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万州“局长”打挑夫引发万人群体事件，就有“仇官”心理的作用。
2004年6月18日下午1时许，「棒棒」（挑夫）余继奎途经太白路中段时，肩上的扁担撞上了后行的胡权宗的妻子曾庆容。曾庆容打了余继奎一耳光，胡权宗将余继奎的扁担夺过来，朝他的脚上连续击打。由于胡自称自己是局长（实际他是万州昊盛房地产水果批发市场的普通职工），出了什么事花钱可以摆平。胡的举动引起了周围群众的公愤，并由此造成数百名人围观和指责，致使交通堵塞。
不久后，当地警方接报到场，但警员问了“局长”夫妇几句话后，就强行驱散周围的民众，并将“局长”夫妇送上警车。围观群众以为警方保护了“局长”，更加愤怒，大批人聚集在太白路，堵塞交通，要求政府对此事作出回应。
接着包围了区政府大楼，“交出凶手”、“严惩凶手”的叫声此起彼落。官员和警方则组成人墙，防止人群冲入，双方一度冲突。万州区委副书记、区长吴政隆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启动突发事件处置预案。公安局亦马上抽调大批警员，保护党政机关及商场、银行等重要场所。傍晚，万州区常务副区长李世奎发表电视讲话，承诺当局一定查明真相、严惩肇事者，劝导群众离去。此时，示威者已开始推倒警车，并纵火焚烧，用砖头瓦块砸政府建筑。官员和警察开始时在上级再三指示下，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群众愤怒稍事平息，当局开始强制清场，上千防暴警察全副武装，强行驱散大楼前和广场上的人群。对极少数趁机搞打、砸、抢烧的违法分子采取了果断处置措施，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2005年的池州事件，既有仇官、也有仇富的心理起作用。2005年？月26日下午14时40分，安徽省池州市城区翠柏路菜市场门口，一辆挂着苏A牌照的丰田轿车将一行人刘亮挂伤，双方发生争执，车上司乘人员将刘亮殴打致伤，引起部分市民不满并向池州110报警，华路派出所立即派人赶赴现场，及时将刘亮送往池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室就诊，并将肇事者连人带车带到派出所接受调查。
肇事者被带到派出所后，部分围观群众怀疑警察偏袒“乘轿车”的，跟随到派出所和警方对峙，人愈集愈多。闻讯赶来的市领导出面与市民对话，效果不佳。18时左右，一些好事者开始推砸肇事车辆，将丰田轿车砸得面目全非并掀翻。18时50分，现场围观群众逾万人，有人点燃轿车，并向着火的车辆扔入鞭炮，引起骚动。19时，有人又瞄准了一辆停放在派出所门前的警车，将警车推堵到派出所门口，一边点燃车辆，一边燃放鞭炮，顿时浓烟四起，现场混乱开始升级。指挥部派武警维持秩序，但围观群众太多，场面无法控制。19时05分，又有人开始袭击现场武警，6名武警被石块砸伤。赶来灭火的消防车，不但消防栓被抢，车子也被推离现场十余米。19时25分，派出所电源被切断，有人向室内扔放鞭炮。19时40分，停放在翠柏路上的一辆宣传车和一辆警车同时被点燃。20时03分，一群人围攻附近的东华东超市，并破门而入进行哄抢。3个多小时以后，超市被洗劫一空。至23时许，现场仍聚集2000余人。
下午18时，指挥部在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成立。市长谢德新等市领导紧急磋商，形成方案：加大宣传攻势，疏散不明真相的群众；鉴于池州警力严重不足，请示省公安厅调集警力紧急增援；部署调查取证工作等。21时许，副省长、市委书记何闽旭赶到池州传达王金山省长特别指示：要尽快疏散人群，严防不法分子继续作案，同时做好调查取证工作，严厉打击不法分子。23时，省公安厅厅长崔亚东赶到指挥部，简短听取汇报后，指示：果断采取措施，控制局面。23时40分，700多名警力冒雨开赴现场，局面迅速得到控制。几名涉嫌人员被公安部门当即抓获。（2005年06月27日16：33池州日报）
显然，“仇富”和“仇官”是一种不正常的社会心理。富人中多数财富来源是正当的，多数人对社会是有贡献的。
官员中有很多执政为民的好官。仇视他们是以偏概全，不利于社会和谐。但是，“仇富”和“仇官”心理的存在，部分官员腐败和部分为富不仁者存在的反映。
与官员腐败和为富不仁者相对应的是大批产业工人下岗和农民的贫困。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中，中间阶层十分薄弱，低层社会的意愿也缺乏足够的表达空间。在这种社会结构中，高层社会和低层社会之间缺乏缓冲的中间地带，很容易形成低层社会和上层社会的二元对峙。
