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莱堡学派产生于一战之后的德国，因其成员主要在弗莱堡大学任教并以此为学术中心而闻名。它的形成时期与法西斯在德国的统治时期不谋而合。但它不是作为法西斯统治的意识形态发展起来的，而是作为反法西斯的思想体系发展起来的。在法西斯独裁统治之下居然有这样一个自由主义流派得以发展，这在独裁国家是绝无仅有的。
弗莱堡学派是一个严格的学术集团，它以弗莱堡大学教授瓦尔特·欧肯（Walter Eucken；1891~1950）为核心，成员多为其同事或学生，包括经济学家和法学家，如法学家伯姆、格劳斯曼—道艾尔特、经济学家盖斯特里希、迪莱、弗里德里·卢茨、麦耶尔、梅耶等人。他们共同的信念是自由主义，即市场经济制度，但他们所主张的是有正常社会秩序的市场经济，即社会市场经济。他们研究的中心是市场经济的制度结构，即他们所说的秩序问题。
欧肯的秩序学说是整个弗莱堡学派的理论基础。“秩序”德文中是奥尔多（Ordo），所以，这个学派又称奥尔多学派。这里说的秩序指一定的规则制度安排。欧肯用理念类型来概括历史上的秩序。理念类型并不是现实经济类型，只是一种抽象的理论类型。他认为，人类社会有两种理念类型秩序：集中领导的经济和交换经济。集中领导的经济又称中央领导的经济，是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都由一个中央计划来控制的经济。这种经济要满足的是中央管理机构的需求， 中国学者研究弗莱堡学派的著作之一而不是消费者的需求，这两者是不同的。这种经济制定计划和实行控制的基础是粗略的评价，没有市场经济下的精确计算。而且，剥夺了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决策权，靠强制实现计划。这就不可能实现均衡，并引起资源浪费、效率低下等弊病。欧肯对集中领导经济的批判具有现实意义，因为在他们看来，法西斯对经济生活的控制正是这种经济类型的变种。
交换经济指由多个个别经济体组合起来的经济。这些个别经济体相互依赖，并通过交换来实现他们之间的联系。交换是通过货币制度来实现的，这就有以货币为标准的计算。欧肯分析了供给与需求的五种纯粹形式：垄断、部分垄断、寡头垄断、部分寡头垄断和竞争，组合为25种市场形式。
那么，现实中应该是一种什么经济秩序呢？欧肯认为，现实的市场经济应该坚持六个原则：保护私有财产，这是交换的基础；保证契约自由，这是交换的前提；稳定的货币秩序；开放的市场，即进入与退出的自由，特别是自由主义的国际贸易与货币； 中国学者研究弗莱堡学派的另一本著作严格的责任；政策的不变性。但是这种经济要由政府保证正常秩序，这就要：使权力分散，反对垄断；收入与财产的再分配以保证公正；用最低工资保证低收入者的利益；保护环境，实现个人与社会成本的均等化。为了使这种经济秩序得以实现，国家的干预必须遵循三项原则：国家必须限制利益集团的权力；所有的国家干预必须是针对经济秩序的，而不是针对经济过程的；经济与社会政治必须是系统的，不能是特定的。欧肯特别重视原则与历史的区别。这就是说决策者不能教条地看待原则，而要考虑具体历史环境。他明确指出，科学、宗教与国家都是维护经济、政治与社会秩序的制度力量。在秩序中，弗莱堡学派特别强调反垄断，这也是针对法西斯扶植垄断企业的政策。
欧肯强调，经济政策的目标是实现竞争秩序。他们既反对那种自由放任的政策，又反对中央管理经济，同时还反对他称为“各种不稳定的中间道路政策”，即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和其他形形色色的变种，包括对部分行业（基础行业）的集中领导，行业组织的等级秩序政策，以及充分就业政策。
弗莱堡学派不仅以这些理论对抗法西斯，而且也以合法的形式对抗纳粹统治。1934年，纳粹政府建立了一个德国法律研究院，以制定有德国特色的法律。该院曾建立了一个第四班，弗莱堡学派利用这个班学习欧肯的著作，宣传他们的思想。他们还与政府中反纳粹的人士秘密合作，寻找一种替代纳粹统治的经济政策。1943年，德国临近失败时，他们还秘密研究战后德国的经济政策。他们的一些成员还与地下反法西斯组织保持了联系。正是由于弗莱堡学派在法西斯统治时期的研究工作，使战后德国经济政策有了理论依据。
