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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
天空的另一半
作 者：【美】尼可拉斯·D。克里斯多夫 雪莉·邓恩
译 者：吴茵茵
献给全球所有站在前线拯救世界的人，即使一次只解救一名妇女。
女人能顶半边天。
——中国谚语
译校说明
本书中文翻译采纳中国台湾译者吴茵茵女士的译本，但因简体与繁体语言习惯的差异、专有名词翻译方式的不同，以及中英文语言习惯的差异等，为更简洁、流畅，及更符合简体读者的语言习惯，中文简体版在编辑过程中对繁体版译文做了适当的修改及调整。特此说明。
本书编辑室
2014年2月28日
删改说明
本书因故于第5、9、12、18、22、85、119、154、156、218、219、232页以及原版第九章等处，做过一些删改，特此说明。我们对此深表歉意。
本书编辑室
2014年2月28日
前言 女孩效应
要是没有女人，有多少男人会是今日的模样？少之又少，先生，少之又少啊！
——马克·吐温
斯雷·拉思是一个浑身散发着自信的柬埔寨少女，她有着浅褐色的皮肤，脸庞圆润，乌黑的秀发从脸上滑落下来，在人山人海的街市里，她站在一台手推车旁边，平静、超然地诉说自己的故事。她不时把黑眼珠前方的头发拨开，这也许是不自觉的紧张动作，是一个透露焦虑或创伤的信息。她修长的手指在空中比画着，又透出跟焦虑或创伤不协调的优雅。
拉思骨架纤细，不起眼的瘦弱身材跟她鲜明外向的个性有着天壤之别。当天空骤然下起一阵热带大雨，我们全身都被淋透了，她只是开怀大笑，并急忙把我们带到一间铁皮屋下躲雨。大雨在上方叮咚作响之际，她愉快地继续述说自己的故事。然而对于一位柬埔寨的乡村少女而言，拉思迷人的外貌与讨喜的个性却是惹祸上身的宿命之物，而她信任他人的天性又加重了几许危险。
拉思15岁时，家里缺钱，她决定到泰国当两个月的洗碗工，帮忙负担家计。父母开始很担心她，但得知她是和四个女孩同行，并且在同一家泰式餐厅工作，他们也就放心了。没想到进入泰国后，中介把她们交给了流氓团伙，团伙又把她们带到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拉思第一次见到吉隆坡干净宽阔的大道和闪闪发亮的高楼大厦，见到当时世界最高的双子星大楼，她大为感叹，觉得这个地方安全又亲切。但是随后，歹徒把她和另外两名女孩关进了一家卡拉OK酒吧，那其实是家妓院。大伙儿称一名将近40岁的流氓为“老大”，他接管这些女孩，声称他付钱把她们买下来了，现在她们得把这笔钱还清：“你们给我好好赚钱，债还清了，我就把你们送回家。”他一再保证她们若是乖乖合作，最后就会被释放。
在明白自己陷入什么险境之后，拉思如遭晴天霹雳。老大把她锁进一个房间，里面的客人逼她性交，她宁死不从，令客人大为光火。“老大发飙，甩我耳光，两手换着打。”她回忆道，口气中透着无可奈何的认命态度，“我脸上的伤过了两个星期才好。”然后老大和手下马仔轮番强暴了她。
“你要是不乖乖伺候客人，”老大一边打她一边说，“我们就把你揍死，听到没有？”拉思不再反抗，只是小声啜泣。老大强迫她吞下一颗药丸，团伙里的人称之为“快乐丸”或“摇头丸”。她不太清楚那是什么，但是服下那玩意儿后，她连续一个小时不住地摇头晃脑、昏昏欲睡，只能任人摆布。药效过了之后，拉思又开始哭，她被迫对所有客人露齿而笑，不听话就会被干掉。拉思妥协了。
所有女孩全年无休地在妓院工作，每天长达15小时。她们平时不准穿衣服，这样就不容易逃跑或是把小费藏在身上。她们也不准要求客人使用安全套。她们经常被打得很惨，直到学会看到客人时立刻条件反射地笑。男人可不愿意付那么多钱跟红着眼睛、面容憔悴的女孩上床。这些女孩从来不准上街，工作也从来没拿到过一分钱。
