チ耍僭钡闹拔褚采先チ耍缓笥种卫砦廴荆珿DP上去了，官员的职务又上去了。经济一正一负回到了原来的状况，这增加了GDP，但增加了福利吗？
如果从个人的角度来看，这GDP等数字更不着边际。经济学家总爱说人均GDP如何，但人均决不是人人平均得到的。假设一个社会有10个人，每人平均收入原来为1万元，称为人均收入1万元。现在10人中有一人收入增加了10万元，其他9人没有变。说起来现在人均收入增加到2万元，翻了一番，但这与那9个人有什么关系？通货膨胀率是平均物价水平，尽管由于汽车、住房、电脑、家电等的降价，通货膨胀率下降，但你日常吃的蔬菜、水、电的价格却大大上升了，这种低通货膨胀对你有什么意义呢？
对于统计数字中的种种问题，经济学家并不否认。但是，如果不用GDP之类的统计数字又用什么呢？所以，统计数字是一种没有更好替代的无可奈何选择，是一种不完善的经济状况衡量指标。GDP之类的数字用还是要用的，无非是不要过分迷信，加一点更为具体的分析就是了。
经济学家在努力改进统计数字指标，但仅仅是在数字上做文章近期内很难有根本性突破。例如，早在20多年前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就提出了用净经济福利（NEW；即Neteconomic welfare）来代替GDP。这就是在GDP中减去对福利没有贡献的项目（如不必要的军备竞赛支出、环境污染），加上对福利有贡献而没有包括在GDP中的项目（如闲暇与环境），以便衡量经济福利。可惜这种设想由于难以数字化，至今仍然是一个设想。于是人们就寻找另一些能反映社会经济与福利的非数字化指标。
英国的《经济学家》（Economist）曾经提出过观测英国经济复苏的六项“民间指标”：
1。新车销售量大大增加；2。司机需求量大增；3。出现置业人潮（房地产热）；4。赴海外度假者大增；5。纯种狗和纯种狗主人数量同时增加；6。女性做隆胸手术者与女性胸围尺码俱增。这些指标都反映了消费的状况，而且颇为人性化。试想想如果经济没有复苏，有多少人有心去买车、雇司机、买房、买纯种狗；或隆胸？经济变好了；人们有能力了，也有这份闲心了，才有心去做这些可以说是“奢侈”的事。这些指标远远不像GDP那样具体、准确，但反映的经济状况不是比那些干巴巴的统计数字还具体而鲜活吗？
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更有意思。他在评论美国经济发展与90年代经济增长时不是说GDP增加了多少，而是说GDP变轻了（GDP Lightens up）。这就是说过去的GDP主要是煤、钢铁、石油这些重量大的东西，而现在是服务业、电脑、互联网这些重量轻，甚至没有重量的东西。尽管100多年来，美国的GDP平均每年增长3％左右，但由于技术进步和劳务在GDP中占到3/4左右，GDP反而变轻了。这个“轻”字用得的确好。一个轻字概括了当代经济增长的基本特点——以技术进步为动力，傻大黑粗的东西少了。你想想现在个人电脑的重量是第一代同样运行速度电脑的多少分之一？同时，经济增长使劳务迅速增长，消费者享受到的服务更多了。格林斯潘用重量标准来衡量经济的进步，多有创意！
还有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个垃圾指标（Trash indicator），就是用垃圾量的变动来衡量经济状况。这就是说，当经济繁荣时人们扔的东西多了——过时的家具、衣服等都被扔掉，同时人们购买的大件商品多了，这些商品的包装都成为垃圾。当经济衰退时，人们无力购买新东西，新的不来，旧的不去，不买大件东西，没有什么包装箱子，垃圾当然少了。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凯尔曼（John Keilman ）用这个指标进行了检验。在芝加哥20世纪90年代繁荣时，每年垃圾增加2％～10％，但在1999～2000年的衰退时，大件垃圾（旧家具、电器和包装箱）只增加了1％，而总垃圾量减少了6％。经济好了，什么都成垃圾，经济不好，没什么垃圾可扔。垃圾指标，多么具体、生动而有说服力啊！对老百姓来说，这不比什么GDP更令人可信吗？
