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安对灶屋指了指，压低声音说：“这些山羊是我婆娘从她娘家村里花大价钱买来的，是良种乌麂山羊。繁殖快，肉也鲜嫩，没有腥味。她是要靠着这些山羊奔小康的。平时喂养它们像是侍候儿子一样，她哪舍得让乡政府赶走啊。”全安过后就叫苦说，“千万惹不得她发火的，惹她发火了，和我计较起来，我就别指望干好村里的工作了。”
刘所长一旁开玩笑说：“你刚才说跪床脚的事是真的？”
全安哭丧着一张脸：“不让上床那是经常的事。跪床脚的事也时有发生。”
李冬明皱着眉头沉思良久，说：“这样吧，先把山羊赶到乡政府关着，做个样子给大家看看。其实，你们这些做村干部的的确也不容易。工作难做，待遇不高，家庭困难。我李冬明不是不知道，也不是不关心你们，实在是乡政府太穷了，没有办法关心你们。正是想改变这种局面，我们才下决心修苦藤河大桥啊。我看，等把全乡的集资款收得差不多了，我们再开个会，给你们这些家庭困难很大的村干部每户减免一部分集资款。到时候你再把山羊赶回来。现在就算是借我用几天。你不带这个头，局面就打不开。”
李冬明把话说到这一步，全安就不好做声了。只得去灶屋给忙得两脚不沾地的婆娘做思想工作。婆娘听说乡政府要赶她的宝贝山羊抵集资款，死活都不干。因为李书记坐在家里，不好大声地骂男人，就一个劲地数落全安，眼泪也就啪啦啪啦往下掉。全安就急了，说：“我是共产党员哩，共产党员的一条原则就是坚决听党的话，坚决跟着党走。如今我们乡的党委书记坐在我们家里求我呀，我连几只山羊都不愿意借给他，我还算是党的人么？还不如不在党里面算了。”
婆娘见他把话说到这一步，心也软了。毕竟男人是公家的人，是村支书，是上面靠着的人。自己和男人生活了几十年，还是懂得一些道理的，说：“你只说借几天的啊，过些日子你不把山羊赶回来，我叫你没有好日子过。吃饭的时候我就抢你的饭碗。夜里睡觉的时候我叫你睡床脚。”
全安得寸进尺地说：“我把丑话说在前头，到时候你多少还得给我一些钱，我才能把山羊取回来。”
“他们只要是真拿着集资款修桥，我们家要交多少，我给你就是。你要是像上次一样，帮着顾家好一户一户把钱从大家手中收去，他们却拿着钱给自己搬迁房子。那样的话，别说村里的人要骂你，我也会咒得你把脑壳勾到胯裆里面出不得头。”
全安没有对她说李书记要给他们这些家庭困难的村干部减一部分集资款的事。女人的嘴巴不关风，没有决定的事情说出去不好。群众知道了会有意见的。
第二天，李冬明要全安到村里请人给他往乡政府赶山羊。全安找了几家也没人肯干。说你全支书家的山羊一赶走，我们家的猪呀鸡呀就都要叫了，谷仓里的谷子也保不住了。全安只身一人回来说：“找不着人，都说没空。”
李冬明说：“都没空你家的山羊就不赶走了？我们自己赶吧。”就带着刘所长钻进羊圈赶山羊。没料到这些畜生还欺生，在羊圈里一边咩咩叫唤，一边打圈圈，就是不肯出来。
刘所长发怒道：“你们这些畜生也和乡政府作对呀。”一步跳过去，就拿脚去踢山羊。没提防一只公山羊从他屁股后面埋起脑壳抵过来，尖利的羊角在他的屁股上抵了巴掌大一块紫疤，疼得他龇牙咧嘴直抽冷气。一旁全安的婆娘怕山羊抵伤了李书记，说：“你们别在羊圈里瞎赶了，我把山羊给你们送上大路，你们再往乡政府赶。我现在担心的是你们这些做领导的还在欺骗我们老百姓。”
全安的婆娘将山羊赶出门，那些山羊一路咩咩叫着从村里经过的时候，让人们吃惊不小：“李书记真的动手了呀？”
全安说：“没钱交他不动手？今天赶我家的山羊，明天就要担你们家的谷子，抬你们家的猪。”全安这么说的时候，看见邓启放正好从医院回来，就问他，“你家的集资款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的话就交到刘所长那里去。顾主任过些日子可能要出去采购修大桥的物资。”
