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洼，或由于树木分布的格局（首先要科学性、科学性），温暖的空气逗留着，微风迎面吹拂，恰似鸟翼在抚摸。
“喏，好了，”雷西娅道，指尖上绕着彼得斯太太的帽子，“暂时就这样吧，以后再……”她的话像水泡一般冒着，低下去了，一滴、一滴、一滴，犹如没关上的水龙头，满意地滴着水。
妙极了。他得意扬扬，感到从未有过这样称心的事。那么真实，那么实在——彼得斯太太的帽子。
“瞧呀，”他说。
真的，只要看见这顶帽子，她会永远感到幸福。因为做帽子的时候，他恢复本来面目了，他笑了。他俩又单独在一起了。她将永远喜欢这帽儿。
他要她戴上试试。
“嗐，我肯定会变成丑八怪的！”她嚷道，随即跑到镜子前面，头侧来侧去，端详着。忽然听见有人敲门，赶紧脱掉帽子。难道是威廉·布雷德肖先生来了？已经来叫了吗？
不！原来只是那小女孩，送晚报来了。
每天总是例行的事——每晚都是这些事情。那小女孩照常来了，舔着大拇指，呆在房门口，雷西娅走过去，蹲下来，轻声轻气地跟孩子闲聊，亲吻她，再从抽屉里掏出一袋糖，塞给她吃。每天老是这样。一桩事接着另一桩事。她就这样按部就班做着，先做这桩，再做那桩。她拉着小孩跳来蹦去，溜呀滑的，在屋子里转圈儿。他看着晚报，念一则新闻的标题：萨里酷热，有一股热浪。雷西娅应声道：萨里酷热，有一股热浪；一面仍然同小孩（菲尔默太太的孙女）玩儿，跟她一起嬉笑谑浪，玩得挺有劲儿。他却很倦了，他很快乐。他想睡了。他闭上眼睛。可是，双眼一闭，她们玩耍的声音立即变轻了，有点怪了，似乎有人在寻什么，却找不到，招魂一般喊着，声音愈来愈渺远了。她们失去他了！
他惊恐地跳起来。看见了什么？餐具柜上一盘香蕉。屋里没有人（雷西娅陪孩子回到妈妈那里去了，该上床睡了）。原来如此：一辈子孤独。这是命里注定的，以前在米兰，走进住所的房间，看见那些人用麻布剪出花样时，已经注定了：一辈子孤独。
此刻，他独自面对餐具柜与香蕉。他孑然一身，躺着，栖息在阴沉的高处——不是在峰顶，也不在峭壁上，而是在菲尔默太太起居室的沙发上。至于那些幻觉、那些死者的面孔与声音，都消逝了？他面前只有一列屏风，上面显出黑油油的香蒲和蓝幽幽的燕子。在幻觉中一度呈现的山、脸、美，都杳无影踪了，惟有屏风。
“埃文斯！”他嘶喊。没有回音。一只老鼠在吱吱地叫，也许是帷幕沙沙地响。那是死者的声音。只剩下屏风、煤桶和餐具柜了。那就让他面对屏风、煤桶和餐具柜吧……忽然，雷西娅闯进来，跟他聊天了：
来了几封信。每个人的打算都改变了。菲尔默太太终究不能到布赖顿去了。来不及通知威廉斯太太，雷西娅觉得懊恼之极；这时她瞥见了那顶帽子，心里想……也许……她……可以做些小小的……她那心满意足的、悦耳的声音渐渐轻下去了。
“啊，见鬼！”她猝然嚷道（她这句粗话是他俩开玩笑的一种方式）；原来针断了。帽子、孩子、布赖顿、针。她一桩桩应付着：先处理这桩，再对付那桩；她按部就班做着，眼下在缝帽子。
她想拿掉那朵玫瑰，或许帽子会好看些，她要问他怎么想。当下她坐在沙发的另一头。突然她丢下帽子说，现在咱们是完全幸福的。此时此刻，她可以对他随意聊天，想说什么便说什么。其实，他俩初次相逢时，她就有这种感觉；那天晚上，在咖啡馆里，他和朋友们（都是英国人）走进来，显得有些腼腆，四面张望，想挂起帽子，却掉在地上。她记得那情景。当时，她知道他是英国人，可不是她姐妹爱慕的那种魁梧的英国人，因为他总是瘦削的，不过他的气色挺好，神清气爽；脸上一个大鼻子，眼神明亮；坐的时候有点伛偻，这使她想起（后来好多次跟他说过）一只年轻的鹰；那是他俩相逢的第一晚，当时她和伙伴们在玩多米诺牌，他进来了——像一只年轻的鹰，不过他待她始终是温存的。她从未看见他撒野或喝醉过，仅仅有时，由于经历过可怖的战争，仍然感到痛苦，然而，只要一见她进来，便丢掉一切烦恼了。她会对他讲任何事情，世界上任何事情，哪怕工作上一点小小的麻烦，只要她想说，便对他倾诉，他会立刻理解。即便她娘家的亲人也不如他。他比她大几岁，而且那么聪明——他多么一本正经呵，要她读莎士比亚的戏剧呐，那时她连英文的童话都念不懂哩！——他的经验比她丰富得多，因而能帮助她。她呢，也能帮助他。
