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跟人寒暄。
要不是玻璃门外有辆涂着红色油漆的装甲车呼啸而过，要不是架在炮塔上的那挺机关枪指向熙攘的人群——像波塞冬或耶和华的权杖指向大海，分开通道。要不是那尖利的警笛声刺透玻璃、刺透所有人的耳膜，白克又怎么会想起来对小薛讲那个故事？
装甲车运载宋子文的银元⑸。从上海造币厂驶向中央银行金库。这会它出现在亚尔培路，既不是规定行驶线路，也不是通常出行时间。就是因为这个，白克朝咖啡馆的木质地板上啐一口唾沬，咒骂道：“要是迪林格先生⑹在此……”
那以后，迪林格先生突然跳进茶室，在桌上，在火腿盘和咖啡杯之间为非作歹。白克说，迪林格老兄是他在印第安纳州立监狱服刑时的同仓哥们（这多半是在吹大牛）。他说那时他根本看不出迪林格先生的厉害，那家伙好唠叨（难道比他自己还唠叨？）。他说，迪林格那会老在设想抢银行的事。如何闯进门，怎样吓唬住警卫，惊恐的顾客会乱作一堆，有人会朝警察局打电话。在接到报警电话和紧急出动抵达银行之间，有一小段欢乐时光。要改装车辆引擎，让它比警察局的车子跑得更快。配备的火力要比警察更猛，哪怕在大街上发动战争，都要把那帮混蛋警察打得抬不起头来。白克说他根本想不到，到头来迪林格老兄还真的能干成。他也没想到迪林格居然能成功越狱，而他白克自己，也居然跟着迪林格先生瞎起哄，一窝蜂冲出监狱大门。
他提到“娃娃脸”尼尔森⑺，他还说起那对雌雄大盗⑻。就好像说的都是他自家人，他足以为他们自豪。一直到坐在回力球馆那道铁丝网背后，他还在说。穿蓝色褂子的服务生跑来收钱，他都没顾上看那家伙身上挂的号牌。
昨天晚上，小薛赢到一局连位⑼配彩。凌晨回到家里，望着枕头上冷小曼脸颊上的泪渍，他怀疑自己到底算不算情场得意。
⑴回力球场的名称，其名可能与西班牙词汇“回力球戏”（jaialai）有关。
⑵多明诺餐馆，似乎是西班牙风格的小餐馆。
⑶西班牙人名：胡安。
⑷西班牙人名：奥萨。
⑸一九三○年代初世界白银价格大幅波动。其时财政部长宋子文宣布停止使用银两，发行一种新的全国通用银元。
⑹John Dillinger，一九三○年代初叶美国的一名专事持枪抢劫银行的大盗。
⑺⑻都是些一九三○年代初的美国持枪大盗。
⑼必须同时猜中第一第二两名的赌票。
三十三
民国二十年六月二十七日上午七时三十五分
星洲旅馆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夜里，冷小曼忽然开始觉得毫无把握。对小薛，对她自己操控小薛的能力，对所有这一切她都觉得没把握。事情的起因是她躲在福履理路的房子里无所事事，是从一大早小薛就不在家。还因为太阳终于从一整个上午的阴云里冒出头来，因为她自己内心那股无以名状的柔情。
或者说，直接的起因是她发现一条脏衬裤。当时，她在替小薛打扫房间。那条短裤就卷在床脚下，广东绉纱，镶花边，在阳光下散发着残余的香水味，发潮的灰尘味，以及随风扬起的一丝陈旧的骚味。
随后，接二连三的迹象相继出现。长柄簸箕底下一只有口红印渍的烟蒂，那件用伦敦“Fintex”⑴公司羊毛薄花呢裁制的套装背心口袋里有块黏作一团的粉扑。她在西装口袋里找到一个小记事本，封面皮套下夹着一张照片，烟雾从那女人的眼角边飘散。照片背后有一组五位数字。她忽然感到对这个洋场小开一无所知。她告诉自己，让她气恼的不是另有一个女人，而是她如此快就信任他。
她被一种突如其来的孤独占据，无法遵守对自己的命令，尽管她是直到夜里，直到睡在枕头上才哭出来的。深夜，她倒在那张床上，疲倦已完全战胜那副床枕在她心里造成的不洁感。
可第二天早上她醒过来，看见穿过窗帘的阳光照在小薛的脸颊上，呼吸到骤然变得清新深邃的空气，内心又涌起一股斗志来（后来才确定那天正是今年的出梅日）。她想，这其实是件好事，会让事情变得更单纯。会让责任如山岩一般从阴暗背景中突然呈现，压到她眼前，再也不会被愁云惨雾遮蔽。
