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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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话- 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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龌姑坏剑缓米傲餮啤⑷缬奕糈╪e4:语言迟钝,不善讲话。)地等待时机。现在得到你,传授了心法,我此行的本意总算有了结果了。”
  新语云:除此以外,其他的事理应该去研读原文,如《传灯录》、《五灯会元》、《指月录》等禅宗汇书可知,不必多加细说。达摩所传的禅宗一悟便了吗
  看了以上所列举的达摩大师初到中国传授禅宗心法的史料故事,根本找不出一悟就了,便是禅的重心的说法。所谓“安心”法门,所谓“外息诸缘,内心无喘”等教法,也不过是“可以入道”的指示而已。尤其由“外息诸缘,内心无喘”与“安心”而到达证悟的境界,实在需要一大段切实工夫的程序,而且更离不开佛学经论教义中所有的教理。达摩大师最初指出要以四卷《楞伽经》的义理来印证心地用功法门,那便是切实指示修行的重要。
  在佛学的要义里,所谓“修行”的“行”字,它是包括“心行”(心理思想活动的状况)和“行为”两方面的自我省察、自我修正的实证经验。如果只注重禅定的工夫以求自了,这就偏向于小乘的极果,欠缺“心行”和“行为”上的功德,而不能达到觉行圆满的佛果境界。其次,倘使只在一机一禅、一言一语上悟了些道理,认为稍有会心的情景就是禅,由此便逍遥任运,放旷自在,自信这就是禅,这就是禅的悟境,那不变为“狂禅”和“口头禅”才怪呢!这样的禅语,应该只能说是“禅误”,才比较恰当。可是后世的禅风,滔滔者多属此辈,到了现在,此风尤烈,哪里真有禅的影子呢!
  达摩大师所传的禅宗,除了接引二祖神光一段特殊教授法的记载以外,对于学禅的重点,着重在修正“心念”和“行为”的要义,曾经有最恳切的指示。可是人们都避重就轻,忽略了“安心”而“可以入道”以后,如何发起慈悲的“心行”,与如何“待人接物”的“方便”。达摩禅的二入与四行
  新语云:达摩大师东来中国以后,他所传授的原始禅宗,我们暂且命名为“达摩禅”。现在概括“达摩禅”的要义,是以“二入”“四行”为主。所谓“二入”,就是“理入”与“行入”二门。所谓“四行”,就是“报冤行、随缘行、无所求行、称法行”四行。
  “理入”并不离于大小乘佛经所有的教理,由于圆融通达所有“了义教”的教理,深信一切众生本自具足同一真性,只因客尘烦恼的障碍,所有不能明显地自证自了。如果能够舍除妄想而归真返璞,凝定在内外隔绝“心如墙壁”的“壁观”境界上,由此坚定不变,更不依文解义,妄生枝节,但自与“了义”的教理冥相符契,住于寂然无为之境,由此而契悟宗旨,便是真正的“理入”法门。这也就是后来“天台”、“华严”等宗派所标榜的“闻、思、修、慧”“教、理、行、果”“信、解、行、证”等的滥觞。
  换言之,达摩大师原始所传的禅,是不离以禅定为入门方法的禅。但禅定9包括四禅八定)也只是求证教理,而进入佛法心要的一种必经的方法而已。如“壁观”之类的禅定最多只能算是小乘“禅观”的极果,而不能认为禅定便是禅宗的宗旨。同时如“壁观”一样在禅定的境界上,没有向上一悟而证入宗旨的,更不是达摩禅的用心了。例如二祖神光在未见达摩以前,已经在香山宴坐八年。既然能够八年宴然静坐,难道就不能片刻“安心”吗?何以他后来又有乞求“安心”法门的一段,而得到达摩大师的启发呢?这便是在禅定中,还必须有向上一悟的明证。因此,后来禅师们常有譬喻,说它如“狮子一滴乳,能迸散八斛驴乳”。
  “行入”达摩大师以“四行”而概括大小乘佛学经论的要义,不但为中国禅宗精义的所在,而且也是隋、唐以后中国佛教与中国文化融会为一的精神所系。可惜后来一般学禅的人,看祖师的语录、读禅宗的汇书等,只喜欢看公案、参机锋、转语,而以为禅宗的宗旨,尽在此矣。殊不知错认方向,忽略禅宗祖师们真正言行。因此,失却禅宗的精神,而早已走入禅的魔境,古德们所谓“杜撰禅和,如麻似粟”,的确到处都是。
(一)所谓“报冤行”