上述种种危险点最容易引发群体事件。
如何对待群体事件，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态度是，积极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实行言论自由，让各个阶层、特别是弱势阶层有表达意见的畅通渠道。政府利用公权保证各阶层协调发展、并使弱势阶层的权益不受侵害。另一种态度是，把群体性事件看成是群众闹事，企图用警察等强制手段，把它消灭在萌芽之中。有些当政者更倾向于后一种态度。
最近几年，中共中央把减少群体事件的任务层层落实到各地方政府，作为对各领导干部的考核内容。其本意是要求地方政府努力化解矛盾。但地方政府无力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好动用军警对付群众，抓捕闹事带头人。近两年来，各地都在加强军警对群体事件的控制力度。一些基层公安干部把对会群体事件当作一项重要任务。山东省东营市公安局局河口分局指挥中心主任荆某在一篇报告中写道：“基层公安机关处在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的前沿，既要有应对突发性治安事件的心理准备，又要有足够的警力作为保障。要加强指挥系统建设，强化信息控制、后勤保障和应急队伍建设。要强化平素训练和预案演练，确保群体性治安事件一旦发生，能够‘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做到‘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各地都加强了警察对付群体事件的演练。据报道，深圳市针对大规模群体性突发事件组织了一次有700名警察的大演练。广东佛山巡警为了应对群体性事件，进行了大规模演习，报道描述道：“全身装备的防暴队员排出整齐的队列，利用手中的盾牌将滋事人群往后压，但人群仍手拿木棍向防暴队员猛击。民警命令警犬对着人群狂吠，同时后面两辆防暴车连续发射了七枚催泪弹。仅10多分钟时间，一场群体性事件被及时制止了”另有“南宁举行处置群体性事件演练”报道说：“8月7日，广西南宁市举行处置群体性械斗事件演练，整个演练紧紧围绕即将开幕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安全保卫工作实战需要，演练运用科学的指挥系统，参演人员反应迅速，决策果断，充分检验了有关部门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协调作战能力。”有的媒体发了演练的照片：“公安干警在演练中抓捕‘带头闹事’人员”、“村民与公安民警进行‘械斗’的演练”。各级政府鼓励对群体事件“果断处置”，《武汉晚报》报道：“恩施州公安机关在恩施州委州政府的领导下，对当日发生在利川市团堡镇堵塞国道、打砸抢烧、暴力冲击党政机关的群体性暴力事件进行了果断处置。2月7日下午1时许，柴家湾村等地村民约300多人利用当日赶集人多的机会，有组织地乘车涌入团堡集镇，围攻冲击镇政府，堵塞318国道，造成150多辆车辆被堵，并烧毁和砸烂车辆，用石块和砖头等物暴力袭击，砸伤在现场维护秩序的公安干警和群众。州公安局、利川市公安局、恩施市公安局、州武警支队迅速调集警力，采取果断措施将领头闹事者强行带离现场，疏散闹事群众，迅速平息了事态。”维护社会治安离不开警察。但是，过分迷信警察的力量、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能使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一旦激化到警察也控制不住的时候，就会引发上层的重大政治震荡。这种政治震荡可能有两种绝然不同的结局：一种结局是使专制更加强化，警察对社会控制更加严密；另一种结局是通过政治突变，使民主化进程发生重大突破。到底是哪一种结局，取决于社会上民主力量的强弱。
第3节新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争论
在从20世纪跨入21世纪的时刻，在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两侧，有两个思想派别进行着激烈的论战。右侧是自由主义，左侧是新左派。尽管中国普通百姓对这场论战并不十分在意，但国内外知识界对它十分关注。
