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罗奔及其亲属事先逃走。十二月，清军直进噶尔崖，用大炮轰击。索诺木之母及姑、姐、妹等与部众二千余人出降。一七七六年（乾隆四十一年）正月，索诺木与其祖莎罗奔等被迫出降。四月，阿桂押解索诺木、莎罗奔等及僧格桑尸首，回京献于朝廷。乾隆帝亲审俘囚，将索诺木等以碟刑处死，并悬僧格桑首示众。
乾隆帝再次镇压大小金川之战，仍由当地土司间的相互攻掠而引起。战争先后延续五年之久，调动兵士数万人，损失温福等将官多人，耗费军带银至七千万两（与准部、回部作战，耗银三千万余两）。清廷付出的兵力、财力是巨大的。清军连年扫荡各寨堡，大小金川部落流散，人民遭到惨重的伤亡。战争之后，部落统治不能继续，清廷实行所谓“改上归流”，在大金川设阿尔古厅，小金川设美诺厅，依内地制度，设官统治。
（二）侵缅战争的失败
缅甸原与明朝为邻。清顺治时，李定国转战滇缅边境抗清，南明桂王（永历帝）逃入缅甸。一六六一年（顺治十八年），清军攻入缅甸境内，追索桂王。缅甸国王莽白将桂王献给清军。吴三桂在昆明杀桂王。吴三桂据守云南，随后又掀起所谓“三藩之乱”。在此期间，缅甸与清廷不曾有更多的联系。直到一七五六年（乾隆二十一年），由于云南茂隆银场商人吴尚贤的联络，曾有缅甸使者来北京贡献商品。
缅甸在莽白后王的统治时期，各地的小邦相继叛离。下缅甸的孟族攻占了国都阿瓦。上缅甸木疏村首领雍籍牙联合各村寨，击败孟族，于一七五三年攻占了阿瓦。雍籍牙进而南下追击，于次年攻占大光（今仰光）。一七五六年，攻下孟族都城白古，从而占领了整个下缅甸。但是，上缅甸北部的木邦和桂家人都并不服从雍籍牙的统治。桂家是随从桂王入缅的云贵军兵和家属。他们在缅甸各地掳掠为生，后被安置在者梗（实阶）地区。桂王被杀后，仍留居缅甸，被称为桂家，即桂族。一七六四年，桂家首领宫里雁（一作古利宴）被雍籍牙兵打败，逃入云南界内，被云贵总督吴达善诱骗处死。木邦首领也兵败逃亡。官里雁妻囊占喉使缅甸孟良（今景栋）首领攻打车里，清兵屡次战败。雍籍牙军也进入云南境内，追索木邦首领。乾隆帝调吴达善为湖广总督，另命刘藻代为总督。一七六六年（乾隆三十一年）正月，以刘藻无功，调为湖广总督。又降为湖北巡抚，褫职，留滇效力。刘藻畏罪自杀。大学士、陕甘总督杨应瑶调任为云贵总督，领绿营兵进剿。
杨应琚二月至军，恢复车里，进占孟艮等地，遣人至缅甸北境各部招降。杨应瑶见进军顺利，企图侥幸邀功，亲自带兵三千移驻永昌，向缅甸发布檄文，虚称领兵五十万，大炮千门大举进讨。杨部腾越副将赵宏榜领兵五百出铁壁关，乘隙占领缅甸边境的互市地新街。缅军大举反攻，赵宏榜退回铁壁关，缅军入境追击。九月，杨应据至永昌，木邦等地也又被雍籍牙军占领。杨应琚见势不利，十一月急向乾隆帝奏报各部首领已相继被招降。奏胜不奏败。又奏原有心神惊悸风痰流注之疾，“今因自省前赴永昌，旧疾复作”，“仰恳简员来滇接买”。（《高宗实录》卷七七二）乾隆帝命两广总督杨廷璋前往永昌接办，传谕“若该督至永昌而杨应琚已痊愈能办事，则该督即行回粤。”（同上）并遣侍卫福灵安带领御医赴滇。十二月，杨应瑶命云南提督李时升调乓一万四千，总兵乌尔登额率领攻取木邦，总兵朱崙出铁壁关取新街。缅甸军绕道入云南境，围攻永昌。朱崙由铜壁关退军。缅军乘间攻云南猛卯城，不胜。乌尔登额不来策应。缅军退走。一七六七年（乾隆三十二年）正月，两广总督杨廷漳至云南，见局势混乱，奏称杨应琚已病愈办事，随即返回广东。杨应琚谎报得胜，奏称“若欲直捣巢穴，恐旷日持久，得不偿失”，“似即可宥其前愆，酌与自新之路。”（《高宗实录》卷七七六）乾隆帝览奏，怀疑“所报剿杀克捷之处，俱未尽可信”，命福灵安“就近驰往军前，详悉体察。”（同上）福灵安查实奏报赵宏榜、朱崙失地退军等情。三月，乾隆帝将赵宏榜、朱崙、李时升、乌尔登额等逮治处死。斥责杨应琚“前后所奏，种种乖谬”，“执迷不悟”，“病债无能”，命其罢任回京，随即赐死（勒令自尽）。乾隆帝在谕中说：“且我国家正当全盛之时，准夷、回部悉皆底定，何有此区区缅甸而不加翦灭乎？”（《高宗实录》卷七八○）调任伊犁将军明瑞为云贵总督，接办军务，再次发动对缅甸的战争。
