况且她还有一件为难的事，她对老顾说了谎。宝来加号船舷旁他们偶然遭遇，此前她并不认得小薛。他们俩并不是旧相识，她对组织撒谎。她当然不是要他来帮忙圆谎——
也许她可以再主动些。她还是有点把握的，多多少少——
她感到惊奇，如果说开始时她还是在扮演某个受难圣女的角色，怀疑自己的激情，乞求观众的尊重……可她自己却越来越深入情境，如同一场戏剧性冲突在内心展开。最终演变成一场无休无止的辩论，一方是她自己，另一方也是她自己。她想感动别人，却先把自己给感动，她想让事实变得更有说服力，结果却是逼迫自己越来越诚实。
她说到她对汪洋的崇拜，他的敏捷，他的热情，他的才华洋溢的演讲。她也谈到他的霸道，以及他在监狱里表现出的勇气。她爱他么？她问自己（目光同时扫向她的听众），并给予肯定的回答。但是后来一但是后来，她斟酌着词句，因为这是困难的段落，因为她从未对别人说过这些，甚至包括组织。后来她才发现，汪洋的工作是如此重要，以至他身边的一切都成为他的工作的一部分，都是次要的附属物。他对所有人都同样热情，对许多女同志都充满热情，但同样，所有其余的热情都是次要的，唯一要紧的是工作。
她失望过么？她在内心里问自己（就好像小薛的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探究）。然后断然回答，她根本就来不及失望。她和汪洋同时被捕，她告诉小薛，大逮捕，组织被整个破获。刚进监狱吃的那些苦头，她不想说太多，不知为什么，她认为说出那些事来，会让她在小薛面前丢脸。就好像那些事实在太丑陋，以至任何人只要稍稍沾上它，都会觉得丢脸。
她已完全入戏，暗自祈求观众的响应。她希望小薛适时提出问题，好让她有机会再次审视自己，好让她有机会辩白。她告诉他曹振武提出的条件，她告诉小薛：“他说以当时的形势，以他当时的身份地位，要把她从那里捞出来，唯一说得过去的理由是自家人，只要她是他的太太，他就有理由说服人家释放她。”她希望小薛支持她，或是反驳她，嘲笑她的软弱，但他只是沉默。像是个预先已对表演者充满崇拜之情的好观众。
这一次，她希望由薛来提出那个问题，那么——曹振武提出这条件（或者说她一开始的拒绝），到底与汪洋的死有没有关系呢？那样她就可以辩解说，曹振武绝对不是这样的人，这担保她不敢对组织说，但她希望能告诉小薛。她有过怀疑，戈亚民问她那个关于时间的问题时，她曾细细思量，她询问别人汪洋牺牲的具体日期，回想天气，云彩和风，回想士兵的军装，掰着指头排算，努力想要确定汪洋的牺牲，是不是正在她先是拒绝继而接受的那段日子里，或者能够排除也好。她怀疑是因为她自责，在她已变得十分模糊的记忆里，她最后接受曹振武的求婚，是因为他告诉她汪洋早已牺牲。她恍恍惚惚——不是思绪而是一种纯粹的感觉——回到过去，好像再次置身于那间军法处办公室里，好像再次体验（也许只是她的想象）那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为此她鄙视自己。
在她的预计里，小薛一定会说——按照他的性格，那不是你的错。他会安慰她，对她说，你是毫不知情的，汪洋的死和你一点关系也没有。她希望他能这样来宽解她，虽然她会讨厌这种置身事外的态度。
他叹一口气，喷出一团白烟（她觉得他轻佻的毛病是怎么也改不掉啦），如云雾般散开，悬挂半空中，距离他的脸大约十公分左右。他沉默良久，像是在寻找一句恰当的评论，像在担心自己不是个够格的听众，他忽然感慨说：“偏偏是个电影，偏偏是你来演。”
她以为自己完全能够理解他的意思。她想他是在感慨她的命运，命运好像存心赋予她比别人多得多的戏剧性冲突。好像存心让她变成这样一种悲剧角色：无论她怎样选择，最后的结果都是错的。
