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吗？从更深层次来看，政府的这种做法反映了什么思想？这种思想有利于市场化，还是不利于市场化？
政府不应该管民航价格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对一些行业实行价格管制，规定其不能超过的价格上限或不能低于的价格下限。这种做法曾经被广泛使用，甚至现在有些国家还在应用，但90％以上的经济学家都反对这种价格管制。在20世纪80年代的取消管制中，这种做法已大大减少，就我们国家来看，对个别一家企业垄断的行业（如铁路），对关系老百姓基本生活的个别产品（如药品）在一段时期内实行价格管制也是可以的，但对民航价格实在没有必要管。
从根本上说，市场经济下的民航公司应该是有权做出独立决策的企业。尽管我们的民航公司还是只有国家一个股东，但也应该是国有而不是国营，放手让企业自己决策。定价权是企业自主经营权的一个重要部分，政府横加干预，无疑是对企业权利的侵犯。你要企业经营好，又不让它自由运用价格杠杆，这无异于绑住演员的手脚，又让她跳出优美的舞蹈。企业不是由政府“搞”好的，也不能在政府这个婆婆的指手划脚中经营，只有真正把包括定价权在内的一切经营权交给民航公司，它们才会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
像铁路、自来水之类一家独占的垄断企业，缺乏竞争，又有可能用自己的垄断权力提价而不利于消费者，对它们进行点价格管制尚且说得过去。但民航并非这样的行业，民航是一个由几家大公司控制的寡头市场，民航作为交通运输也有替代品（铁路或高速公路）。因此，在民航各公司之间，以及与作为替代品的铁路、汽车运输企业之间，仍存在着激烈的竞争。这样，就使得民航自己不能任意决定价格，它们要根据市场竞争与供求关系确定合理价格。合理的价格并不是由多少钱而定，只要消费者接受，生产者能承受，无论多高或多低都是合理的。换言之，合理的价格是在市场竞争中形成的价格。要由市场竞争形成，就不能由政府设置上限或下限，划一个框架。
有时政府也会出于社会安定的需要对一些生活必需品实行价格管制。这时经济效率会有损失，但从社会来看，安定的好处大于效率的损失。但民航又不属于此列，即使在一些发达国家，民航业也并非生活必需品。生活必需品需求缺乏弹性，而奢侈品需求富有弹性，在美国，民航的需求弹性为2。4左右，属于富有弹性的商品。在中国民航更属于奢侈品，民航乘客主要是高收入者和公务出差者，需求弹性极大。民航涨价也好，降价也好，对国计民生不会有什么显著影响，更不会影响安定团结，也没有照顾弱势群体的问题。因此，没必要出于社会或政治考虑而去损害经济效率。
总之，政府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对民航实行价格管制，这种于国、于企业、于民无利的事，政府何必去做呢？放开价格才是人间正道。
政府管不好民航价格
政府不应该管民航价格是一种规范分析，从实证的角度，从操作这个层次看，政府也管不好民航的价格。市场经济中价格应该由市场供求决定，根据供求关系的变动而及时调整，这就要求定价者对供求状况及其变动有全面而及时的了解。换言之；要有充分信息；定价决策要及时而准确。在这方面，政府远远不如企业。政府对民航市场供求的了解肯定不如企业，充其量只能是雾中看花。政府的信息不如企业充分，这是其一。其二，供求受多种因素影响，瞬息万变，政府的信息传递渠道不如企业畅通，无法及时做出决策。其三，政府的决策过程需要的时间长，等价格管制决策做出时，恐怕是“黄花菜都凉了”。总之一句话，政府没有管制民航价格的能力。政府规定的价格上限与价格下限并不是根据市场供求，当然不会起到好作用。
民航价格应该既无上限又无下限。其上限只受消费者支付意愿和能力的制约，只要消费者愿意接受，有人坐飞机（保证一定的上座率），多高也无所谓。当然，没有价格上限，民航也不会无限涨价，如果从北京到上海涨至一张票1万元谁会坐飞机呢？企业的价格上限来自消费者而不是政府。其下限是企业的成本，从长期来看，企业不可能低于成本运行，你打死它，它也不会降到成本之下。企业自身有下限约束，何必政府定什么价格下限呢？
民航的定价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市场经济中企业成功的决定因素之一是定价策略。如何定价是一门艺术。从民航来看，长期中价格应该至少等于成本，甚至应该有一个高于成本的正常利润，民航才能生存、发展。但在短期中，则要根据市场供求关系灵活地调整价格。当民航旺季时，价格应该尽量上升；但在淡季时，甚至可以降到成本之下。短期中民航的成本有固定成本（飞机的折旧、员工的工资等）与可变成本（每飞行一次增加的成本）。价格可以降到成本之下就是低于总成本，但等于或大于可变成本（如果低于可变成本就不如停业）。只有让它们无限涨价与降价，才可以实现长期中的正常运行。旺季涨多少，淡季降多少，恐怕只有民航自己知道。
