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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加尔布雷斯出版了《新工业国》，该书重点在于分析美国社会的经济结构。这就是在公司中拥有知识的技术结构阶层（technostructure）实际掌握了权力，他们注重于公司的增长与强大，形成忽视公共利益的大公司。大公司的这种地位引起美国社会的各种问题。
加尔布雷斯著作中文本 1973年，加尔布雷斯出版了他最重要的代表作《经济学和公共目标》。在该书中，他把美国社会的种种问题归咎于二元体系的存在。二元体系指美国由大公司组成的计划体系和中小企业组成的市场体系构成。这两个体系权力与地位的不平等是收入分配不平等、社会失衡、犯罪严重等问题的根源，出路则在于政府通过制度改革实现两个体系的平等。
加尔布雷斯是一个活跃的经济学家，著作颇丰，但以后的著作并没有更多新东西，只是其批评主流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的观点并未改变。
加尔布雷斯的另类观点自然会受到主流经济学的批评。许多经济学家不承认加尔布雷斯是经济学家，把他归入社会学家。也有经济学家认为他的著作毫无意义，可以付之一炬。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另类观点反映了一艘飞速行驶中大船的问题，是值得重视的。美国政府重视解决这些问题，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二战以后政府实行有力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实行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对缓解贫富悬殊，改变低收入者的生活状态起到积极作用。政府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植，以及限制大公司的反垄断政策，都有利于整体经济的发展。这些政策的采取与加尔布雷斯这些另类经济学家的呼吁不无关系。布尔布雷斯也得到尊重，他曾当选为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在学术界和公众中享有盛誉。
还应该注意的是，加尔布雷斯一再声称自己是“改革者”而不是“革命者”，这就是说，他的批评是为了使这般大船行进得更好、更稳，而不是要弄翻这条船。“文革”时期，我国把他作为资本主义的反对者来热情接待，实在是一种误会。
一艘船要能平安前进，需要有人喊加油，也需要有人喊注意别翻船。一个社会也是如此。正在这种意义上说，主流经济学家重要，非主流的另类经济学家也同样重要。话经济学人
他应该得诺奖
雅各布·明塞尔，名气也许不够大，但贡献却重大 金秋十月推测谁能获得2002年诺奖成为经济学界的热门话题之一。武汉大学陈志俊教授预言法国经济学家让—雅克·拉丰（JeanJacques Laffont）有可能获奖（文见《21世纪经济报道》2002年8月12日）。这种推测是有道理的，以拉丰在激励机制设计、公共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等诸多领域中的杰出贡献，获得诺奖当之无愧，也是多年来人们看好的夺冠人物。不过拉丰今年方55岁（1947年出生），按诺奖的传统，在同样有资格获奖的经济学家中，先照顾老者。（遗憾的是拉氏在2004年5月去世，年仅57岁，失去了获得诺奖的机会。）据此我个人推测，2002年的诺奖有可能给予人力资本理论的创始人雅各布·明塞尔（Jacob Mincer）。明塞尔1922年出生，今年是他的80大寿。
预测谁会得诺奖，关键是看他所做出的贡献，以及这种理论的原创性和对以后经济理论与政策的影响。回顾20世纪后半期的经济学发展，人力资本理论正是这种应该获奖的经济学理论。
说到这里，读者一定会问，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Schaltz）和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不是已由于对人力资本的贡献而获得了诺奖吗？这是一种误解。其实，舒尔茨和贝克尔获奖的主要贡献并不是人力资本理论，而是这种理论的运用与发展。舒尔茨获奖是由于“在经济发展研究中的先驱工作”。在分析发展问题时，他是“把教育投资如何能影响农业及整个经济的生产率的分析统系化的第一人”。贝克尔获奖是由于“他把微观经济分析的领域扩大到包括非市场行为的人类行为和相互作用的广阔领域”。人力资本理论在贝克尔之前就存在，他的贡献是“构造了人力资本理论的微观经济基础，并使之数学化”。以及“把人力资本观点发展为确定劳动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
