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占才说：“还给呀。这几年我都记着账的，大前年五千，前年五千，去年三千，今年三千，这么说明年还要给。”
顾家富说：“明年他儿子考上高中，少说也得给八千。”顾家富这么说着就骂起宁占才来，“宁占才你他娘的钱就是你的娘老子了。你不掏钱出去，你这么胆大包天地把人家良家妇女带到连山酒家，强行扯脱人家的裤子睡人家，也没人抓你？跟你们说，我顾家富对得住你们，为了得到大桥指挥部的后勤工作，除了企业办拿钱拉关系，我顾家富私人还得拿钱出来拉关系哩。我私人要拿多少你们知道么？两万。这个数目不小吧。”
“我知道，那两万一定是给你哥的。”
“是给他的。他是乡长，这事要靠他拍板，不给他一点好处说不过去。眼下的行情就是这样，认钱不认人。”
匡兴义说：“既然这样，这两万也在接待费中间报了算了。反正乡政府的接待费是顾乡长自己签字，多报少报也没有人来查账。有人来查账也无妨，全是接待县里领导的，他们查出是县里领导吃了喝了，还敢去处理他们不成。我们在河码头看紧一些，或是再找个什么名目收点钱，这钱就回来了。再说，大桥开工了，也有我们赚钱的时候。四年前我们拿着八十万借鸡下蛋炒地皮，搬过河四栋房子，顾主任还修了一幢三层楼房。这次一百万，从中弄二三十万不会有问题。让你顾主任吃亏，我们能有好日子过么？我们可是傍着你这棵大树的啊。”
顾家富的脸面仍然板着，冷冷道：“这才像人说的话。”
宁占才说：“顾主任，匡会计的话是该考虑考虑，现如今外面世界是越来越精彩了，但消费水平也越来越高了。听说大城市的三陪女一个夜头要上千块钱。我们每年收的钱才那么一点，到县城去玩一次，口袋里票子少了，人家没开过苞的黄花闺女躺在面前也不敢睡。当务之急是要再找个项目收点钱才够我们花费。”
匡兴义说：“我已经想好了两个收费的项目，顾主任你对你哥说一声，下个文到各村组去，我们就可以动手收钱了。”
宁占才迫不及待地问：“什么项目，说出来听听。”
匡兴义说：“你只知道用钱，从来就不动动脑子想想怎样广开财源，多抓点钱回来。这样坐吃山空，日后到城里去，三十岁的半老女人你都只有看一眼的份儿了。”
顾家富说：“匡兴义你那口气好像钱就到手了。十八岁的黄花闺女已经睡了。现如今上头对减轻农民负担抓得特别紧，一般情况，哪个还敢从农民身上打主意。”
匡兴义说：“我说出来你听听，就知道这钱是可以进我们口袋的。”
宁占才说：“你卖什么关子嘛，快说出来让顾主任听听。”
匡兴义说：“一，收新增人丁费，生个男孩收两百，生个女孩收一百。二，收婚嫁喜酒费，娶个媳妇收两百，嫁个闺女收一百。这两种钱比别的钱都好收。一是因为生孩子也好，娶媳妇嫁女也好，都是喜事。孩子驮在肚子里要生下来，选好的日子要娶媳妇要嫁女。但又必须到乡政府办理手续才算合法，不然就是违法，就要罚款。罚起款来没有底的，三千两千由乡政府定。况且，这两种证都由刘所长办，刘所长过去得过我们好处的，他不敢不给我们收这钱。让顾乡长签字下文下去，我们还不等着数票子就是。我粗粗估算了一下，一年下来可以收三万块钱。”
宁占才听匡兴义这么说，高兴地叫起来：“这主意绝了。匡兴义你的脑壳比我宁占才活泛，我算服了你。”
顾家富说：“这两种费是可以考虑收一些。怕只怕我哥不会同意定那么高。苦藤河乡穷，人家添人进口办喜事，借钱也会交这费的。但交多了，莫胡子他们又会在后面搞我们的动作。说我们在剥苦藤河乡老百姓的皮，敲老百姓的骨髓吃。”
匡兴义说：“减一半也行啊，减一半每年也能收一万多块钱呀。”
顾家富说：“暂时就这么定下来，我明天去对我哥说。”顾家富顿了顿，口气又冷了下来，“你们俩都要记着一件事，没有我顾家富，就没有你匡兴义和你宁占才的好日子过。没有我哥顾家好，就不会有我顾家富的好日子过。我哥他靠的谁，他靠的是丁安仁副县长。当然，像伍所长这样的人，也是不能得罪的。他管着连山镇这块地盘，不把他拉着，你们再有钱，也是不能想哪个女人就睡哪个女人的。这是一个连环套，你们谁也不能得罪。”