她想她完全能够战胜那条衬裤的女主人。她没有当即去质问他（直到两天以后）。她现在把他看成一个敌人，一个需要她去征服控制的对象。她想，也许突然与他拉开距离是个好办法。挑逗他，迫使他自己前来追逐她。可惜的是她没法离开这里，她没别的地方可去。在某种程度上，她想要的效果的确已实现，她的那种突然变得冷冰冰的态度，多少让他有些疑惑不解。
他常常外出，她不去过问，望着他的背影冷笑。可两天后的早上，他忽然在厨房里问她：“你不是说——你们领导想要见我？”她觉得他眼神闪烁，不敢望她，她想那是内疚。这些天来，她故意对他冷淡，他总是欲言又止，躲躲闪闪。也许他察觉到一些变化，也许他有些惭愧，也许潜意识中，他想帮她做点事，献献殷勤。
“不急。没到时间。组织上会通知我们的。”
他在磨制咖啡豆，而她在煮麦片，厨房里充满食物的香味。温暖，好似一对各自忙碌的情人。
“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她回头看看他，他的后半截衬衫下摆露在裤腰外面。
“一我是说你那个领导。顾先生。”
“看见他你就知道啦。”她看出他是想找话搭讪。她觉得这些天来的做法很有效。
“可他怎样跟我们联系呢？电话？他又不知道这里的号码。你没把房东的电话号码给他吧？再说，那里打电话也不方便。”他兀自在唠叨，咖啡豆在磨臼里嘎吱作响。
“我给他打电话。”
“可也没见你打电话啊，昨天打过么？”
她突然厌烦起来。她突然愤怒起来。她觉得他就像一大早就开始唠唠叨叨的男人，扰乱清晨的安宁，扰乱别人的心神。
“你怎么知道我没打过？”她把勺子扔进麦片锅里，一声声尖叫，一声比一声更响：“你不是不在家么？你不是整天出门？为什么你现在急着想见他？你是不是——”她突然刹车，咽下嘴边上那半句话。
他突然惊慌起来，她依稀察觉到，他的肩膀在往下沉。她望着他，直到他缓缓转过头来。她想他的眼神里分明有种绝望。他的样子分明像是做坏事被当场抓住的笨蛋。她想现在是最好的时机，气势上她完全占据上风。她反倒沉静下来，声音陡然下降八度，她斜着眼睨视他，一字一句：“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做过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她觉得他已话到嘴边，她已把他逼到不得不向她有所交代，不得不替自己解释的地步，但她可不想让他编瞎话，她要拦腰斩断他说谎的念头，她说：“为什么几天来你都要外出？为什么你把我扔在家里自己跑出去一整天？你是不是另外有个女人？”
她看到他手臂往下一垂，她听到他长吁一口气。就像一头刚刚耸起肩，摆出一副决斗架势，却又突然松劲的狡猾的大花猫。她想他已明白自己无从躲闪，她等着他开口说话，她等着他真正的、不带一句假话的解释。
这头大花猫显然还想做最后挣扎。她望着他转头冲出厨房，冲进卧室，大概是想最后确认败露的罪证。她并不着急，胜券在握，她步伐坚定地走向卧室。她看到他撅着屁股钻在床底下，心里想：你真傻，你实在是个大傻瓜。你就这样往床底下一扔，然后自己就把它给忘掉啦？
她从衣橱和墙壁的夹缝里掏出一包东西，那是一张旧的《大公报》，她当时正在读这报纸。里头有一条江西红军打胜仗的消息。红军战士只是把那个大官的脑袋放在竹筏上漂过县城，就让那些杂牌军丢魂散魄，再也不敢进剿。她把纸包放在圆桌上，展开，皱成一团的绉纱陡然散开，就像是枯萎败落的肥腻花瓣，它的边上是块被黄梅天的潮气弄得一团糟的粉扑，发霉的斑点在阳光下颤抖。她觉得这报纸也恰好象征着她的胜利。
她坐下来，倾听他的认罪，倾听他的自白。