  这就是说,凡是学佛学禅的人,首先要建立一个确定的人生观。认为我这一生,来到这个世界,根本就是来偿还欠债,报答所有与我有关之人的冤缘的。因为我们赤手空拳、赤条条地来到这个世界上,本来就一无所有。长大成人,吃的穿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众生、国家、父母、师友们给予的恩惠。我只有负别人,别人并无负我之处。因此,要尽我之所有,尽我之所能,贡献给世界的人们,以报谢他们的恩惠,还清我多生累劫自有生命以来的旧债。甚至不惜牺牲自己而为世为人,济世利物。大乘佛学所说首重布施的要点,也即由此而出发。这种精神不但与孔子的“忠恕之道”,以及“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的入世之教互相吻合,而且与老子的“生而不有,为而不恃(shi4:依赖,仗着)”的效法天道自然的观念,以及“以德报怨”的精神完全相同。达摩大师自到中国以后,被人所嫉,曾经被五次施毒,他既不还报,也无怨言。最后找到了传人,所愿已达,为了满足妒嫉者仇视的愿望,才中毒而终。这便是他以身教示范的宗风。以现代语来讲,这是真正的宗教家、哲学家的精神所在。苏格拉底的从容自饮毒药;耶酥的被钉上十字架;子路的正其衣冠,引颈就戮;文天祥的从容走上断头台等事迹,也都同此道义而无二致。只是其间的出发点与目的,各有不同。原始在印度修习小乘佛学有成就的阿罗汉们,到了最后的生死之际,便说:“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然后便溘然而逝,从容而终。后来禅宗六祖的弟子,永嘉大师在证道歌中说:“了即业障本来空,未了先需偿宿债。”都是这个宗旨的引申。所有真正的禅宗,并不是只以梅花明月,洁身自好便为究竟。后世学禅的人,只重理悟而不重行持,早已大错而特错。因此达摩大师在遗言中,便早已说过:“至吾灭后二百年,衣止不传,法周沙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说理者多,通理者少。”深可慨然!
  僧昙琳序记达摩大师略辨大乘入道四行云:
  “谓修道行人若受苦时,当自念言:我从往昔无数劫中,弃本从末,流浪诸有,多起冤憎,违害无限。今虽无犯,是我宿殃,恶业果熟,非天非人所能见与。甘心忍受,都无冤诉。经云:逢苦不忧。何以故?识达故。此心生时,与理相应,体冤进道,故说言报冤行。”
(二)所谓“随缘行”
  佛学要旨,标出世间一切人、事,都是“因缘”聚散无常的变化现象。“缘起性空,性空缘起”,此中本来无我、无人,也无一仍不变之物的存在。因此对苦乐、顺逆、荣辱等境,皆视为等同如梦如幻的变现,而了无实义可得。后世禅师们所谓的“放下”、“不执著”、“随缘销旧业,不必造新殃”,也便由这种要旨的扼要归纳而来。这些观念,便是“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更深一层的精义。它与《易经系辞传》所谓:“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居易以俟(qi2)命。”以及老子的“少私寡欲”法天之道,孔子的“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吾如浮云”等教诫,完全吻合。由此观念,而促进佛家许多高僧大德们“入山唯恐不深”“遁世唯恐不密”。由此观念,而培植出道、儒两家许多隐士、神仙、高士和处士们“清风亮节”的高行。但如以“攀缘”为“随缘”,则离道远,虽然暂时求静,又有何益?僧昙琳序记云
  “众生无我,并缘业所转。苦乐齐受,皆从缘生。若得胜报荣誉等事,是我过去宿因所感,今方得之。缘尽还无,何喜之有。得失从缘,心无增减。喜风不动,冥顺于道,是故说言随缘行也。”
(三)所谓“无所求行”