这场争论是中国社会发展进入了新的状况下出现的，是改革面临原来没有料到的新问题而出现的。这场争论不是纯粹的学理之争，而是中国知识界着眼于中国20年改革的实践，对当前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进行的思辩。然而，这场争论提出的问题的广度和深度，却远远超出了20年改革的时限。它关系到中国改革下一步如何走，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的道路。
从每一位参与争论的学者来看，很少有纯之又纯的自由主义者或纯之又纯的新左派。同一位学者有些看法是自由主义的，另一些看法又和新左派接近。号称同一派别的学者们对某些重大问题的看法又大相径庭。所以，我曾认为，中国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新左派，也不存严格意义上的在自由主义派。然而，尽管人物阵线不十分清楚，但两种不同认识倾向是明显存在的。我的梳理工作与其说是梳理两个思想派别，不如说是在梳理两种思想倾向。
是什么人在争论？
改革初期（80年代初）参与改革讨论的只有经济学家。当时我曾写文章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仅靠经济学家是不够的。”目前参与这次争论的有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文学家、经济学家。在冷冰冰的经济学中注入了人文关怀和哲学思辩，多学科的专家们对当今社会进行联合会诊，当然是一件大好事。
中国的自由主义学者队伍有一个奇特的现象：断代遗传。其主要力量是50岁以下和75岁以上的人，60岁左右的人很少。这是因为60岁左右的人在上学时没有机会接触自由主义的书籍，而且学的是俄语，到了能够看到自由主义书籍的时候，由于年龄原因，吸收知识的能力已经大大下降了。但总的来讲，自由主义队伍拥有人才优势。
75岁以上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学者当中，李慎之（1923－2003）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他年少时对国学有相当深的造诣。青年和中年对西学又有精深的研究，新华社国际部的工作使他有世界眼光。中年以后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先后任美国所所长和副院长，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研究颇深。邓小平出访美国李慎之任随团高级顾问。像李慎之这个年龄的人还有一大批，我称他们为“两头真”的人物：青年时代为追求真理真诚地参加革命、离休以后大彻大悟并真诚地直面社会现实。境外有的媒体称这批人是“党内民主派”，其实他们是自由主义派。如李锐、杜润生、于光远、胡绩伟、李普、朱厚泽、曾彦修、吴象等。
自由主义者新生代的队伍人数众多，从20多岁到40多岁，分布在经济学、政治学、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新闻学多个领域。由于种种原因，有很多青年学者持自由派的立场，但不敢承认自己是自由主义者，因此我不能举出他们的名字。自由主义者借着改革开放的话语条件，宣扬市场经济理论，批判行政权力扩张；宣扬自由精神，批判行政强制；呼吁政治开放，批判专制政治……，只要不明显挑战“四项基本原则”，他们的论着是不愁发表的。
中国改革开放20年以后，中国社会出现令人震惊的腐败和社会不公正现象。我们不能说“新左派”是社会不公正的专职批判者，但可以说，如果社会状况良好，也许不会出现“新左派”。9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对社会不公正的不满，中国普通百姓中产生了对毛泽东的怀念。他们已经忘却了毛泽东在世时的恩恩怨怨，把毛泽东升华为一个象征社会公正的符号。与此同时，老百姓对近年来新起的上层社会采取不认同的态度。新左派从上述群众情绪中吸收了思想灵感，重申毛泽东时代的某些价值，并大力批判“垄断精英”，自称社会底层的代言人。
新左派的左，是指他们对市场经济的疑虑，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经济全球化的抵制，对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热衷，对传统社会主义的留恋。这些和老左派很相似。在某种情况下，新老左派会合流，共同声讨自由主义者。老左派对新左派的出现是高兴的。老左派的刊物上（如《真理的追求》、《中流》等）常有新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