1950年，欧肯去世。以后这一派的主要成员或去世，或出国，或退休。作为一个学术团体，弗莱堡学派就不存在了。但艾哈德继承了弗莱堡学派的基本思想，提出了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并以此为依据制定战后联邦德国经济政策，使德国经济迅速恢复和繁荣。弗莱堡学派在经济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他们的理论至今仍影响着经济学家。
社会市场经济的实践者
做一个象牙之塔中的理论经济学家并不难，难的是把自己正确的理论成功地运用于实际。联邦德国前总理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正是这样一位把理论运用于实践，实现了德国战后经济腾飞的经济学家。
作为经济学家，艾哈德曾在法兰克福德国制成品经济观察研究所从事消费品和工业品的成本核算比较研究。他不属于德国弗莱堡学派的成员，但与这个学派关系密切，并接受了他们的基本理论——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这种理论把经济分为两种理念模型：自由市场经济和中央管理经济。自由市场经济由价格机制自发调节经济。中央管理经济由政府的计划和命令来调节经济。但这两种经济都有缺点。自由市场经济中，竞争会引起垄断，经济危机与不稳定也是难免的，这必然引起国家干预。中央管理经济又会引起资源配置失误和效率低下。他们理想的经济是“有意识地加以指导的市场经济，即社会市场经济。这种经济由价格机制来调节，但政府要维护经济秩序。”
社会市场经济使德国再度辉煌
艾哈德称赞这种社会市场经济，他在1957年出版的《大众福利》（中文本根据英文本改名为《来自竞争的繁荣》）中发展了这种理论。他首先强调，社会市场经济的基本目标是大众福利，即在迅速发展生产力的同时消灭贫富对立，使绝大多数人能享受到经济繁荣的果实。大众福利要通过三位一体的目标来实现，即生产率和生产量的大幅度提高，名义工资的大幅度提高，以及低而稳定的物价水平。
社会市场经济以市场经济为基础。艾哈德认为，人类进步是市场经济的结果。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在于“它能使调节过程随时随刻地进行，能使供求双方，国民收入与国民生产之间既在数量上又在质量上都趋于平衡，能使生产者和消费者双方都获益”。市场经济的基本点是保证个人的经济自由，保证自由竞争和保护私有制。经济自由指生产者决定自己资源使用，进行生产和竞争的自由，以及消费者使用自己收入的自由。这是公民的基本权力，也是市场经济的出发点。自由竞争是实现市场调节的惟一途径。价格要在竞争中形成，并通过竞争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也是实现繁荣的最有效手段。私有制是保证个人自由与自由竞争的基本前提，没有私有制就没有市场经济。
但是艾哈德区分了自由市场经济和社会市场经济，这两者的区别如同野生植物与人工培育植物的区别。他认为国家的作用不是直接参与经济活动而是维持市场经济秩序。把经济活动比喻为球赛，企业是运动员，政府是裁判。裁判不能踢球，但一场精彩的球赛离不了裁判。国家的作用是：兴建并维护基础设施，稳定货币和物价，反垄断，实行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协调劳资关系。总之，国家要通过各种方法为市场经济的运行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话经济学人
艾哈德的伟大之处不在于提出或发展了社会市场理论，而在于运用了这一套理论。在纳粹统治时期，艾哈德拒绝与当权者合作，并研究德国战后重建问题。战后，艾哈德得到美国占领军重用，任美国纽伦堡军管机构的经济顾问。1945年10月起任巴伐利亚洲经济部长。1947年10月任英美占领区财政管理委员会货币与信用特别处主任，筹备货币改革事宜。1948年3月又任英美占领区经济管理委员会美方经济区主席。1949~1963年任联邦德国经济部长。1963~1966年任联邦德国总理。正是在这一期间他把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变为德国的经济政策。