民航定价也不是仅仅涨价或降价，还有许多定价方式。除了淡季旺季价格不同，同一天不同航班价格不同（如晚上的飞机票价格低）等等以外，还要运用歧视价格。歧视价格就是对相同的航班向不同乘客收取不同的价格。例如，公务乘客收高价，私人外出者收低价。国外航空公司普遍运用了这些价格手段，而且，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如何运用这些不同的价格手段是一门艺术，只有熟悉民航业市场的人才能玩得好。政府有这样的人吗？把民航价格变动限制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再强的高手也玩不好价格。戴着镣铐是跳不好舞的。要让民航跳好舞，首先要求打破价格管制这副沉重的镣铐。
定价是一个专业性相当强的决策，要懂经济学、管理学、市场营销、成本核算，甚至消费者心理，又要熟知市场供求关系瞬息间的变动（如突发性非典型性肺炎对民航的随机冲击）。政府管制部门的官员不可能熟悉这些问题，由他们进行管制，岂不是犯了“外行领导内行”的错误？
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反对价格管制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即使价格需要管制，政府也不具备这种能力。这种情况下，与其政府管制，还不如取消管制。
政府热衷于价格管制的背后
政府管价格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曾经管过电影票价格（规定进口大片的价格上限与下限），制订过汽车行业自律价，反对过彩电等行业的价格战，民航也有禁折令。这些限制价格的做法无一成功者。但为什么政府有些部门要与市场屡败屡战呢？
在这种价格（及其他）管制的背后是计划经济思想的阴魂不散，仍然有意无意地支配着一些人的行动。
计划经济的特点是高度集中决策，政府全面严格地控制经济生活。价格是完全固定的，甚至像火柴涨一分钱这样的小事也要经过高层领导开若干次会，谨慎决策。支撑计划经济的思想是政府高明论，即政府一心为公众，而又全知全能，所以，只有政府才能做出正确决策，有效配置资源，给人民带来幸福。
计划经济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失败使绝大多数前计划经济国家走上市场经济之路。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传统的力量是强大而长期的，计划经济的思想，尤其是政府高明论，仍然在相当一部分人头脑（尤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成长起来的人）中根深蒂固。此外，计划经济国家走向市场经济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从封建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后者是自发发生的，前者是由政府自上而下地推动的。在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中，政府是始作俑者、推动者。政府的重要作用功不可没，但这个特点也使一些人习惯于用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来考虑市场经济的建立，说得通俗一点，就是想以计划的方式，由政府有计划地建立一个市场经济。这种做法的表现就是不相信市场的自发性，总怕一放就乱，似乎离了管制，市场就是无秩序的。
本来市场经济中价格是能放开的都应该放开，但现实中却是放得极慢，总怕完全放开价格就天下大乱。今天不让那种价格涨，明天又不让这种价格降，政府成了一个救火队，尽管没火，也怕有火而忙个不停。结果如何呢？你不让涨，有黑市涨价（各地的票贩子问题）；你不让降，人家仍在暗折。等政府承认了已成事实的价格涨跌时，只能算事后追认了——汽车取消自律价是这样，民航禁折令从未严格实施过也是这样。政府何必总像唐·吉诃德那样与风车（市场力量）斗呢？历次价格禁令的失败也说明政府在价格问题上并不高明。高明哪能屡战屡败？但又不想放弃自己高明论，所以才有屡败屡战；直至即将召开民航价格管制的听证会。