三月间，明瑞到永昌，陆续调集满兵三千人、云贵和四川绿旗兵二万余人，于九月间分兵两路进攻。明瑞统率清军主力，出宛顶，经木邦，向缅甸首都阿瓦（今曼德勒附近）进军；命参赞大臣额尔登额率兵趋蛮莫（今八莫），沿伊洛瓦底江而下，在阿瓦会师。额尔登额在老官屯顿兵坚城之下，贻误战机。十二月，明瑞军攻破蛮结，屡遭缅军袭击，供应困难，却向朝廷报捷。次年正月，乾隆帝封授明瑞一等诚嘉义勇公，赏给黄带子。明瑞军转向勐笼就食，以待额尔登额军。缅军跟踪追击，明瑞率领清军取道大山土司、木邦土司回师，在木邦被缅军围困。额尔登额拥兵不救。云南巡抚鄂宁奏闻，乾隆帝命将额尔登额押解来京，并传渝明瑞突围退兵。明瑞在蛮化设伏击败缅甸军，间道出波竜铜厂，急向云南境内撤退。缅甸军不断增援，二月初十日在小勐育结集四、五万人，包围清军。明瑞命诸将在夜间带兵突围，自领亲兵数百名断后。两军激战，清领队大臣扎拉丰阿阵亡，领队大臣观音保自刎，明瑞身负重伤，在军中自缢死。清军损失惨重。
乾隆帝任命大学士傅恒为经略，阿桂、阿里衰为副将军，增调索伦、吉林兵四千人，健锐、火器营兵一千人，荆州、成都驻防八旗兵五千人，以及各省绿旗兵数万人去云南，又在云南赶造船只枪炮，准备再次进军。一七六九年（乾隆三十四年），清军分三路进兵：傅恒率主力部队渡戞鸠江（又名槟榔江，即大盈江）西行，经孟拱、孟养土司地方，由陆路攻阿瓦；阿桂率兵万人出虎踞关，进取孟密，到阿瓦会师；提督哈国兴率兵三千及湖广造船工匠，出铜壁关，在蛮莫造船，编成水师，作为策应。十月，清军合为一路，在依洛瓦底江口打败缅军主力，进而攻打老官屯。缅军防守严密，清军用炮击，用火攻，埋火药轰，都不能攻破。
十一月，阿里衰死于军中。傅恒患病，退居铜壁关。奏报老官屯久不下，本年瘴疠过甚，领队大臣也多患病。乾隆帝得报，谕令傅恒撤兵。傅恒派提督哈国兴去缅甸军营，与缅甸将领眇旺模议和。商定：缅匈交还侵占的云南土司地，双方交还俘虏。十二月，清军焚毁舟船大炮，退出缅甸。傅恒奉旨回京，不久病死。
清廷自一七六五年（乾隆三十年）发动对缅战争，前后将近五年。调兵数万人，损失总督以下将领多人，耗费饷银一千三百万两。此次战争原来只是由于边界土司的纠纷而引起，乾隆帝以所谓“张国威”为名，连年兴兵。清军两度侵入缅甸， 最后仍不得不撤回，实际上是以失败而告终。此后，两国之间不再有战事。英国殖民势力日益侵入缅甸。一七八八年（乾隆五十三年），缅甸国王孟云（雍籍牙子）遣使与清朝通商，并交还俘虏杨重英（杨应琚子）。一七九○年（乾隆五十五年），遣使为乾隆帝祝寿。乾隆帝敕封他为缅甸国王，每十年入贡一次。
（三）巡游的继续与皇家园囿的修建
自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以来的三十年间，乾隆帝在频繁发动战争，消耗国力的同时，仍然连年去各地巡游，玩赏山水，并在京师和承德等地不断扩建国体，以供帝后游赏消闲。朝廷有限的财赋，日益虚溃。
一、巡游的继续
乾隆帝在连年的战争中，从未亲临战场，却依然每年去各地游玩。其中耗费最大的，是几次“南巡”。
乾隆帝自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奉皇太后去江南巡游，耽乐于苏杭山水。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一七六二年（乾隆二十六年）、一七六五年（乾隆三十年），又连续三次奉皇太后南巡。所谓南巡，只是在苏州、杭州和江宁府一带留连观赏，并未远涉南方的广大地区。一七七七年（乾隆四十二年）正月，孝圣皇太后崩。一六八○年（乾隆四十五年），乾隆帝年届七十，又举行第五次南巡。一七八四年（乾隆四十九年），最后一次即第六次南巡。为观赏江南春色，孝圣后与乾隆帝的每次南巡，大都于正月间自京师出发，四、五月间返回。南巡之年，前后约有五个月的时间在外地游玩，兼理公务。
