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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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 第15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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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作序,备极推崇。


王锡阐晚年曾和吕留良、张履祥等一起讲授濂洛之学,即北宋周敦颐
和二程的哲学,属于清初很流行的程朱学派一路。

王锡阐曾与清初著名文学家朱彝尊有交往。他们二人曾一同披阅过南
怀仁(F.Verbiest)《灵台仪象志》的一个校刊本,他们看过的这两册书
至今仍保存在北京图书馆,上面记有此事。王锡阐又曾与当时另一位著名
遗民学者万斯大一起研讨天文历法。万以研究经学著称,又因于1664 年毅
然收葬抗清英雄张煌言被俘就义后的遗骨而受到时人称道。王锡阐对万斯
大颇为尊崇,曾表示愿意追随他致力于改革历法。

王锡阐一生几乎未出过远门。他虽与上述以哲学、文学名世的诸学者
颇有来往,却从未会晤过当时大有名望的两位天文学家——梅文鼎和薛凤
祚。这三位天文学家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同时从事天文学活动。当时
曾有“南王北薛”之语,将王与薛并称,但梅文鼎认为王在薛之上,他还
为未能及早认识王锡阐而抱憾。而阮元在《畴人传》(1799)一书中则提
出了“王氏精而核,梅氏博而大”的评语。王、薛二人曾有书信来往。

王锡阐写过一篇寓言式的自传《天同一生传》,这篇自传对于了解王
锡阐的生平事迹虽无很大的直接帮助,但可以从中看出他的思想感情和政
治倾向:“天同一生者,帝休氏之民也。治《诗》、《易》、《春秋》,
明律历象数。。。帝休氏衰,乃隐处海曲。冬■夏褐,日中末■,意恒泊
如。惟好适野,怅然南望,辄至悲欷。人咸目为狂生,生曰:我所病者,
未能狂耳!因自命‘希狂’,号天同一生。”所谓“天同一生”到底是什
么意思,王锡阐不肯明说。考虑到当时的政治背景,南明政权直到王锡阐
33 岁那年(1661)才最后灭亡,而台湾郑成功抗清政权更坚持到王锡阐去
世之后一年(1683),则自传中“怅然南望,辄至悲欷”,“我所病者,
未能狂耳”等语显然是他亡国之痛的表现。

1。对中西天文学的研究与观点
明末由徐光启主持,招集来华耶稣会士编撰成《崇祯历书》这一巨著,
系统介绍欧洲古典天文学。入清后康熙帝热爱自然科学,尤好西洋天文数
学,大力提倡,一时士大夫研究西方天文历法成为风尚,为前代所未有。
清政府又从一开始就用耶稣会士主持钦天监,并以《西洋新法历书》的名
称颁行《崇祯历书》的删改本,即所谓新法,风靡一时。但满清以异族而
入主中国,又在历法这一象征封建统治权的重大问题上引用更远的异族及
其整套学说和方法,这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特别是当时明朝的遗民们看
来,是十足的“用夷变夏”,很难接受。作为明朝遗民的一员,从感情上
来说,王锡阐对西方天文学有很强烈的厌恶之感。

在这样的心情之下,王锡阐发愤研究天文历法,从20 多岁起,数十年
勤奋不辍。由于对中国传统天文历法和西方天文学都作过较为深入的研


究,王锡阐的意见尽管不无错误之处,但毕竟比较言之有据,与一般的泛
泛之谈和盲目排外者有很大不同。

王锡阐研究所得的第一个重要观点是:西法也有不完善之处,而中法
未必不善。他认为中国传统天文学方法未必不如西方,只是掌握运用不得
其人。他又认为西法对中法的错误批评,是由于未能深知中法的精义(法
意),他在《晓庵新法》自序中列举出西法“不知法意”的例子5 条,依
次为平气注历、时制、周天度分划法、无中气之月置闰和岁初太阳位置,
为中法辨护。又指出西法有“当辩者”10 点,依次为回归年长度变化、岁
差、月球及行星的拱线运动、日月视直径、白道、日月视差、交食半影计
算、交食时刻、五星小轮模型、水星和金星公转周期10 个问题,以证明西
法本身并非尽善尽美。在《五星行度解》中,他又有西法六误之说,是针
对《崇祯历书》中行星运动理论不完备而提出的批评。总的来说,王锡阐
关于西法并不完善的结论是正确的。《崇祯历书》中的西方天文学,没有
超出J.开普勒(KePler)发现行星运动三定律之前的欧洲天文学水平,
其中行星运动理论之不完备尤为明显。但王锡阐为中法所作的辩护,则大