我们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还在于政府管得太多。“一放就乱”往往是不对的，“一管就死”倒有几分真理。市场机制的调节贵在自发，而不在于什么人有计划地控制。市场经济的关键是政府能不管的尽量不管（同时该管的应该管好）。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经济改革的关键是“放”而不是“管”。即使走向市场经济的最初推动力是政府，市场经济成功的保证仍然是自发性。有计划地建立一个市场经济，也许动机是好的，但结果并不好。结果不好，好的动机又有什么用呢？在运用市场调节方面，政府不是高明的，企业和消费者才是高手。不要总把企业看成是弱智的孩子，需要政府这个高明的保姆去引导。不破除政府高明论，改变有计划地建立市场经济的做法，我们的改革难免还会有弯路。
政府不应该对民航实行价格管制，也不能实行这种管制。所以；民航价格听证会也就是徒劳无益的“做秀”了。市场经济要实干，“秀”还是不做为好。
驳高学历多生孩子论
有些事真是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在世界进入21世纪的今天，居然有人公开主张高学历者多生孩子；低学历者少生孩子。不是公开的报纸报道；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审议《江苏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草案）》时；有委员建议博士、硕士可生二胎，对无知识的农民加强人口控制；我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提出这种建议的省人大常委委员想必素质是不低的。但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居然没有一点人权和平等的观念。人，无论高低贵贱，知识多少，在法律面前是人人平等的。保证每个人的这种平等权是基本人权。生育子女是人的权力之一。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在没有法律限制的情况下，每个人都有选择生多少孩子的自由。当我们把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时，其限制适用于每一个人。法律上没有特殊公民，也没有有特殊生育权的人。认为文化高就有超出别人的生育权，实在是又回到了中世纪。
更重要的是，高学历者子女的素质一定高，低学历者子女的素质一定低吗？无论从人口统计还是生物学的理论中，恐怕都找不出依据。从生物学的角度说，遗传基因并不是决定人的素质的最基本因素。人的素质主要还是后天形成的。把人的素质归结为遗传仍然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养儿会打洞”的封建意识。只要研究一下那些历代开国君主子孙的情况，你就知道“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这句话的含义了。从人口统计的角度看，有多少优秀人才的父母，文化素质并不高，甚至是文盲，又有多少“书香门第”出身的子孙走上了堕落之路。从现在社会现实来看，的确有许多文化素质高的家庭的孩子在社会上是成功的。但这并不是遗传因素。从制度上说，城里的孩子上学，就是比农村的孩子机会多，况且，他们的父母有广泛的社会关系。农村里低文化素质家庭的孩子缺的不是内在素质，而是外部条件。
退一步说，即使高学历父母一定可以生出并培养出高学历子女这一假说成立。但高文化、高学历就是高素质吗？素质应该是综合素质，它包括人的品德、能力和文化，决不仅仅是文化。不少（还不是个别）高文化高学历的人并不具有高素质，人品极差、无实际工作能力，有知识而无文化者并不少。那些贪污腐败的官员，哪个不是高学历？那些学术中剽窃、抄袭、到处吹牛，甚至诈骗者，哪个不是高学历？回到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从批胡适到“文革”）中左得出奇的打手，追随“四人帮”的梁效之流，哪个不是高学历？再去翻翻一部中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