眼下先谈这帽子吧。待会儿（天色愈来愈黑了）就要应付威廉·布雷德肖爵士了。
她用双手撑着头，等他说喜欢不喜欢这帽子；她坐在那儿，期待着，向下望着，这时他能感到她的心灵，像一只鸟儿，在枝柯间窜来窜去，总是拣稳当的树枝栖息；她坐在那儿，天然有一种潇洒自如的姿态，这时他能揣摩她的心思；只要他一开口，随便说什么，她立即嫣然一笑，仿佛一只鸟儿，利爪攫紧树枝，安稳地栖息着。
可是，他记得布雷德肖讲过：“一个人生病的时候，即便自己最亲爱的人也没用，只有害处。”布雷德肖还说：他俩必须分开，必须教他如何静养。
“必须”，“必须”，干吗“必须”？！布雷德肖凭什么权力管他？！“布雷德肖有什么权利命令我‘必须……’？！”他质问。
“因为你讲过要自杀嘛，”雷西娅答道（幸亏现在她可以跟他随便说什么）。
哦，他落在他们手掌中了！霍姆斯同布雷德肖抓住他啦！那个蛮鬼把猩红的鼻子伸入每个隐秘的旮旯！它胆敢说“必须”！我的那些稿子呢？我写的东西在哪儿？
她把稿子给他看，所谓他写的东西，其实是她记下来的。她把一叠叠纸一古脑儿撒在沙发上。他俩一起观看：形形色色的构图与图案、侏儒般的男人与女人，挥舞着小棒，算是武器，背上长着羽翼（像翼子吗？）；还有先令和六便士钱币，四周描着圆圈，象征太阳和星星；弯弯曲曲的线条，画的是悬崖，一群登山者用粗绳捆住，在攀上去，宛如一串刀叉；海里的精灵，从波浪似的曲线中探出小脸蛋儿，嬉笑着；还有世界地图。他嚷道，全都烧掉！再来看写的东西吧：死人在杜鹃花丛后歌唱；时光老人颂；同莎士比亚谈话；埃文斯、埃文斯、埃文斯——他从冥冥中带来信息；不要砍树；告诉首相。博爱，乃是人世间的真谛。他嚷道，全烧掉！
然而雷西娅把手按在纸上。她认为，有些画与文字很美。她要用丝线扎好（因为没有大信封）。
她说，即便他们把他带走，她将跟他一起去；又说，他们不能硬把他俩拆分。
她把一张张纸叠齐，折起来，扎停当，几乎不用瞅一眼；她挨近他坐着，就在身旁；他觉得，她仿佛鲜花苞放。她是一株花朵盛开的树，从枝桠间露出立法者的面容；她已到达圣殿，无所畏惧，不怕霍姆斯，也不怕布雷德肖；一个奇迹、一次胜利，最后的、最伟大的胜利。他看见她蹒蹒跚跚登上可怕的陡梯，背上驮着霍姆斯与布雷德肖，这两个家伙的体重常在十一英石（83）六磅之上呐！他们把老婆推上法庭，每年赚一万镑，却侈谈什么平稳；他们的判决是不同的（霍姆斯这样说，布雷德肖那样说），但两个都是判官；他们混淆幻景与餐具柜，对什么都看不清，然而统治着，迫害人。而她，战胜了他们！
“好啦！”她喊道。图纸与稿纸都扎好了。任何人都不许碰。她要把它们藏起来。
尔后她说：什么都不能使他俩分离。她坐在他身边，叫他鹰或乌鸦，那种恶鸟，老是恣意糟蹋庄稼，就像他，一模一样。接着又说：任何人都不能使他俩分离。
然后，她站起来，到寝室去整理东西，可是听见楼下有人声，以为也许是霍姆斯大夫来了，便奔下去，不让他上楼。
赛普蒂默斯听得见她在楼梯上同霍姆斯谈话。
“亲爱的夫人，我是以朋友的身份来拜访的，”霍姆斯在说。
“不行。我决不让你见我的丈夫，”她说。
他想象她好比一只小母鸡，扑开翅膀，挡住去路。但霍姆斯硬是要上去。
“亲爱的夫人，请允许我……”霍姆斯道，一下子把她推开（他是条粗壮的汉子）。