“知道了，今后你顾主任怎么说，我们怎么做就是。”
第二部分
乡村档案（四）（1）
苦藤河这名的由来，是因为沿河岸边的山坡上长着一种藤草。这种藤草的生命力特强，不论是在贫瘠的山坡，还是在岩崖上，只要有一层薄薄的土，这藤草就能蓬蓬勃勃地生长开来，而且极耐干旱，即使是天干地燃，它仍然一副青枝绿叶的样子。只是，这藤草好看不好吃，格外的苦涩，猪牛羊都不吃它。人们便叫它苦藤草。于是，沿河岸边的山便叫苦藤山，这条河也便叫做苦藤河了。苦藤草吃起来虽然苦涩，却是苦藤河乡老百姓的救命草，每到五黄六月，没有饭吃的农民从山坡上采来苦藤草，煮熟，浸在凉水里漂上三天，漂去苦水，放
上盐炒过，用来填肚子充饥。这些年，一些城里人说是吃鸡吃鸭吃多了会生病，讲究吃绿色食品。便有人说苦藤草吃了能降血压，能治心脏病，于是，一些城里人专门到苦藤河边的山坡上采苦藤草回去做菜吃。顾家富的连山酒家就有一道供城里人吃的干红辣椒清炒苦藤草的特色菜。但苦藤河乡的人们还是不吃苦藤草，他们说五黄六月吃苦藤草吃多了，流出来的汗水都是苦的，有什么好吃的啊。
说实在的，苦藤河乡这座桥是要修了。苦藤河乡历任领导都有一句挂在口头上的话：苦藤河乡的经济发展不起来，根本原因就是苦藤河乡的交通太不方便了。一条并不大却十分湍急的河流，拦住了苦藤河乡的出路，使得苦藤河乡成了一个死角落。生产上不去，老百姓的日子仍然过得十分的艰苦，到了五月六月，许多人家还要吃苦藤草充饥。苦藤河乡成了西山县乃至西岭市最贫穷最落后的乡镇了。今年刚刚过完春节，县委书记赵祥生就带着副县长丁安仁送李冬明来苦藤河乡工作，三个人从停在连山镇河码头的小车里钻出来，上了那条多年失修的木船。当木船一颠一颠从湍急的滩头向苦藤河对岸划去的时候，几次险些被浪头打翻了。吓得赵祥生竟忘了自己的身份，趴在脏兮兮的船板上，浑身直打哆嗦。上了岸来，他一边擦着额头的汗水，一边说：“小李呀，你在苦藤河乡做一届书记，你得给我在苦藤河上修座桥。苦藤河上没座桥，苦藤河乡的老百姓怎么富得起来呀。”过后就扭过头去问丁安仁，“听说你在这里扶过贫？”
丁安仁说：“五年前在这里待过两年。”
“后来你的联系点一直在这里？”
“去年就换了。在连山镇。”丁安仁的眼睛不敢和赵祥生的眼睛对视，“这个乡的基础太差，交通又不方便。小李，你来这里要准备吃几年苦，瘦几斤肉，甚至还有可能受很多的冤枉气。修桥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啊。这里的群众虽是穷，却都是些不好管理的角色，弄不好他们就会告状的。”
赵祥生说：“我请你丁副县长来，就是要请你对小李说说苦藤河乡的情况，让他有个思想准备。”
丁安仁说：“苦藤河乡的老百姓都清楚，他们吃的是交通不便的亏。”苦藤河乡的对岸是连山镇。据老辈人说，过去连山镇只有几十户人家，也不叫连山镇，而是叫斗笠坳。说是那几十户人家都是靠织斗笠盘家养口，织了斗笠就挑到河这边的苦藤河乡来卖。只因为五十多年前一条省道从斗笠坳经过，斗笠坳的人户就渐渐多起来。特别是二十年前，一条横贯东西的铁路神奇般地从斗笠坳后面的山肚子钻出来，两条锃亮的铁轨擦着斗笠坳村向东南方向延伸过去。那些修铁路的人在斗笠坳不远的山坡上修了几间砖房，还在砖房前面不远处立了一块五尺高的水泥牌子，上面写着三个大字：连山站。于是，那些过往的火车从山肚里钻出来之后，都要在这里停两分钟，喘一口气，再又咣当咣当地钻进前面的大山肚里。这就使得斗笠坳的名气一下高了百倍。