人力资本理论的建立对战后经济学的发展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它成为经济发展，教育经济、收入分配、劳动经济学等领域的基础，也推动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新增长理论的建立。但人力资本理论的“始作俑者”，既不是舒尔茨，也不是贝克尔，而是明塞尔。
从人力资本理论发展的历史看，舒尔茨第一篇人力资本的论文《对人力资本的投资》1961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贝克尔第一部人力资本著作《人力资本》出版于1964年。明塞尔第一篇人力资本论文《人力资本投资与个人收入分配》是他1957年完成的博士论文，1958年发表于《政治经济学杂志》。正因为如此，著名经济思想史专家马克·布劳格（Mark Blang）公正地指出：“雅各布·明塞尔在西奥多·舒尔茨和加里·贝克尔之前发现了人力资本理论，但该理论的创造人却通常被认为是后者。”当然，作为谦和的经济学家，他们三人并没有像牛顿和莱布尼茨争夺微积分的发明权那样，无聊地去争夺人力资本的发明权。他们共同努力使人力资本理论有了今日的辉煌。你在阅读舒尔茨和贝克尔的著作时会发现他们都大量引用了明塞尔的著作。他应该得诺奖
明塞尔是出生于波兰的犹太裔人（与萨缪尔森一样），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曾在芝加哥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并在国民经济研究局工作，1962年以后一直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他的一生颇为平淡，从事张学术研究，不像那些活跃于政界和媒体上的经济学家那样声名显赫。但他的成就在经济学界是公认的，是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院士，美国经济学会资深会员，2000年又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明塞尔重要论著中的一本明塞尔的主要论著收入了两卷本的《雅各布·明塞尔论文集》（第一卷《人力资本研究》，第二卷《劳动供给研究》，中文版已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这些论著提出了现代人力资本理论，全面奠定了这种理论的基础，成为人力资本理论的经典著作。他的另一本重要著作是1974年出版的《教育、经验与收益》（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明塞尔对人力资本理论的贡献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并用这一理论解释个人收入差别与人力资本之间的关系。他把个人收入差别归因于接受正规教育、在职培训和工作中经验积累形成的人力资本差别，并把受教育年限作为衡量人力资本投资的最重要标准，建立了说明人力资本投资与个人收入之间关系的人力资本收益率模型。第二；用人力资本理论研究劳动力供给问题，尤其是妇女劳动力供给的行为。他首先把劳动供给理论归入家庭决策，证明了对妇女而言，工资增长的替代效应（用劳动代替闲暇）大于收入效应（收入增加，增加闲暇减少劳动），因此，妇女参工率提高。第三；工资差别与工作转换之间的关系。他证明了，男性与女性工资差别不是由于性别歧视，而是由于妇女在生育期间工作中断，由工作经验积累减少而引起的人力资本增加慢于男性。工资增加率与工作转换率反方向变动。明塞尔的这些研究既有理论模型，又有资料的实证分析，其研究结论影响到经济理论与政策制定。他的这些研究成果及影响使他有资格获得诺奖。
当然，诺奖毕竟是人评的，有种种因素的影响。我们猜测谁会获奖仅仅是一种智力游戏。我推测明塞尔会获奖是根据了他的贡献和年龄，但更重要的，是希望通过这个智力游戏引起大家对明塞尔及其人力资本理论的关注，至于明塞尔能否获奖本身并不至关重要。话经济学人
经济学家不是炒出来的
被遗忘的供给学派大师拉伐 有真才实学的经济学家经过炒作方可著名，但仅凭炒作终究是成不了经济学家的。20世纪80年代供给学派首领阿瑟·拉伐（Arthur Laffer）经媒体和政界炒作，爆得大名，名利双收，但如今谁还把他作为经济学家呢？