霍姆斯在上楼了。霍姆斯将猛地打开门。霍姆斯将说：“害怕了吧，呃？”霍姆斯将攫住他。不！霍姆斯别想、布雷德肖别想抓住他。他摇摇晃晃站起身，简直是踉踉跄跄，心里盘算着，想用菲尔默太太切面包的锃亮光滑的刀子（柄上刻着“面包”字样）。窣，不能糟蹋那把刀。煤气呢？来不及了。霍姆斯上来啦。兴许能找着刀片，可是成天价整理东西的雷西娅把它放好了。唯一的出路是窗子，布卢姆斯伯里住房特有的大窗；唔，打开窗子，跳下去——麻烦，叫人厌烦，像闹剧。他们却认为是悲剧，他和雷西娅才不这样想哩（她始终跟他一条心的）。然而，他要等到最后关头。他不要死。活着多好。阳光多温暖。不过，人呢？对面楼梯上，一个老人走下来，停住，瞪着他。霍姆斯到门口了。他喝一声：“给你瞧吧！”一面拼出浑身劲儿，纵身一跃，栽到菲尔默太太屋内空地的围栏上。
“胆小鬼！”霍姆斯大夫猛地打开门嚷道。雷西娅奔到窗口，她一看就明白了。霍姆斯大夫同菲尔默太太撞了一下。菲尔默太太挥舞着围裙，叫雷西娅回到寝室去，遮住眼睛。只听得楼梯上一阵阵脚步声，人们在跑上跑下。一会儿，霍姆斯大夫进来了，脸色异常苍白，浑身战抖，手里擎着一只杯子。他说：你必须勇敢，不要怕，先喝点儿吧（什么东西？甜滋滋的）；你的丈夫摔得不像样了，可怕得很，不会恢复知觉了；你决不能去看，应当尽量让你少受痛苦，你还要经受审讯的考验哩，可怜的女人，年纪轻轻的；谁料得到呢？！他一时冲动嘛，怪不得任何人（霍姆斯对菲尔默太太说）。至于那人究竟为何要干这见鬼的事，霍姆斯大夫简直莫名其妙。
雷西娅喝下那甜滋滋的液汁时，恍惚觉得自己开了落地窗，走进一座花园。什么所在呀？大钟在敲响：一下、两下、三下；跟那一片嘈杂声、窃窃声相比，钟声多明智呵，就像赛普蒂默斯。她昏昏欲睡了。然而钟声不断敲响：四下、五下、六下；菲尔默太太挥舞着围裙，（他们不会把尸体抬到这儿来吧？）那形象宛如花园内什么景物，也许像一面旗。当年，她跟姑母待在威尼斯的时候，有一回曾看见一面旗，徐徐升起，在桅杆上飘扬。那是向战争中阵亡的将士致敬，而赛普蒂默斯曾经打过仗呢。她的忆念，大都是幸福的。
她戴上帽子，穿过小麦田——究竟是什么地方呢？——登上丘陵，靠近海滨了，看得见船、海鸥、蝴蝶。他俩趺坐在巉岩之巅。在伦敦，他俩也这样坐着，梦幻似地，从卧室门缝里传来淅淅沥沥的雨声，喁喁细语声，干麦田里的窸窣声；她依稀感到海洋的抚摸，似乎把他俩裹在半圆形壳中，当她在那里安息之时，波浪在耳畔絮语，仿佛落红点点，洒在坟上。
“他死了，”她说，一面朝那监视她的可怜的老婆子莞尔一笑，那老妇人一双纯朴的浅蓝眼睛盯住了房门。（他们不会把他抬到这里来吧？）菲尔默太太轻蔑地“呔”了一声；窣，不，窣，才不呢！他们这就把他抬走啦！应当告诉她一下吧？夫妻应该待在一块儿嘛，菲尔默太太是这样想的。不过眼下，他们必须听医生的话。
“让她睡吧，”霍姆斯大夫按着她的脉说。她瞥见窗上映现他那粗壮的身影，阴森森的。噢，这便是霍姆斯大夫。
彼得·沃尔什认为，这是文明的一大胜利。当他听见救护车凄厉的铃声时，就自忖：文明的一大胜利。那救护车麻利地、飞也似地驶向医院，它迅疾地、富于人道地搭救了一个可怜虫：什么人被打昏了头，或者病倒了，或许几分钟前被车撞倒了，就在这样的十字路口，自己也可能碰上这种车祸哩。这便是文明。从东方归来后，他印象最深的是，伦敦的高效率、严密的组织、互助的社会精神。每一辆运货车或机动车都自动闪开，给救护车让路。兴许这样想有点病态，不过，人们对那载着可怜虫的救护车表示如此尊敬，总是令人感动的——那些急匆匆回家去的忙人，看见救护车疾驰而过时，立即会想起妻子，又会想到，自己也很可能在那车里呐，躺在担架上，身旁有医生与护士……嗐，一想起医生喽、尸体喽，思路就会变得病态、感伤；同时，这种幻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