附近几个乡镇做生意的、跑世界的都往这里来了。有时，一些南来北往的男人女人，也在这里下车，伸头探脑地往乡下跑，说是在城里待腻了，到乡下来透透空气，看看乡下的山水风光。后来，听说苦藤草吃了能降血压，就有一些城里人专门为采苦藤草而来，使得斗笠坳更加热闹了。斗笠坳人这时就觉得他们祖祖辈辈叫惯了的斗笠坳这名实在太土气了，有些对外面人说不出口了，也不探究那些修铁路的人为什么要将斗笠坳旁边的火车站叫做连山站，就将斗笠坳镇也改叫连山镇了。这些年，河这边苦藤河乡的人们眼睁睁看着一幢幢砖房在河对岸那高低不平的坡岗上耸立起来，一节节烟囱长高了，又冒出了青烟。一条水泥大道还一直沿着苦藤河岸延伸开去，使得连山镇气派极了，热闹极了。
只有十几年的时间，连山镇就成了方圆百里最繁华最富裕的集镇了。连山镇人也都高高兴兴地奔上了小康生活。然而，河这边的苦藤河乡却是光景依旧。低矮破旧的木屋，满是泥泞满是猪粪的村道。苦藤河乡的农民，依然是起早贪黑一身臭汗地土里刨食，依然只能糊呀粥的弄个半饱，五黄六月，还得用苦藤草填肚子充饥。其实，论资源条件，苦藤河乡要比连山镇强得多，苦藤河乡是林区，出产木材，出产楠竹。山里的中药材资源也十分丰富。苦藤河乡还有一座座的石灰石山。只因为一条河阻隔了苦藤河乡人的财路，使得苦藤河乡只能成
为连山镇的原材料供应基地，眼巴巴看着人家连山镇人将苦藤河乡的木材买去，石灰石买去，黄豆买去，粮食买去，办加工厂，办企业，跑运输做生意，大把大把地赚钱。就连苦藤河乡的老百姓挑了担小菜去河那边卖，由于过河耽误了时间，占不了蔬菜市场的黄金地盘，也只能贱价卖给连山镇人，让他们拿去蔬菜市场卖好价钱。
丁安仁说他在苦藤河乡扶贫的时候，眼睁睁看着连山镇人拿着苦藤河乡老百姓的农产品赚钱时，他心里硬是不服气，找到县农业银行的行长，拉关系贷了三十万的款，自己办木材加工厂，自己办石灰厂。只是，产品出来了，还得弄过河去才有销路。特别是烧成的石灰，首先要靠肩挑背驮运到河边，用船装过河，再靠肩挑背驮运到镇子上去。过苦藤河只有一条小船，春夏两季苦藤河老是涨水，河中奔流的是箭杆子水，弄不好就要翻船。冬天天气寒冷，又难得请到小工做这挑脚的苦活累活。秋天是好季节，河水不深不浅，但过河的人又特别的多，一个乡的征购粮就够渡船忙碌两个月了。
如今市场经济，时间就是金钱，你这里耽误了半天时间，人家就会将你的生意抢走。到头来，豆腐盘成了肉价钱，哪里有钱赚呀。木材加工厂和石灰厂都只办了一年多就垮掉了，三十万贷款没有还，还欠下了村里很多的账。没有一座桥，孩子们上学也不方便。苦藤河乡只有一座乡办完小，孩子们到了十三四岁，就得过河去连山镇上初中，早一趟去，晚一趟回，河水涨得猛了，就只有缺课。去年五月，苦藤河涨端阳水，伍老倌十四岁的儿子怕缺课，硬是缠着渡船佬送他过河去上学，结果船在河中间被浪头打翻了，在下游二十里的地方才找到伍老倌儿子的尸体。
苦藤河乡的老百姓做梦都想在苦藤河上修一座桥。可这桥就是修不起来。河这边只有一个乡，国家不可能拨专款给他们修桥，要修桥只有靠他们自己集资。苦藤河乡的历届领导都做过决定，要修桥。只是，将修桥的费用往苦藤河乡的老百姓头上一摊，那决心就下不下来了。人均几百块钱，像苦藤河乡这么贫穷的乡怎么把钱弄得上来。何况如今上面一再强调要减轻农民负担，哪个领导敢冒着受处分撤职的风险从农民手中弄钱修桥。丁安仁说到这里就将话打住了。丁安仁在苦藤河乡扶贫的第一年将乡政府从大岩村搬到苦藤河边的半山坡上。第二年，他嚷着要给苦藤河乡修一座桥，书记县长在县财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给苦藤河乡拨了三十万，要苦藤河乡自己再筹集一部分资金，把桥修起来。
那时顾家好刚做乡长不久，要顾家富从县桥梁工程公司请来一位桥梁工程师，在苦藤河乡住了一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