多是错误的,比如他坚持认为中国古代将周天划分为365 
41 度的传统方法

比西方的360°更好。此外,对于中、西法的优劣,他还有过一些感情用
事的议论。

王锡阐的第二个重要观点是:西法源于中法。这个观点别的遗民学者
提出得更早,但因王锡阐天文学造诣较他们更高,且兼通中、西之法,所
以他的论述对此说传播的作用很大。王锡阐在《历策》中说:“今者西历
所矜胜者不过数端,畴人子弟骇于创闻,学士大夫喜其瑰异,互相夸耀,
以为古所未有。孰知此数端者悉具旧法之中,而非彼所独得乎!”对此他
举出了5 条例证。但他的这些例证只是表明中国传统天文学用代数方法也
能达到与西法同样的功用(至于两者的精确程度之差别他未提到),并不
表明两者方法上相同。最后他的结论是:“西人窃取其意,岂能越其范围?”
这显然是错误的。

王锡阐述看出了古代印度历法与欧洲天文学的渊源关系。他指出:“西
历源于《九执》,而测候稍精,但《九执》仅有成法,不言立法之故,故
使西人得以掠其绪余,簧鼓天下。兹亦不必求诸隐深,举其浅显易见之粗
迹,无非蹈袭剽窃之左券:即如岁、月、日、时、宫闰、月闰、最高、最
卑、次轮、引数、黄道九十度限、月离二三均数、五纬中分较分之属,无
一不本《九执》。”《九执历》是唐瞿昙悉达编译的印度天文学著作,其
中有不少希腊天文学的内容,王锡阐能看出它与欧洲天文学同一渊源,是
有道理的,但他把两者的先后关系弄颠倒了。这与梅文鼎看出西法与伊斯
兰天文学的渊源关系而断定西法源出回历,是同一性质的误解。

王锡阐虽然在感情上非常不喜欢西法,但作为一个严肃的天文学家,
他并不因此而主张一概排斥西法,而是认为应该中西兼采。在王锡阐心目


中,理想的历法是仍旧使用中国古代传统的结构框架,同时采用一些西方
天文学的技术性成果,比如较为精确的数据之类。王锡阐最重要的天文学
著作《晓庵新法》正是这一主张的具体实施。

2.《晓庵新法》和《五星行度解》及其他著作
《晓庵新法》全书共6 卷,成书于1663 年秋。这是王锡阐最系统、最
全面、也是他自己最重视的天文学力作。在自序中,王锡阐对于当年徐光
启表示要“■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而实际上最终修成的《崇祯
历书》却完全未采用传统模式这一事实感到遗憾:“且译书之初,本言取
西历之材质,归大统之型范,不谓尽堕成宪而专用西法如今日者也!”为
此他决心在《晓庵新法》中来实践他自己的主张。

《晓庵新法》第一卷讲述天文学计算中需要的三角学知识,定义了正
弦、余弦、正切等函数,本质上和现代完全一样,不过他纯用文字表述。
第二卷列出天文数据,其中有些是基本数据,大部分则是导出常数。又给
出二十八宿的跨度黄经和距星黄纬。第三卷兼用中西法推求朔、望、节气
时刻及日、月、五大行星的位置。第四卷研究昼夜长短、晨昏蒙影、月亮
和内行星的位相,以及日、月、五大行星的视直径。

第五卷非常重要。先讨论时差和视差,再进而给出确定日心和月心连
线的方法,称为“月体光魄定向”,这是王锡阐首创的方法。

第六卷先讨论了交食,其中对初亏、复圆方位角的计算与“月体光魄
定向”一样。随后用相似方法研究金星凌日,给出了推算方法。又讨论了
“凌犯”,即月掩恒星、月掩行星、行星掩恒星、行星互掩等各种情况。
对金星凌日和“凌犯”的计算,皆为王锡阐首次引入,在前代的历法著作
中未曾有过。