她没想到他会说出这话来，鼻子一酸，泪水滑落。她想他懂得她，于是她也觉得自己完全能够懂得他。她觉得他们俩是同一种人，都是在随波逐流，都是在任凭别人为自己的人生编写情节。她想她对自己也说过很多（坐在贝勒路那间过街楼的窗前），可哪一句都不如这句好。
她觉得这话里还带着点悲天悯人的讽刺意味（也许说话者本意并不如此）。仔细想想，这话算是说到点子上的。她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可她确实隐隐有种感觉，像是说，她的生活里有某种不太真实的成分。她也有些分不太清楚，这虚假的感觉究竟是因为激情的消散还是有什么别的缘故，还是因为老顾交给她的工作让她不得不变成另外一个人。
旗袍下粘着汗水，从腋下还在不断往外冒。她觉得自己像是浸泡在黏乎乎的汗水里，浸泡在一种不真实的状态中。周围的声音变得滞涩，变得遥不可及，只有那两张牌九还在某人的手指间碰击，噼啪声越发清脆。
警笛声像从水底旋转上升，缓慢而又执着地浮现。伴随轮胎摩擦地面的尖啸。起初是楼梯上凌乱的脚步，然后是敲门声。
开门。旅馆茶房站在外面，身后走廊里站着几名巡捕。
“怎么回事？”小薛拉开木制百叶窗，朝街上看。
“老北门捕房。不要走出房间。准备好证件，等候检查。”
有人在嚷叫——
骨牌声戛然而止。有人拉动桌子，茶杯盖掉在地上，没有跌成碎片，却在木地板上欢快地旋转起来。隔壁传来儿童哭闹的声音，有人当着巡捕的面辱骂他的妻子。茶房尖细的嗓音竭力想要变成这失控的合唱团的主导声部：“巡捕通知各房间，谁都不许离开。”
华探198号走进房间，法籍探长站在更通风些的房门口。他早早穿上夏季制服，显然是还未适应上海炎热潮湿的天气。汗水从他的膝盖往下淌，把他的小腿浸泡得腐肉般苍白，把他的汗毛粘在皮肤上。他不停踢动两条腿，以免蚊虫叮咬，他没有系绑腿，这种天气谁会穿那个？租界里的外国人喜欢拿医用纱布做一副腿笼，罩在长袜外面（在这块鬼地方，那是预防疟疾的唯一办法）。可带班执勤时，哪个探长肯把自己弄成那副滑稽相啊？
她脸色煞白，眼神茫然，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番号198”好像是在表演滑稽戏，好像是在模仿一位街头肖像画家。他低头看看那张证件，抬头看看冷小曼，再低头看照片，然后他转到她的右面，再次研究起她的右侧脸颊，像是从百叶窗缝隙间透进的光线可以让他获得更好的观察角度。
“我看到过这张脸，”他向探长解释，语气客观得好像是在评论一幅照片。
他们在巡捕的簇拥下走出骑楼，他们被人用囚车带往老北门捕房。坐在那只铁皮闷罐里只十分钟不到，小薛已满脸汗水。他用手绢不断擦拭眼眶周围。警车提供给犯人的座位又窄又低，几乎只能让你蹲在那里。她觉得这姿势比坐在马桶上更让人不堪。她不得不把手放在旗袍的开衩两侧，以免让小薛看到她的腿。因为出汗，腿上的毛孔变得很粗大，她越来越觉得这很难看。就像一位被歹徒绑架的大明星，从聚光灯圈里被人拖出来，不知如何自处。
他们被人关进木笼。没有人向他们提出问题。她晓得这次是在劫难逃。所有人都看到过她的照片，还有那张妆化得都不像她自己的结婚照。那是曹振武坚持要拍的——我都不敢相信你竟答应嫁给我。我要在房子里到处挂上结婚照，照片可以证明你是我老婆。果然如此，一张照片就足以证明她确实是曹振武的老婆。
汗水一定在刺激小薛的眼睑，可他似乎陷入某种沉思状态。他没有注意到她腿上的瑕疵，也没有看到她绝望愤怒的眼神。
忽然，他大声叫喊起来，198号冲到木笼边。
“我是法国人！我父亲是法国人！我要找探长说话！我有话要说！”
198号用钥匙开锁。他已解开腰带，把钥匙、警棍、警哨和手电筒全都扔到桌上，他已准备好好收拾一下这胆敢在巡捕房闹事的家伙。
愁眉苦脸的的探长走进来。他让198号把小薛带去他的办公室。他浑身是汗，恨不得赶紧下班，找个酒吧喝两杯冰凉的啤酒，他对这地方愤愤不平，他对这份工作愤愤不平，他也对在这种天气里还让他执行任务的上级愤愤不平。