帝后南巡途中，曾视察高家堰堤工和海宁石塘的改筑，并曾在江宁阅兵，但这些都只是便道举行，并没有什么重要的意义。主要目的还在于游赏春景。沿途官商接驾，布置繁盛即得到奖掖，接驾不周，便受到惩处。各地争奇斗巧，以博取帝后的欢心。巡游的规模和耗费越来越大。沿途所经之地，一处供设即耗银二、三十万两，超过康熙帝南巡时的十倍。苏州、杭州、江宁和扬州等地是游赏的胜地，陈设更为侈靡。帝后所到之处，必先铺修道路，码头铺棕毯，御道用文砖，水路特制龙舟，彩绘雕镂，陆路两旁结彩棚，搭戏台，布列花石，陈设文玩。帝后所居的行营营帐，备设各种豪侈的家具用品。游览的寺观，也即为修饰，以供瞻仰。沿途官民商贾还要供献各种珍宝、器物、文玩、字画等等，不一而足。乾隆帝有《驻晔姑苏》诗云：“牙樯春日驻姑苏，为问民风岂自娱？艳歌新舞翻觉闹，老扶幼挚喜相趋。周谘岁计云秋有，旋察官方通弊无。入耳信疑还各半，可诚万众庆恬愉。”（《南巡盛典》卷八）乾隆帝幼居深宫，南巡经行各地，得与官民接触，自可略知世情。但六次南巡，均在苏杭山水之间，“为问民风”显然不足以为“自娱”作辩解。他所体察的民情，也只是“有秋无弊”一类的谀词。乾隆帝为粉饰的升平而陶醉，而自炫，直到晚年退位后才多少有所醒悟，说他在位六十年，“惟六次南巡，劳民伤财，作无益，害有益。”（《清史稿·吴熊光传》）为“南巡”作出了恰当的评语。
江南赋税是清朝廷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乾隆帝先后六次南巡，都不得不减免江浙以及经行的山东等地的赋税，以至逋赋。这种减免使朝廷的收入大为减少，江南百姓的负担却并未因而减轻。相反，每次南巡都使沿途人民增加了繁重的劳役和各种额外加派的负担。各地铺治道路、搬运花石、修建行宫殿字以及一切供设，均征用大批民夫眼役。朝廷使臣报道说：“治道则编茅筛土、转硝磨坚，数百里内工夫裹粮赴役，最为民弊。”又说，南巡时“供亿浩繁，州县调弊，农民举未息肩，商船或不通津。虽值丰登，无异歉荒。”（朝鲜《李朝正宗实录》一）朝鲜使臣的客观报道，比起那些为迎合乾隆帝夸耀的心理而极力讴歌“盛典”的记述，当更为接近实际。南巡中的大量耗费，均由地方官员承办。各级官府又向民间征索。乾隆帝初次南巡，已要各地盐商供给需费。此后五次南巡，也多取自盐商。盐商不足，又向其他商人富户征取。正赋以外，于是又添出多种名目的“加派”（参见下节）。加之官吏从中侵渔中泡，以迎驾为名多方敲榨勒索。巨大的耗费，最后都还是落到了广大民众的肩上。六次南巡，为江南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多方面的损害。
南巡而外，乾隆帝还曾先后五次游幸五台山，四次东巡谒陵。至于热河避暑、木兰行围，更是每年的常例。乾隆帝在位之年，几乎每年都有数月时间在外游幸，可称为历史上最能游乐的皇帝。隋炀帝以游乐而致亡国，乾隆帝在连年欢庆“盛典”的一片颂声中，使清朝的国力日益虚耗了。
二、皇家园囿的修建
乾隆帝几次南巡，对江南的楼阁园林，爱羡不止。经行之处，赋诗刻石，以志其盛。巡游不足，又在避暑山庄和京城内外，广建园囿。南巡时所见苏杭等地的楼台景物，依样重建于园中，以便及时游赏。乾隆帝有诗云：“因教规写阊城趣，为便寻常御苑临。”自乾隆帝初次南巡以来，京城内外园圃的修建，连年不断。其规模之大与持续时间之久，为历史上所罕见。乾隆帝是历史上最善游乐的皇帝，也是修建园圃最多最频的一位皇帝。把江南景观移建于北方，自然有助于园林建筑艺术的交流，但也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