《晓庵新法》虽在计算中采用了西方的三角学知识,但并未使用西方
的小轮几何体系,也未建立宇宙模型。按照中国古典历法的传统,历法不
必涉及宇宙模型问题。要预推天体视位置,也未必非建立宇宙模型不可,
更不是非用小轮几何体系不可。

《晓庵新法》在“月体光魄定向”、金星凌日、“凌犯”等计算方法
中表现出很大的创造才能,但也有其不足之处。例如,第二卷给出数据达
263 个,其中大部分是导出数据,但对于如何导出则未作任何说明;而以
下四卷中的各种计算都从这些数据出发,结果最后推得的任何表达式都无
法直接看出其天文学意义。又如,后四卷中出现的新数据,包括计算过程
中的中间值在内,各有专名,竟达590 个之多,其中还有同名异义、同义
异名等情况。这些都使读者在理解其内容时面临巨大困难。王锡阐因为刻
意要“归大统之型范”,所以在《晓庵新法》中不采用任何图示。他又对
古人“详于法而不著其理,理具法中,好学深思者自能力索而得之也”的


传统十分倾慕,以至使《晓庵新法》成为中国古典天文学著作中最难解读
的一部。

王锡阐在《晓庵新法》中,通过对历元和“里差之元”这两个问题的
技术处理,隐晦地寄托了他的故国之思。他采用崇祯元年(1628)作为历
元,这年又正是他本人诞生之年。由于王锡阐在各种场合都拒绝使用清朝
年号,他选择历元的用意是容易理解的。他又选择南京作为“里差之元”,
而南京既不是他生活的地方,从天文学或地理学上来说也没有任何特殊之
处。但南京是明朝的旧都,明成祖定都北京后,南京仍一直保留着全套中
央机构,号为留都,而南明的弘光政权也建都于此。王锡阐的用意,也只
能从故国之思这方面来理解。

王锡阐虽然在《晓庵新法》中尽力“归大统之型范”,但实际上他对
西方天文学方法也是有很深造诣的。1673 年他完成了另一部重要著作《五
星行度解》。从天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五星行度解》的重要性显然
在《晓庵新法》之上。《五星行度解》是为改进和完善西法中的行星运动
理论而作,完全采用西方的小轮几何体系,有示意图6 幅,全书非常明白
易懂。

《五星行度解》不分卷。在此书中,王锡阐首先建立了他自己的宇宙
模型,这模型与《崇祯历书》中采用的第谷(Tycho Brahe)模型稍有不
同:“五星本天皆在日天之内,但五星皆居本天之周,太阳独居本天之心,
少偏其上,随本天运旋成日行规。此规本无实体,故三星出入无碍;若五
星本天则各为实体。”王锡阐主张本天皆为实体,这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的水晶球宇宙模型颇为相似,他还引用《楚辞·天问》中“圜
则九重,孰营度之”的话来证明“七政异天之说,古必有之”。

王锡阐接着又对行星运动的物理机制进行了讨论。他试图用磁引力来
说明行星环绕太阳所作的运动。他的这些说法是受了开普勒关于天体磁引
力思想的启发。

按照西法一贯的定义,所谓“本天”皆指天体(或本轮的中心)在其
上运动的圆周,而王锡阐提出的“太阳本天”,太阳并不在其圆周上运动,
则已是与五星本天性质不同的另一概念。实际上,对推算五星视运动而言,
这个“太阳本天”并不起丝毫作用,起作用的是“日行规”,实即第谷的
太阳轨道。

王锡阐的宇宙模型还有一个新特点:“五星之中,土、木、火皆左旋。”
即和天体的周日视运动同方向。他由此推出一组计算行星视黄经的公式。
这个说法在当时很新颖,引起一些人士的注意。当然我们今天知道,这里
王锡阐是错的。

王锡阐在《五星行度解》中对“水内行星”的讨论非常值得注意:“日
中常有黑子,未详其故。因疑水星本天之内尚有多星,各星本天层叠包裹,
近日而止。但诸星天周愈小,去日愈近,故常伏不见,唯退合时星在日下,


星体着日中如黑子耳。”他认为内行星凌日可以解释太阳黑子。这种想法
当时在欧洲也有,比如伽利略(Galileo)在《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
一书中就提到过。王锡阐作为历史最早明确提出“水内行星”猜测的人之
一,是值得一提的。

王锡阐的其他天文学著作主要有:《历说》 5 篇(约 1659 年),《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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