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样说，情报本身的价值还是无与伦比。它决定性地证实，上海很快就会变成一个火药桶。从勃兰特的公寓里搜出大量银行文件和存折，巡捕房的会计师后来向萨尔礼报告说：“总数相当于七十三万八千二百块银元。”
银行文件证明勃兰特账户的银钱往来极其频繁，但奇怪的是，缺乏相应的贸易文件。对顽固的勃兰特先生，这是个致命弱点。他既说不清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也说不清它们从勃兰特账户出去之后，又进到谁的腰包。老天知道，这些钱够买下一整幢大厦。勃兰特先是声称他代表一家注册在汉堡的德国洋行，打算在香港或上海购买地产，作为该洋行开辟亚洲事业的第一个重大举措。
在南京，勃兰特先生不断改变供词，起初是鸦片，然后又是军火。第三次口供时——萨尔礼假定这是审讯者第十次转动台钳的齿轮——勃兰特供认，他的那家德国洋行本身也是一家莫斯科贸易公司不为人知的子公司。自从列宁同志发现在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中，新生的共产主义国家仍需通过国际贸易（这一帝国主义的掠夺方式）来采购到足够的粮食，莫斯科一夜之间开办大量这样的公司。
南京的研究小组并不接受这个解释。勃兰特先生不知道，实际上法租界巡捕房从不贸然逮捕外国商人。从两个渠道证实这位德国商人的复杂背景（后来勃兰特承认他的父亲出生于莫斯科，母亲才是地地道道的柏林人）。设置在河内的法国殖民地保安局对当地的激进分子突然袭击，意外获得勃兰特在上海的通信地址。租界巡捕房的政治部一开始还以为勃兰特是泛太平洋工会联盟的召集人。其后不久，国民党在江西省某个县城发动一次不太成功的军事行动，刚建立的苏维埃政府还来不及销毁文件就匆匆转移。文件中提供的线索使国民党军事当局在江西省城展开一连串搜捕，有人在临刑前终于崩溃，供出一两个上海的银行账户。
根据南京送来的口供笔录，在最后一次供述中，勃兰特承认自己是共产国际在上海新成立的一个机构的负责人。这个机构将会领导整个亚洲地区的共产运动。人员、策略，以及——更重要的，金钱，都会从这个机构散发。萨尔礼少校并不十分信任这份供述。它在行文上过分讲究，逻辑相当完美，它更像是一部精心构思之作，或者说，是一份伪装成素材的精致作品，它不断展现出一种貌似草稿的风格，有时语气迟疑，有时突然推翻之前的叙述，大段的涂抹，另起一行，再涂抹，然而关键之处却言简意赅。
尽管勃兰特案卷尚存诸多不确定因素，但在有一点上，参与其事的各方都认为是确凿无疑的。事实摆在眼前，那是一个共同的敌人，有计划，有资金，而且组织严密。显然，欧洲（尤其是德国）的运动陷入低潮以后，他们就已调整策略，如今共产国际认为资本主义链条最薄弱的一环在东方，而埋下炸药，引爆，彻底摧毁这一链环的最佳位置正是在上海。因为它是全亚洲最复杂、最难以管理的城市。
萨尔礼少校与巴台士领事私下讨论时，一致认为也许最好的引爆地点就在法租界。对于租界里一小部分白人——主要是地产投机商人——的想法，领事先生暂时保持中立。但他认为无论如何这是一个良好的契机。前不久有一封从巴黎外交部的私人信件通过外交邮袋传递到他手里，在信中，有人用清晰的方式告诉他，外交部希望上海租界当局能够挖掘出一两件引人注目的重大事实，以配合正在愈演愈烈的法苏争端，两国之间的冲突正在从贸易领域扩展到各个方面。
少校脑子里有一根想象之线，正在把最近发生的几起刺杀案件，与一个在亚洲各地贩卖军火的私人公司，以及一位租界里的业余摄影师串到一起。有情报表明，暗杀集团的首领显然具有苏联背景。他觉得机遇之神在朝他耸肩挤眼睛。