股市也是经济的晴雨表之一，衡量股市状况的有道·琼斯、标准普尔等指数，也有成交量等指数。但还有一个更具体的指标也许你没听说过——女人裙子的长短。在20世纪40～50年代，有人注意到，当股市牛气冲天时，女人的裙子短，而当股市熊气时，女人的裙子长。这还被称为股市的裙摆理论。有道理吗？据说当时丝袜价格昂贵，是女性的时尚物品。当股市牛气，经济好时，男人有钱给女人买丝袜，女人以穿丝袜为时尚，就要穿短裙子显示自己的丝袜。反过来，当股市熊气，经济不好时，没钱买丝袜，也没有显示自己秀腿的心情，穿长裙的人就多了。你觉得这个指标是不是更人性化的？我想，这个指标和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六指标中的女人隆胸和胸围这一条有异曲同工之妙。尽管现在丝袜已不是时尚了，但女性的打扮时尚的确与经济状况密不可分。用这种时尚变动来衡量经济的确是一种创意。
我们所说的这些非数字标准，体现了人性化的东西。经济状况的好坏反映在人们的生活态度和方式上，也许这些变化比GDP等数字更有说服力，也更鲜活。
关于中国这些年迅速的经济增长，我们有各种统计数字。但如果采用人性化的指标是否可以有这样几项：第一；道路更拥挤了，车辆急剧增加；第二；餐饮业、旅游业及整个服务业发展极为迅速；第三；城市更漂亮了、更明亮了、也更现代化了；第四；女性更年轻、更漂亮、也更时尚了；第五；这次非典期间北京在一周就建好一所大型非典专业医院——没有强大的经济基础能做到这一点吗？这些指标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深切感受到，也比GDP更令人信服。
智猪博弈与企业创新策略
创新是企业的生命。但企业有大有小，不同的企业创新能力与市场占有份额差别很大。不同的企业采取什么创新策略对成败至关重要。博弈论中的智猪博弈为我们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思路。
智猪博弈讲的是由两只能根据成本…收益分析做出理性决策的猪，一大一小，共同在一个食槽上吃食。食槽上有一个按钮，按一次按钮会有10个单位猪食进入，但按按钮者要付出2单位猪食作为成本。博弈的规则是谁先到就可以选择等待，谁后到就要选择按钮。无论谁先按钮，大猪吃得快，吃得多，而小猪吃得少。每个猪的选择分别是等待和按钮。如果大猪先到并等待，小猪按钮，大猪吃9个单位（并不付出成本），小猪只能吃1个单位，在付出2单位成本后净吃食是负1。如果小猪先到并等待，大猪按钮，大猪吃6个单位，扣除2单位成本，净吃食4个单位，小猪等待也吃4个单位，不用付成本，净吃4个单位。如果两个猪同时到，都按钮，大猪吃7个单位，小猪吃3个单位，各自扣除2个单位成本后，各吃5个单位和1个单位。如果都等待，则谁也吃不到。我们可以用一个矩阵图把不同策略下各个猪的净吃食量表示如下：小猪按钮等待大猪按钮等待5；14；49；…10；0
在这个博弈中小猪的最优策略是等待。因为理性的小猪知道，等着大猪按钮自己可以净吃4个单位，其他任何一种选择都不如这个选择。即使大猪不按钮，我也不按，因为我不按钮充其量没得吃，但大猪不按我去按，则是负的1个单位。大猪的选择只能是按钮，因为小猪肯定选择不按，如果我按了还可以吃4个单位，而不按什么也吃不到。
智猪博弈说明了，在博弈双方力量不对等的情况下，力量强的一方正确的策略是主动出击（按钮），力量弱的一方正确的策略是等待，搭力量强的一方的便车。
把这个道理用在企业创新决策中就是大企业的正确策略是主动进行创新，小企业的正确策略是等待——在大企业创新之后进行模仿。这就是说，大企业生产能力强，资金雄厚，市场营销能力强。大企业进行创新，推出某种新产品以后可以大量进行生产，并进行广告宣传，迅速占领市场，从而获得成功。小企业的最优选择就是跟在大企业后面，进行模仿，或为大企业提供配件，从这种创新中获得一点小小的利益。