  就是大乘佛法心超尘累、离群出世的精义。凡是人,处世都有所求。有了所求,就有所欲。换言之,有了所欲,必有所求。有求就有得失、荣辱之患;有了得失、荣辱之患,便有佛说“求不得苦”的苦恼悲忧了。所有孔子也说:“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枨(cheng2:用东西触动)。”子曰:“枨也欲,焉得刚。”如果把孔子所指的这个意义,与佛法的精义衔接并立起来,便可得出“有求皆苦,无欲则刚”的结论了。倘使真正诚心学佛修禅的人,则必有一基本的人生观,认为尽其所能,都是为了偿还宿债的业债,而酬谢现有世间的一切。因此,立身处世在现有的世间,只是随缘度日以销旧业,而无其他所求了。这与老子的“道法自然”以及“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jin1:怜悯,怜惜;自尊自大,自夸;庄重,拘谨),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乃至孔子所谓“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都是本着同一精神,而从不同的立场说法。但是后世学禅的人,却似有所得的交易之心,要求无相,无为而无所得的道果,如此恰恰背道而驰,于是适得其反的效果,当然就难以避免了。
  僧昙琳记云:
  “世人长迷,处处贪着,名之为求。智者悟真,理将俗反。安心无为,形随运转。万有斯空,无所愿乐。功德黑暗,常相随逐。三界久居,犹如火宅。有身皆苦,谁得而安。了达此处,故舍诸有,息想无求。经云:有求皆苦,无求乃乐。判知无求,真为道行。故言无所求行也。”
(四)所谓“称法行”
  这是归纳性的包括大小乘佛法全部行止的要义。主要的精神,在于了解人空、法空之理,而得大智慧解脱道果以后,仍须以利世济物为行为的准则。始终建立在大乘佛法以布施为先的基础之上,并非专门注重在“榔(木+粟)横担不见人,直入千峰万峰去”,而认为它就是禅宗的正行。
  僧昙琳序记云:
  “性净之理,目之为法。此理,众相斯空,无染无着,无此无彼。经云:法无众生,离众生垢故。法无有我,离我垢故。智者若能信解此理,应当称法而行。法体无悭(qian1:吝啬),于身命财,行檀舍施,心无吝惜。达解二空,不倚不着。但为去垢,称化众生,而不取相。此为自行,复能利他,亦能庄严菩提之道。檀施既尔,余五亦然。为除妄想,修行六度而无所行,是为称法行。”
  以上所说的,这是达摩禅的“正行”,也便是真正学佛、学禅的“正行”。无论中唐以后的南北二宗是如何的异同,但可以肯定地说一句:凡不合于达摩大师初传禅宗的“四行”者,统为误谬,那是毫无疑问的。如果确能依此而修心行,则大小乘佛学所说的戒、定、慧学,统在其中矣。
  达摩大师曾经住过禹门千圣寺三天,答复期城太守杨炫之的问题,其原文如下:
  杨问师曰:“西天五印师承为祖,其道如何?”师曰:“明佛心宗,行解相应,名之曰祖。”又问:“此外如何?”师曰:“须明他心,知其今古。不厌有无,于法无取。不贤不愚,无迷无悟。若能是解,故称为祖。”又曰:“弟子归心三宝,亦有年亦。而智慧昏蒙,尚迷真理。适听师言,罔知攸措。愿师慈悲,开示宗旨。”师知恳到,即说偈曰:“亦不观恶而生嫌,亦不劝善而勤措。亦不舍智而近愚,亦不抛迷而就悟。达大道兮过量,通佛心兮出度。不与凡圣同躔(chan2践;日月星辰的运行)超然名之曰祖。”焕之闻偈,悲欢交并。曰:“愿师久住世间,化导群有。”师曰:“吾即逝矣,不可久留。根性万差,多逢患难。”
五度中毒、只履西归
  圣贤的应世,都为济物利生而立志。但圣贤的事业,都从艰危困苦中而树立,甚至赔上自己的性命,也是意料中事。达摩大师看到当时印度佛教文化,已经不可救药,看到中国有大乘气象,可以传佛心法,所以他便航海东来,在中国住了九年。而且在短短的九年之中,大半时间还是终日默然在少林寺面壁而坐。如此与世无争,为什么还有些人想尽办法要谋害他?这是所为何来呢?
  有一次,某大学一位哲学研究所的学生问我:“学禅学佛的人,起码是应该看空一切。为什么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为了衣钵,还要犹如避仇一样地逃避争夺的敌对派?这样看来,又何必学佛修禅呢?”这与达摩大师来传禅宗心法,为什么还有人要五、六次谋害他,都是同一性质的问题。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号称为万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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