这机会的绝妙之处在于，这个薛维世——这个摄影师竟然是他的故人之子。大战期间，薛的父亲和萨尔礼少校在海外军团的同一个连队里服役。那年夏天，他们在潮湿泥泞的战壕里不断抽着少校喜欢的烟斗，薛的父亲喜欢拍照，少校至今还保存有一两张他拍的照片。冬天时他朋友的散兵坑被一颗炮弹击中。他几乎完全忘记这个朋友，直到巡捕房保甲处送来一堆照片，马龙班长事先对这些照片作过挑拣，马龙告诉他这个小薛有一些下流的嗜好。
马龙班长不可能认得出照片上的人，拍照时少校还很年轻，而且衣衫褴褛。夏季军服的袖子被他整个撕下来，那时候战壕里所有人都这么干，因为长期浸泡在汗水里，腋下的皮肤会腐烂发臭。
他没有把这些事告诉领事，部分是由于这中间包含一些纯粹的私人事务，主要原因在于，此刻他的想法还处在尚未成型的模糊状态中。
⑴Pctroff Alexis Alcxeievitch。
十六
民国二十年六月十四日上午八时三十五分
冷小曼感觉孤单。没人给她安排工作，又是接连好几天没人来看她，她有种独守空闺时错觉。昨天晚上她跑到街对面的五金铺打电话给老顾。显然这违反规定，可她实在忍不住。她几乎是带着哭腔。老顾在电话里说，你安心住在那里，明天林培文会来。她简直有拨云见日的感觉。
夜里也比前几天睡得好。不能怪她像个怨妇，谁都不能整天独自守着个空房子发愣。她起床梳妆打扮，挑选那件薄棉布的格子旗袍，找出一双白色的皮鞋。她打算出门去菜场买条鱼。林培文喜欢吃鱼，培文是她不可多得的朋友，是她在组织里唯一能说点知心话的人。
她拉起窗帘，阳光洒在半个桌面上。她推开窗，早晨的凉风让人清醒。她伸头朝窗外望，陡然一惊，那个家伙站在贝勒路对面。他站在五金铺边上的弄堂口，朝她的窗口张望。那个她几天前看到的人，那个其实更早——在法国邮轮船舷旁她遭遇到的怪人。
她镇定地缩回头，穿上皮鞋。不要去关窗，不要拉窗帘，她对自己说。她想一想，又把昨晚盖的那条薄被晾到窗外，警告自己不要转头，不要朝那边看。
她慌慌张张下楼。她不得不从贝勒路的弄堂口出来，只有这一个出路。她无法判断这家伙的用意，人家告诉她，她的照片刊登在无数报纸上，所有人都可能认出她来。
但在贝勒路和康悌路的交叉路口，她碰到真正的麻烦。
她一眼就看到林培文。白色的帆布西服，手里卷着一本杂志。稍后她才知道同来的有两个人。这会她还没注意到有另外一位同志。让她惊恐的是，林培文跟前站着一个租界巡捕。她立刻就明白，这是抄靶子。动手抄身的是戴笠帽的安南人。他抄得很仔细，像是特别不满意林的那副小开打扮。他把那本杂志拿过去，递给身旁的法国人，但那法国人摇摇头。快结束时他还伸手拍拍林培文的后腰，他停一停，突然伸手过去拍一下，好像他是故意把这个最重要的部位放在抄身的最后一步，好让对方猝不及防。
在路障另一头，华捕翻开黄包车椅垫，起劲地查看那下面的箱子，有人在抱怨，有人在咒骂。他们很快对林培文失去兴趣。挥挥手让他走。
让冷小曼感到奇怪的是，培文没有赶紧离开。他犹犹豫豫，低着头，再次把手里的杂志卷成圆筒状，朝天看看——好像怀疑怎么这样早巡捕就来抄靶子。他朝后望一眼，又用那卷杂志敲敲脑袋，好像想起什么，扭头想要往回走——
——她已举起左手臂，她想朝他挥挥手，但培文根本没有朝这个方向看——
几乎在林培文回头的同时，一声枪响，震耳欲聋，所有人都朝着枪声的方向看去，朝林培文身后看去。
只有冷小曼还在注视着他。他回头——枪声，慌乱中他脚步一个趔趄（那一瞬间冷小曼以为是他中弹）。
顺着贝勒路，有人朝南跑，路人慌张躲避，侧过身子朝狂奔者张望。巡捕们已回过神来，警哨和朝天鸣放的枪声次第响起，几名便衣华捕奔跑着追过去。
逃跑者在开枪，他边跑边扭头，在跑动中改变姿势——侧过身来，换用蹦跳的步法。好像他正在嘲笑身后追赶者，好像他是个捉弄人的顽童。他把身体奇怪地半扭过来，向身后的半空中开枪，显然他是想要制造混乱。
冷小曼看见林培文朝康悌路跑，她跟在后面，想追上他。她猜想开枪逃跑的人一定是自己同志。是和林培文一起过来的。街上的人突然多起来，在各处弄堂口簇拥着看热闹，沿街二楼也有人伸出头来，似乎枪声一点都不值得害怕，似乎这是哪部电影的拍摄现场。