“他们只给吃的，但给得不多，因为客人不喜欢胖女孩。”拉思说。女孩们每天在监督之下坐巴士往返于妓院与公寓之间，她们十几个人住在一栋公寓的第十层，大门从外头被反锁。一天晚上，几个女孩走到阳台上，把一条5英寸宽的长木板从晒衣服的挂物架上撬下来，然后架往距离12英尺远的隔壁栋阳台上。木板晃动得十分厉害，但是拉思在这里已经绝望至极，她打算孤注一掷，于是跨坐在木板上，一寸一寸地往前挪动。
“我们有四个人都上去了，”她说，“其他人吓得不敢尝试，因为木板真的晃得厉害。我也很害怕，不敢往下看，但是留在那里我更害怕。我们觉得就算摔下去死掉，也比留在那里好，反正留下来最后也是死路一条。”
到了隔壁栋阳台，女孩们大声敲窗户，吵醒了一脸吃惊的住户。她们不会说马来语，不太能跟屋主沟通，但对方还是让她们进屋了。她们从前门出去，乘电梯下楼，在寂静的街道上四处游走，直到找到警察局求救。警察先是想把她们赶走，后来竟以非法移民的罪名逮捕了她们。马来西亚的反移民法非常严苛，拉思坐了一年牢之后，按说应该被遣返回国。当马来西亚警察把她载到泰国边界时，她以为是护送她回家，结果却把她再度卖给了人贩子，人贩子又把她卖给一家泰国妓院。
拉思所经历的这段波折，让我们瞥见世界许多地方的妇女所惯常遭受的残暴对待，这样的暴行慢慢受到关注，被公认是本世纪最主要的人权问题之一。
然而，这项议题所牵涉到的问题，几乎还没有出现在全球议程里。的确，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报道国际事务时，无法想象有一天会写这本书。我们当时深信，让人眉头深锁的外交政策问题应该是崇高而复杂的，比如禁止核武器扩散。在当时，很难想象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会忧虑于孕产妇死亡率或女性外阴残割问题。那时，对于妇女的迫害是边缘议题，只有女童军才认为值得为其捐款。我们宁可探讨深奥难懂的“严肃问题”。
因此，这本书是我们两人一起担任《纽约时报》记者时，自身觉醒之旅的产物。
女性生存问题极少引起发展中国家主流媒体的注意，尤其是南亚和伊斯兰教世界。在印度，女子因嫁妆不够而被处罚或因男人想要再娶而被杀害的“火烧新娘”（bride burning）事件，大约每两个小时发生一起，但是这种消息很少成为新闻。在巴基斯坦的姐妹城伊斯兰堡与拉瓦尔品第，光是过去九年间，就有5000名妇女因被认为不听话而被家人或亲家浇上煤油后点火焚烧——或者被泼硫酸，后者这种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情况也许更悲惨。要是以这种速度把妇女活活烧死的是巴基斯坦或印度政府，可以想象抗议之声会有多么强烈。然而政府没有直接参与，人们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当一名重要的异议分子在异国遭逮捕时，我们会写一篇头版新闻；而当10万名女孩常态性地遭到绑架及被非法卖到妓院时，我们甚至认为这不是新闻。部分原因在于，我们记者往往善于报道特定日子发生的事件，却疏于报道每日常态性发生的事情，比如妇女每日遭受的残暴对待。疏忽这个主题的并不是只有记者。美国的对外援助中，特别针对妇女的不到1％。充满热忱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制订出了一套性别不平等的评估方法，深切地提醒我们性别不平等所包含的风险。“超过1亿名妇女失踪。”森在1990年刊载于《纽约书评》的一篇经典之作中如此写道。这篇文章开创了一片崭新的研究领域。森表示，在正常情况下，女性的寿命比男性长，因此，通常情况下，世界许多地方女性人数应该多于男性。就连在贫穷地区，比如拉丁美洲以及非洲的许多地方，女性也比男性多。然而在极为重男轻女的地区，妇女却从人间蒸发了。就中国的总人口数来看，每100名女性有107名男性与其相对（新生儿的男女比例差距更大）；印度是108名男性，巴基斯坦则是111名。这的确跟生物学无关。在印度西南部的喀拉拉邦，女性受教育的机会与平等程度居印度之冠，同时女性也多于男性，跟美国相同。