你见到过她，在那条船上……他是这样开头的。她是一个白俄，一个女珠宝商人。可后来他发现，她还兼做一些别的生意，你想都想不到，他说，她偶尔会做一些军火买卖。我爱过她，但现在已不爱啦，船上那会我已不爱她啦。他好像是故意使用这种平淡详实的语调。实际上，在船上你很可能看到过我们争吵。她相信这句话，她听到他的低声咒骂，在船首的栏杆旁。在香港，她跟别人上床，一个在安南出生的中国人，她的生意伙伴。我是那样喜欢她……可她太不检点。我不过是提早一天从广州回来，我只是用钥匙打开门，可我亲眼看到那一幕。我看到他们把榻椅拉到窗边，我看到她的两条腿搁在窗台上。我看到那人抬起头，眼神里充满嘲笑。那眼神让我痛苦万分，比亲眼见到她赤身裸体躺在别人的身下更让人痛苦。
你会不会认为，我跟你搭讪就是因为这个？我不敢说没有，也许部分因为这个。可我希望你别这么想。你跟她完全不是一类人。那天晚上——老北门捕房出来的那天晚上，我想我已痊愈。但不全是因为你，那些事情早已过去……我觉得事情已过去好久好久，我想你是一个象征，在那些痛苦麻木终于过去之后，老天终于给我一个启示，给我一件意义重大的礼物。因此我昨天去见她，像个普通朋友那样去看她。我想见一见对我有好处……我甚至想……我说不好，我潜意识里觉得这会对你——对你们有帮助。
她想他指的是军火。她想这对他来说是个勇敢的想法。如果他果真有这样的想法，也许能证明他的确相当喜欢她。这不符合他的天性，他胆小，他平庸，她猜想是那些痛苦将他改变。也许他只是想要一种不同寻常的刺激，就像人家去喝酒，去吸鸦片。但那样也没什么要紧，她想，就算那样，对她来说也没什么不好，没什么两样。
她想该是让他见见老顾的时候啦。她想，无论是出于何种契机，一旦投身到革命队伍中来，组织上会教育他，培养他，把他改造成一名货真价实的战士。要是那样的话，她就接受他又何妨？她就爱上他又何妨？哪怕他此刻仅仅是把她当做一剂治愈失恋痛苦的麻醉药，将来事情会有所改变的。最重要的是，他在巡捕房的关系，会给工作带来巨大的便利。
她走过去拥抱他，伸手到背后帮他掖好衣服，她把手插进他的裤腰，帮他捋平衬衫的下摆，她让手掌在他的后腰上停下来片刻，若有所思地刮他几下，她现在不想做爱，她觉得现在还不需要这个，没必要……也许到夜里再说……
她想，更好的做法是多听听他讲他那些痛苦，她没有意识到，这一大半是由于最近她自己也常常被痛苦所折磨。
⑴当时一个著名的英国毛纺织品牌。
三十四
民国二十年六月二十七日下午四时二十五分
南京研究小组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一群普通罪犯。他们说，事关风格。共产党的地下行动组织绝不会如此行事。在这上头，他们认为自己很有发言权。在共产党的问题上他们自认为是专家。研究小组里几位主要的分析人员，大都对此有亲身体验。他们中有好多人都是从那所学校毕业的，简单说，他们曾是共产党分子，现在则是共产党的叛徒。
这一点，恰恰成为少校抨击南京小组的理由。此刻他置身于一个小型的多方会议中。开会地点在公董局官邸，坐落于法租界西部树荫如穹的毕勋路⑴上。会议之所以在这所名义属于私人的宅邸举行，纯粹是想让它在形式上显得更加不拘一格。会议是以巴台士领事的名义召集的（虽然他没有坐在会议桌上），他本人也是公董局总董。自从一八六五年圣马塞兰的白来尼子爵⑵在巡捕房领导权问题上与公董局发生冲突以来，这两个职位一向由同一个人担任。当时白兰尼子爵宣布停止现任包括总董在内的五位公董职务，并派巡捕包围公董局。事情一直闹到巴黎的外交部，那几名被关押的董事是在付出十万法郎保金之后才被释放的，那是在三天以后。外交部后来还专门成立善后委员会，以帮助上海租界恢复正常管理。从那以后，薛华立路总捕房就被置于驻上海总领事的牢牢控制之下，它的几位主要负责长官向来都必须是领事本人最信得过的人。
“也许诸位是不想让人把共产党组织想得太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