其实拉伐也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24岁获得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28岁任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以后又任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但他志不在学。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出现滞胀，经济困难时期也是经济学家出名的机会。当时经济学家罗伯特·芒德尔（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提出了减税可以既实现繁荣又无通货膨胀的思想。拉伐受此启发，演绎出一套以减税为中心的供给经济学思想。但他的兴趣并不在于建立一个严密的理论体系，而在于以此为敲门砖打入政界。
供给经济学当年曾红极一时，但说起来简单得很。这种理论认为，美国经济问题的根源并不在于凯恩斯所说的总需求不足，而在于总供给不足。法国古典经济学家萨伊提出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理在今天仍然是正确的。增加供给的关键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中实行减税。因为减税可以刺激人们劳动与投资的积极性，增加总供给，而且，尽管税率下降了，但由于作为税基的GDP增加了，政府税收反而会增加。所以，使美国经济走出滞胀的良策就是减税。
供给经济学的中心是所谓的拉伐曲线。拉伐曲线并不是严肃的经济学家精心研究的结果，而是拉伐1974年在向政界朋友推销减税主张时随手在华盛顿一家餐馆的餐巾纸上画出来的，所以，也被戏称为“餐桌曲线”。这条曲线无非不懂经济学的人直观地了解税率和税收之间的关系，接受减税不仅可以增加GDP，还可以增加政府税收的观点。
说起来，供给学派在当时红极一时，但其实并没有什么像样的东西。他们的许多文章发表在《商业周刊》、《挑战》之类非学术或不入流的刊物上。仅有的两个像样东西是拉伐的学生坎托的论文《税率，生产要素之运用以反市场生产》（用坎托、拉伐和南加州大学助理教授乔尼斯的名义发表于他们自编的《经济政策的供给效应》一书中）和供给学派另一位干将保罗·罗伯茨1984年出版的《供给学派革命》（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的译本）。前一篇文章企图建立一个供给学派的理论模型，可惜在我这个对经济模型造诣不深的人看来都浅薄的不值一提。后一本书不是理论著作，是叙述供给学派的记述性作品，毫无学术价值。因此，供给学派经济学从来就未得到经济学界的承认，供给学派（Supplyside）本来是嘲讽他们的，拉伐曲线也是弗里德曼在嘲笑拉伐之浅薄时用的。
经济学家不是炒出来的供给学派之所以在80年代红极一时，并不是理论上有所突破，或有经邦济世的真经，而是炒作出来的。
炒作供给学派减税思想的是一些政界和新闻界人士，除拉伐外，包括提出过减税法案的众议员杰克·肯普、《华尔街日报》副主编温尼斯基，以及年轻的经济学家保罗·罗伯茨、诺尔曼·图尔等人。温尼斯基说服了《华尔街日报》主编巴特利，使该报社论版成为宣传供给学派主张的基地。这家报纸影响重大，在炒作供给学派中起了重要作用。拉伐奔波于各地进行演讲，同时，又通过肯普等人向国会议员推销他们的主张，并赢得了不少人的支持。
里根总统也是供给学派的信但使得供给学派走红的关键是里根接受了这一套思想。里根早在1946年时年收入已达17万美元，当时最高的边际所得税税率高达82％~91％。里根以后常说，只要拍四部片子收入就达到最高税率等级，再拍等于白干。这使他对高税收深怀不满。供给学派的减税主张正合他意。更重要的是，他看到卡特运用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失败，认识到了要能在竞选中得到支持必须另找出路。于是，他就把供给学派的主张作为竞选总统的经济纲领，并在上台后制定了以供给学派理论为基础的经济复兴计划。被里根采用是供给学派走红的关键——当权者青睐的东西无论多么狗屁不通，都会红极一时的。
里根上台后，拉伐曾任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以后又创办了拉伐公司，从事投资咨询，最兴旺时有客户200家左右，年收入达到250万美元。个人名利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