如果小企业要去创新会怎么样呢？显然就像按钮的小猪一样，自己花了成本（创新的费用），而好处让大猪获得了，因为小企业无力去扩大生产和占领市场。我想，当年万燕发明VCD就是一个例子。在家用电器市场上，万燕厂无论从资金、生产能力、市场占有，还是市场销售能力来看，绝对是一个小猪。大猪是广东那些家用电器企业。万燕开发出了VCD；又投资做了广告。这就相当于按了电钮。流入食槽的猪食就是打开了VCD这个市场。但他们资金与生产能力有限，无力迅速去占领这个市场。VCD并不是什么高深的技术，很容易模仿，在此基础上再推出DVD之类产品也不难。于是广东的大猪迅速大批量生产，降低了成本。万燕无法大批量生产，也无法降低成本。广东的大企业在价格战中打败了万燕，迅速占领市场，获得成功。今天你在市场上还能见到万燕的VCD或DVD吗？万燕打开的这个市场结果让其他大企业获益，这与小猪按钮，大猪吃了9个单位有什么差别？
当然，像万燕这样的小猪不自量力去按钮的情况并不多。所以，大猪不能等待，而要主动去创新。它们的创新也会使小猪不劳而获搭便车，但大头的利益还是大猪得到。因此，大企业就要努力去进行创新，像小企业一样等待是无出路的。
由此我们又得出一个重要的推论：技术创新靠的是大企业。只有大企业投资于研究与开发，不断创造出新产品，社会才能进步，小企业才能生存发展。如果经济中都是小企业，都在等待，就不可能有创新与进步。在一个经济中，有许多大大小小不同的企业，他们都有存在的理由。尽管小企业数量极多（在美国占到80％以上），但支撑一个经济，并引导经济进步的是大企业。
大企业实力强大，市场占有份额高，必然在市场上有垄断力量。垄断不利于竞争。因此，如何看待大企业的垄断，一直是经济学家争论的话题。各国的反垄断法都是要限制大企业的垄断权力的。垄断的大企业限制了竞争，但又是创新与经济发展的火车头，限制还是鼓励大企业，真成了一个两难困境。美国从19世纪末就有反垄断立法，也解散过一些大企业。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技术创新日益重要，于是人们更加关注大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长达十几年的微软案，最后仍没有解散微软。在这一期间，许多大型企业实现了合并。这一切表明天平偏向了大企业的有利性这一边。
我们科技的创新与发展有许多问题要解决，但其中一点还是缺乏大猪。在需要创新的高科技企业中，如果都是一些实力不强的小猪，又有谁能去按钮？因此，我认为当前的问题应该是培养大猪，让它们成为创新的火车头。
培养大猪有两种不同的做法。一是由政府培养大猪。或者由政府出资建立特大型企业，或者政府有意地扶植一些民营企业，甚至用进入壁垒来形成一些企业的垄断地位。二是由市场培养大猪，即由各种企业在竞争中兼并，最后形成大企业。前一种做法或者由政府有计划地进行，或者由政府主导。但历史证明，这种方法是失败的。人为地培养出来的大猪，缺乏效率，也缺乏竞争力。这样的大猪依靠垄断力量吃独食还可以，但真正要抢食吃时，它就不行了。计划经济下，我们这样的大猪并不少，岂不是都靠政府行政力量的羽翼有垄断之害而无垄断之益？看看现在那些国有特大企业占垄断地位的电信、民航、银行，就知道它们是怎么吃食的了。对于这些行业还是要放开竞争。
市场的方法，大猪是在竞争中形成的。市场放开，会有许多小猪进来，它们在这个市场上抢食吃。有能力者吃得多，长得也快，最终会自发地长成大猪。而且，因为市场开放，这些大猪即使是几家寡头，也面临竞争，能保持抢食吃的活力。为了吃到更多的食，就要创新。微软是美国，甚至世界市场上IT行业的大猪，但它是靠自己的力量长大的，并没有政府的有意扶植。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包括一些诺奖获得者，为微软辩护，就在于它产生于竞争而不是政府授权。中国需要的，正是这种在市场竞争中形成的大猪。
政府的任务不是有意去制造大猪，而是为大猪的出现与成长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