邓启放听到顾家富的名字，脸上就布满了怒火，大声道：“有钱我也不会交。”去年顾家好不让邓启放做村会计，邓启放说不做会计也好，老子今后专心专意写状纸，不把那些贪官污吏告倒决不放手。气得顾家好只差吐血。人们说邓启放和顾家兄弟作对，与他家里四年前发生的一件事情有关，让他简直没有脸面见人了，他从那时起就恨极了顾家富和他的兄长顾家好。四年前，顾家富在连山镇火车站旁边修了幢三层楼房开起了酒家和旅馆，将邓启放的小妹美玉召去做服务员。半年之后，邓启放母亲突然发现女儿的肚子大了。问她，她只是哭泣，母亲带着女儿去医院检查，才发现是怀孕几个月了。医院却不敢给她刮小孩，说她有先天性心脏病。美玉在家住了一些日子，肚子也越来越大了，邓启放和美玉的老母亲都拉不下脸来，十几岁的黄花女怎么能生个私生子呢。母亲只得带着她去县医院。美玉那时才十九岁，水灵灵一朵杜鹃花儿，觉得无脸见人，半途中跳了火车。双脚被碾断了，在医院住了两个月，生了一个不知道父亲是谁的不足月的女儿。美玉成了残疾人，靠着老母亲养活。邓启放为这事曾经找过顾家富。顾家富一口咬定美玉不学好，在酒家做服务员时还不知道跟多少男人睡过觉，怀了孩子怎么能怪他。从此邓启放和顾家富结下了仇恨。邓启放说：“修桥本身是件好事情。桥修好了对我们苦藤河乡有好处。只是，过去的问题没有解决，就担谷子、抬猪，不得人心。谁知道你们是不是真心为我们修桥呀。”邓启放也不管李冬明站在全安的背后，正瞪着一双眼睛盯着他。大声地说，“谁不把老百姓当人，他自己就不是人。谁要是鱼肉老百姓，到头来他自己绝不会有好的下场。”
邓启放话音一落，人们就嚷开了：“我们钱也没有交的，猪也不让赶，粮也不让担。你们当官的只别把我们逼急了。”
邓启放说：“中央三令五申，要减轻农民的负担。我们乡从农民手中收取的各种费还少么，只差敲我们的骨头吸我们的血了。今天又要农民人平交五百元的集资款，没钱交就抬猪担谷子，谁要是把这事捅到上面去，我看他们又准备拿什么话去骗领导。”
李冬明脸都气青了，说：“邓启放你不要在这里说怪话煽动人心。你不交钱，我们从乡政府回来就抬你家的猪。你还是村里的文化人，一点眼光都没有。你要弄清楚，集资修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不是增加农民的负担。我不怕你告状，也不怕上面派人下来查。”
第三部分
乡村档案（七）（1）
从竹山垭到乡政府有七八里路，全是山坡路，高低不平，坑坑洼洼。八月了，山路两旁的水田里的稻子已经收割了，被晒得焦黄的谷草稀稀落落地立在那里。看这矮矮的谷草，就能猜想今年的收成不是很好。远处的山脚，几栋低矮破旧的木屋立在早起的秋阳之下，淡淡的炊烟像是缕缕轻缦，从屋脊升起，在半空中和升腾起来的晨雾融合，那白白的雾气就变成了灰褐的颜色。半山坡上，几块红薯地包谷地像大字报一样贴在绿树丛中。更远的地方，有一座裸露的大岩山，岩山下，四年前垒起的石灰窑已经塌陷，枯黄的狗尾巴草在秋风中颤抖
。远远近近，一些衣衫褴褛的农民在地里劳动。也许是这里的农民见的世面不多，也许是这里的农民被贫困弄得直不起腰杆，说不起话。李冬明觉得他们的神情都比较木讷，对乡干部还有一种隔阂。平时到村里去，很少有老百姓愿意和他打招呼说话的。你主动和他们打招呼，他们也是爱理不理的，有的人甚至还朝你瞪眼睛吐口水哩。听何奔说，人们对顾家兄弟有意见。可自己刚下来，并没有做对不起他们的事啊，他们对自己为什么也这么一副冷漠的样子呢？人们看见李冬明和刘所长赶着山羊往乡政府去，那目光里除了一种惊怵，似乎还有一种别样的东西，让他感到很是困惑和不安。
山羊走得很慢，有时还极不听话地往回跑。特别是遇到当地的人上工去，他们不但不让路，还故意地吆喝几声。山羊就四处逃窜。两个人赶着山羊，走走停停，直到下午三点多钟才把山羊赶到乡政府。