娜依玛·阿扎，巴基斯坦拉瓦尔品第的一名房地产经纪人，她的双眼被前夫用硫酸灼伤至盲，现在只得由12岁的儿子为她导盲。
（拍摄：尼可拉斯）
森教授发现，上述人口性别比例说明今日全球共有1。07亿女性行踪不明。后续研究计算的“失踪女性”人数稍有不同，介于6000万到1。01亿之间。每一年，全球至少又有200万名女性因为性别歧视而消失。
在埃塞俄比亚南部食物紧急救助站的一个13岁女孩。她的母亲扎赫拉（右）说，家里的男性都营养良好。站里的几十个孩子里，几乎全是女孩，这也反映出在食物紧缺时父母总会优先照顾男孩的现实。由这种性别歧视导致的区别对待，使得全球每年大约有200万名女孩丧生。
（拍摄：尼可拉斯）
西方国家也有其性别歧视问题，但在富裕国家，性别歧视老是跟薪资不平等、体育队伍资金不足或是上司不令人喜欢的碰触有关。而在世界许多地方，性别歧视却是致命的。比如在印度，母亲带着女儿去接种疫苗的比例少于儿子——光是这一点，就要为印度1/5的失踪女性负责。研究发现，一般而言，女孩的病情唯有比躺在医院的男孩还严重时，才会被送入医院。
整体而言，印度1～5岁的女孩跟同年纪的男孩相比，其死亡的可能性多了50％。最保守的估计是，每四分钟就有一名印度小女孩死于性别歧视。
身材魁梧、留着一脸络腮胡的阿富汗人希丹夏曾经这么跟我们说：他的妻儿都生了病，他要妻儿都存活下来，但是孰轻孰重相当清楚，儿子是必不可少的珍宝，而妻子则是可以被取代的，所以他只给儿子买药。“她总是大小病不断，”他冷冷地评论自己的妻子，“帮她买药不值得。”
现代化及科技的发达，有可能加重这样的歧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超声波仪器在医院普及，孕妇能够轻易知道胎儿的性别——如果发现是女孩，则会堕胎。在中国福建省，曾有一个农民在谈到超声波时相当激动，咆哮着说：“这样我们就再也不用生女儿了！”
现在，在中国和印度，为了防止性别选择性堕胎，医生及超声波技术人员被禁止告知孕妇胎儿的性别，然而这个解决办法并不完善。研究显示，当父母被禁止选择性地把女胎堕掉时，就有更多的女孩在婴儿期夭折。母亲不会刻意杀死不得不产下的女婴，但是在照顾方面却马虎草率。布朗大学的发展经济学家钱楠筠（Nancy Qian）量化了这个折中之道，结果令人心痛：平均而言，允许选择性堕掉100名女胎，就能避免15名女婴夭折。
虐待女孩事件的全球统计数字高得令人麻木。看来，过去50年来遭到杀害的女孩，比死于20世纪所有战争的男性还多，仅仅因为她们的性别。任何一个十年当中，在常态性的“性别屠杀”中丧命的女孩人数，远多于20世纪所有大屠杀中惨遭杀害的人数。
19世纪，核心的道德挑战是奴役制度；20世纪，则是对极权主义的抗争。我们相信在迈入21世纪后，最重要的道德挑战将会是全球对性别平等的奋力追求。
拉思再度被卖到泰国妓院后，妓院老板并没有殴打她，也没有时时监控她，两个月后，她逃了出去，凭自己的力量回到了柬埔寨。
拉思回到祖国后遇到一位社工人员，从而有机会接触到一个名为“美国柬埔寨援助机构”的团体，该团体帮助遭非法贩卖的女孩重建新生活。他们拨出捐赠基金里的400美元，买了一辆小推车和些许商品送给拉思，就这样，拉思成了一名街头小贩。
在波贝（Poipet）这个边界小镇，拉思在泰国及柬埔寨海关之间的露天场地找到一块好地方开始了她的生意，这是一块有足球场大小的长条地带，两边是卖饮料、点心和纪念品的摊位，跨越泰国与柬埔寨边界的旅客都会经过这里。拉思在小推车里摆上琳琅满目的商品，有衬衫、帽子、珠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