桧相比，他实在是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汉奸。而真正的大汉奸秦桧，此时还被拘禁在金国，直到绍兴元年（1131年），他从金国归来，在声名赫赫中拜相，才再一次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