乡政府只有严卉的办公室开着门。却没有看见严卉，也没有说话声。偌大的一座大院，像一座庙堂一样坐落在山坡上。李冬明站在坪场上连着叫了几声严卉，严卉才和顾家好从办公室里面走出来。顾家好看见李冬明和刘所长赶着一群山羊进了乡政府大院，眉头就皱了起来，走过去说：“李书记，你要考虑后果呀。”
李冬明早已累得满头大汗了，听见顾家好这么说，心里很不高兴：“如果不考虑后果，我就不会狠下心来将村支书的山羊赶到乡政府来了。”
顾家好对严卉说：“快去打盆水来，让李书记擦把汗。”
李冬明说：“不用擦了，我们还要赶回竹山垭去。严卉，你去交待一下食堂大师傅，这十五只山羊一定要给我照看好，不能让它们掉了膘。”
顾家好说：“不忙着往竹山垭赶，我有话对你说。”顾家好这么说着，扭身进自己办公室去了。
李冬明交待刘所长道：“你再去对食堂大师傅说一声，交给他十五只山羊，到时候要归还我十五只山羊。任何人都不能打这些山羊的主意，过些日子还要还给人家的。还有，你还要开一张收据回去，没有一个手续给人家，全安不要紧，他老婆不放心的。”这样交待之后，李冬明才去顾家好的办公室，他不知道顾家好有什么话要对他说。
顾家好给李冬明倒了一杯茶，说：“今天早上丁县长又打电话下来，他已经对赵书记和常县长说了，由于我们乡的确十分困难，从老百姓手中集资修桥有问题，县里准备再给我们三十万。丁县长交待我们就拿这一百三十万修一座桥，能修多大就修多大。还说赵书记和常县长也都是这个意思。”顾家好顿了顿，“我们下去催交集资款，人家没钱交就赶人家的山羊，抬人家的猪，担人家的谷，这不成国民党了么，老百姓会指着我们的背脊骨骂我们的。李书记，你年轻，有文化，赵书记和常县长都很看重你，让你下来锻炼锻炼，最多也就两年时间。将这段日子平平安安渡过去，回县里做县委办主任，进常委，或是弄个副书记做做也不错。丁县长说他已经在电话里对你说过这个事，让我一定要当好你的参谋，不能看着你在这两年里弄出事来。他说县里给我们一百三十万，也是为了让你做出政绩来。”
李冬明问：“你的意思是……”
“你昨天一走，其他干部就着急了，今天一大早都下去了，这不把苦藤河乡弄得鸡飞狗跳墙呀？我们得赶快把下去收集资款的人员都撤回来，重新召开会议，将乡干部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我带下去催农业税和征购上交，一部分你带着修桥。家富昨天从县里回来，说县桥梁建筑公司的张经理要下来一趟，看一看我们的准备工作，施工队马上就要进场了。”
李冬明说：“前天我去县里，赵书记一再地交待我说，要从农民手中集一部分资，把桥修宽一些，修牢实一些，怎么突然又变了呢？”
顾家好说：“前天可能丁县长还没有来得及将苦藤河乡的真实情况认认真真地说给他听。”
两人说话的当儿，大岩村的伍老倌一头汗水地跑到乡政府来找李冬明，他的手中还拿着一个小布包：“李书记，我卖了一千斤谷子、三百斤包谷、一百斤黄豆，昨天就将集资款交了。今天我是来捐款的。我把家里养的一头大肥猪卖了，这是卖得的一千块钱。”说着将小布包打开，里面露出一沓钞票，“李书记，你捐了三千，我没有那么多，这一千块钱，就算是我的一点心意吧。”伍老倌年纪不到五十岁，样子却特别的老，满脸的皱纹像老松树皮一样，满脑壳花白的头发像顶着一丛枯死的芭茅。去年五月，他的儿子在苦藤河被淹死之后，他的瞎子婆娘因为悲痛过度，一度精神失常，住了三个月医院才好。李冬明来苦藤河乡这半年多时间，伍老倌多次牵着他的瞎子婆娘到乡政府来找他，哭着求他在苦藤河上修座桥，千万不能再淹死人了。李冬明前不久还到他家看望过他女人，他女人就又在他面前哭了一回。过后，就跪倒在他面前，说他要给苦藤河乡的老百姓在苦藤河上修一座桥，她就在大桥头给他立一块碑，让苦藤河乡的老百姓世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