现在，路上没人奔跑。康悌路还是那条在早晨显得特别安静的康悌路。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林培文已从人群中消失。她只好放慢脚步，脑子里转着一千个念头。她不知道现在她该不该回到那幢房子里，也不知道她能不能回去。幸亏她看到那个家伙，幸亏她立即出门，亲眼看到这一幕。要不然她还蒙在鼓里。那幢房子此刻很危险。
她愤怒地想，林培文为什么不赶紧去那里，为什么不赶紧找到她，通知她，告诉她该怎么办？
她仍在仔细分辨前方的背影。也许她该找个电话打给老顾。可她不敢借用路边小店铺的电话，不能让人听见。街道转角上有一家小客栈，她犹豫半天，觉得旅馆前台上的电话机也不够安全，多给两角洋钱也不能保证让茶房闭嘴。租界里到处是巡捕房的眼线。
她猜想吕班路上应该有公共电话亭。她穿过一条弄堂。大白天，铁门都开着，阳光还只照到房子的三楼窗上。夹弄里凉风习习，气息潮湿，散发着隔夜的油烟味，还有一股掀开盖晾晒的马桶臭味。这些气味让盘根错节的弄堂十足像是这个城市的某一段肠子。
她觉得背后有脚步声，皮鞋踩在青砖地上。在安宁的弄堂里，这声音如此清澈，带着回声。转弯时她朝身后望去，她看到他，又是这家伙，她注意到今天他没有肩背那架硕大的照相机。她加快脚步，这家伙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要跟着她？可她确信他认得她。
她怀疑刚刚发生的事与他有关，进而猜想康悌路口的抄靶子绝不是偶然事件，她怨恨林培文为什么跑得那样快，如果他在，他们可以伏击这个家伙，用砖块，用棍子，或者用随便什么东西把他砸晕。
显而易见，他是她的敌人。她猜想一定是他把巡捕房的人引来的。他多半是巡捕房的暗探。她搞不懂他怎么能找到贝勒路联络点，她怀疑是她出门时让他看到的。她想人家说得的确没错，她很容易让人家认出来。她必须尽快与老顾联系，眼下的紧急情况，她必须立刻向组织汇报。
横向的夹弄通向辣斐德路⑴。她走出弄口，焦虑地等在街沿。要等到安南巡捕转动指示牌，她才能越过吕班路。梧桐树下是一段刷着黑漆的篱笆围墙，围墙里头是法国公园⑵的树林。透过米字型格栅的公园大木门，她看到阳光照在草坪上。在大门西侧，她找到电话亭。
两帮洋童正在厮杀，争抢公共电话亭这块地盘。弹簧门撞在一颗枯草色头发的脑袋上，男孩倒在电话亭门边。两个帮派顿时逃散。负责收钱兑换电话铜币的老头坐在亭子里，冷漠地望着小孩们。
一直等到冷小曼走到跟前，倒地不起的战士才突然大叫一声，跳起身来，朝公园大门方向冲去。
街道上安静下来，只有五月份暖和的微风摇晃着梧桐树叶。可她没带钱，她没有拿手提袋，她身上连一角铜钱都没有。
后来小薛告诉她，当时她站在电话亭里，神情焦虑，好像一只困在笼中的小鸟。
而那个家伙，正隔着电话亭的玻璃窗朝这只慌张的小鸟微笑。如同前不久他在甲板上，迎着吴淞口的江风，迎着早晨的阳光望着她的表情一般无二。
“我在船上见过你。”
他笑嘻嘻拉开弹簧门，伸进脑袋来对她说话。
冷小曼想她自己不该承认：“什么船上？我不认识你。”
“随便你。但我可以给你这个。”
他又把头缩回去，玻璃窗上有一枚电话铜币，他伸出一根手指把铜币顶在玻璃上，让它在玻璃上滑来滑去。
她猛地拉开门，走出电话亭。粗枕木格栅上还沾着昨夜的露水，他在公园大门口拦住她。
“你到底是谁？为什么要跟着我？”冷小曼大声说，一对年轻的情侣隔着两米距离，一前一后走进公园。男的回头看看她，无动于衷，他有自己的问题要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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