战后面临的严重问题是超速通货膨胀。艾哈德1948年6月18日在英美占领当局支持下进行了货币改革，废除了旧马克；发行新马克，颁布了货币法、货币发行法、兑换法和固定账目法，稳定了通货，为经济恢复创造了条件。然后又进行价格改革，放开市场。废除了对90％的商品的价格管制（仅对基本食品、重要工业原料和房租与公用事业费进行管制），取消物品配给制，实行买卖自由，政府对工资的控制，由劳资双方决定工资。这些是发挥自由市场的调节作用。在政府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方面，制定反垄断法，实行劳资共同决策制度以缓和劳资对立，又通过社会政策和劳动立法，实现社会保障和福利，并提出工人阶级中产化的目标。在国际上实行自由贸易，并推动西欧经济的一体化。
这些政策促进了德国经济发展。从1950年到1973年，联邦德国的GDP从981亿马克增长到9262亿马克，增长了8。4倍，年增长率为7。1％左右，在西方各国中仅次于日本（8。9％）。同时，年通货膨胀率仅为2。3％。人民生活得到相当大的提高。社会市场经济终于实现了大众福利。尽管艾哈德在1966年后不再担任总理，但联邦德国仍继承了他的基本经济政策。
艾哈德被称为德国“经济奇迹之父”。尽管他在1977年去世时也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甚至在理论经济学界也称不上一流经济学家，但他真正称得上把经济学用于富国富民的经济学大师。
大经济学家的小错误
凯恩斯曾经说过：“据说列宁曾宣称，摧毁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好方法是破坏通货。通过持续的通货膨胀过程，政府可以秘密而不知不觉地没收其公民的大部分财富”。
这段话是凯恩斯在其名著《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一书中谈到一战后强加给德国的赔偿条款会引起经济困难和加剧国际关系紧张时说的。
这一段话在《劝说集》（Essays in Persuasion，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凯恩斯文集》第一本中译为《预言与劝说》）第二部分“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第一篇文章“通货膨胀”中也出现过（这一篇文章就是《后果》一书中的一部分）。因为凯恩斯是大经济学家，这段话被作为列宁的话而广为引用。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的《经济学》第16版第30章“保持价格稳定”中把这句话作为该章前的引言。美国经济学家曼昆的《宏观经济学》第7章“货币与通货膨胀”中专设了《参考资料》：凯恩斯（与列宁）论通货膨胀的成本”一节介绍这句话。可见这些经济学大师对凯恩斯的话都深信不疑。
但香港经济学家林行止指出了凯恩斯的错误。他在《弗里德曼是凯恩斯信徒？》一文（收入《一脉相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2月版）中考证了这句话的来源。林先生根据英国著名苏联问题专家理查德·皮泼斯（Richard Pipes）1990年出版的《俄国革命：1899~1919年》（The Russian Revolution； 1899~1919）证明了，这句话并非列宁所说，而是另一位布尔什维克拉宁（Larin）所说。拉宁在俄国革命时期为经济负责人，这大概是他在干革命时摧毁帝俄卢布的经验总结。
凯恩斯大概并没有读过列宁或拉宁关于通货膨胀论述的文章，他引用的话是听说来的，也没有指明出处，原文是“Lenin is said to have declared …（林行止先生根据的《后果》一书英文版是148页，曼昆根据的1920年Macmillarn版是219~220页，我根据的纽约1920年Harcourt； Brace and Howe版是235页）。看来当时凯恩斯引用这句话也是底气不足，但他的学术地位使大家都信以为真。
凯恩斯把关于通货膨胀的这段话归在列宁头上还算不得什么大错，毕竟这句话的意思并不错，何况也是出自列宁战友拉宁之口。但另一位经济学大师瓦伊纳所犯错误就不一样了。
雅各布·瓦伊纳（Jacob Viner；1892~1970）是早期芝加哥学派的重要成员。他曾就读于哈佛大学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