二十八
民国二十年六月二十四日下午四时十八分
小薛被带到探长办公室。桌上，在木制的盆帽边，他的身份证翻在最后一页。一本洋行印制的家具目录，一盒用来驱赶蚊虫的薄荷油。靠门这边墙上挂着一块漆成墨绿色的写字板，用白色粉笔开列着探长今日必须完成的事项。一个巨大的箭头斜斜插入下午三点至五点那两行中，把左下角圆圈内的临时任务插入那条本该坐在清凉通风的办公室里喝茶抽烟的缝隙间，圆圈里写着星洲旅馆。
绿色写字板的右侧墙上挂着电话机。
“你有话要对我说？”探长说。
“我想打个电话。给政治处的萨尔礼少校。你来拨通，你告诉他是薛要与他通话。”
“认识几个大人物，是吧？”探长尽量伸开腿，好让门外的凉风一直吹进裤裆里。
少校在电话那头，声音有些不耐烦。间或传来沙沙声，少校在翻阅文件，也可能是电话线的杂音。
“你在星洲旅馆干什么？”
“一个朋友住在这里……”他对说出口的词句总觉得没把握，哪怕说的是实情，听起来都像是一派胡言。
“一个朋友……”电话里的声音让人捉摸不定：“是个女人？”
他不知道该把真实情况透露到何种程度，他必须做出选择。听筒里噼啪作响，他必须在十几秒钟内把逻辑理清。最重要的是，她并不是什么关键人物，冷小曼不是最关键的人物。少校志不在此。那么——
“假如你信得过我……我会让你得到最好的。”
“假如我能信任你……到目前为止，你认为我还能信任你么？”电话里的杂音忽然消失，像是突然腾出一片空间来。少校的声音变得单薄，变得像一根随风飘动的细线，像是深邃走廊里的回声。
小薛觉得越来越虚弱，他没有察觉到自己几乎在大喊大叫：“这很重要！如果……也许你一觉醒来，就会看到我的报告放在办公桌上。”
他放下电话，他在等待裁决。他心里有一丝惋惜，他想起她竭尽全力的表演，她装出来的老练，他也想起他对她和她的组织的“利用价值”。后来他又想起她的哭泣，在船舷旁，他惊动她，她回过头来，茫然的眼神。即使在最惊恐的状态下，她都无法忘记自己是个女人，她用手压住旗袍的开衩，好像那是把她从超现实的恐惧感中拉回到日常生活中来的唯一办法。他这样想着，那点惋惜之情竟而扩大成一种焦虑。有一瞬间，他觉得只要能把她救离眼下的困境，拿什么来换都是值得的，不管是萨尔礼少校的信任，父辈友谊，还是别的什么东西。
一小时后，他看到马赛诗人。
一个半小时后，他和冷小曼走出老北门巡捕房。马赛诗人陪他到木笼旁，他注意到冷小曼一眼就认出这位老朋友。
马赛诗人告诉他，对星洲旅馆的搜捕行动纯粹出于意外。今天上午，星洲旅馆茶房打扫房间时，在三楼二号房间的梳妆台下发现有一枚手榴弹，该旅馆账房稽查龚善亭打电话报告老北门巡捕房。
平心而论，在政治处所有的警官当中，小薛唯独对这位马赛诗人颇具好感（正因如此少校指派他负责联络小薛）。他腼腆，头发和干草的色泽差不多。他对马拉美和魏尔伦情有独钟，他在上车离开前，偷偷向小薛赞许道：她惶恐的姿态犹如一只天鹅。
而这只天鹅，此刻站在小薛住处这间空荡荡的客厅中央，像是在漂泊途中短暂栖息，神情里充满凄凉。他们婉言谢绝马赛诗人的好意，没让他开车送他们。一旦确定身后无人跟踪，冷小曼走进敏体尼荫路一间公用电话亭。隔着玻璃窗，小薛看到她用手捂着话筒，竭力解释。他觉得她楚楚动人，他怀疑，这感觉多半是因为自己刚把她救出牢笼。无论如何，他觉得这想法甘甜无比，他头一次体验到被别人当作保护者时的自我感受。
问题在于——走出电话亭，她告诉他——问题在于她这会无处可去。出于安全考虑，她必须暂时和小薛在一起。她把话说得如此公事公办，几乎令他有些失望。
他收拾桌子，需要收拾的也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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