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塞俄比亚乡下的这种文化，也许看起来永远也无法改变。但是沃妮雪在另一个世界找到支持：义愤填膺的美国人，其中大多数是女性。他们撰写措辞激烈的信件，愤怒地要求埃塞俄比亚当局修改法律条款。他们无法抚平沃妮雪的创伤，但是精神上的支持对她和父亲是很重要的——在周围几乎所有人都在谴责他们家破坏传统之际，这是一针强心剂。美国人也提供了一笔津贴，帮助沃妮雪在亚的斯亚贝巴继续求学。
这些信件撰写者由“现在就平等”（Equality Now）所动员。这个国际女权组织总部位于纽约，主要关注世界各地妇女的受虐问题。创办人杰西卡·纽沃思（Jessica Neuwirth）曾经在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工作，在那里她认识到写信能够帮助并解救遭囚禁的政治犯。于是，她在1992年成立了“现在就平等”。虽然通过筹款来维持这样的机构非常艰辛，但是杰西卡得到美国女权主义先锋格洛丽亚·斯泰纳姆（Gloria Steinem）和影星梅丽尔·斯特里普（Meryl Streep）等守护天使的支持，使得“现在就平等”运作至今。今天，该组织在纽约、伦敦和内罗毕都有办事处，共15名职员，年度预算为200万美元——在慈善世界里，这只是零头而已。
“现在就平等”代表沃妮雪上诉，但阿贝鲁似乎不可能再度入狱。然而，“现在就平等”的智囊团硬是把埃塞俄比亚推到聚光灯下，迫于国际压力，当局修改了法律条文。现在，就算受害者后来同意嫁给强暴她的男人，那个男人依然犯了强奸罪。
当然，改变的只是法律。在贫穷国家，首都之外的法律形同虚设。我们有时候觉得，西方人把大部分注意力放在改变不公平的法律上，在改变文化方面却显得力不从心，比如说兴建学校或协助民间草根运动。毕竟就算是在美国，为黑人争取到平等权利的并不是南北战争之后所通过的第十三、十四及十五条《宪法》修正案，而是近100年后由民间发起的民权运动。法律很重要，没错，不过光是改变法律往往成效有限。“埃塞俄比亚妇女律师协会”负责人玛德芮·保罗斯（Mahdere Paulos）是名活力十足的女性，她也同意这样的看法。该协会的主要工作是提出诉讼或游说政府更改法律，但是玛德芮承认，文化上的改变同样重要。
“赋权妇女始于教育，”她说。她看到受过教育的女性骨干越来越多。现在，每年约有1。2万名妇女担任“埃塞俄比亚妇女律师协会”的志愿者，这使得该组织在政治及法律上显得更为重要。如今，“现在就平等”与“埃塞俄比亚妇女律师协会”密切合作，形成了一种有益的模式：外人能够提供的最佳帮助，就是担任配角支持当地人。“埃塞俄比亚妇女律师协会”可能很快就会迎来另一名志愿者：沃妮雪目前在读高中，成绩优秀，她打算继续到大学攻读法律。“一切顺利的话，我希望专攻绑架案。”她简明扼要地说，“即使我自己得不到正义，我也要为别人伸张正义。”
加诸世界大多数地区女性身上的暴力及虐待，让人很难不注意到比因性冲动而猥亵和因达到某种目的而强奸更邪恶的现象，即：性别主义和厌女价值观。
要不然该如何解释，为什么古代总是有那么多女巫而不是男巫被烧死？为什么硫酸总是泼在女性脸上，而不是男性？为什么女性被剥光衣服、遭受性羞辱的可能性远高于男性？为什么在许多文化里，大家尊敬年长的男性为族长，而年纪大的女性却被带到村庄外头，死于饥渴或被野兽吃掉？虽然存在这种虐待行为的社会里，男性的确也比美国男性遭受更多的暴力对待，但是女性所遭受的暴虐行为却特别普遍、残暴和致命。
这些心态深植于文化里，唯有通过教育和当地人的领导，才有可能发生改变。但是外人要担任配角，职责之一是把当地人的这种落伍心态置于聚光灯下，好打破环绕在他们周围的禁忌。2007年，参议员约瑟夫·拜登（Joseph Biden）和理查德·卢格（Richard Lugar）首次引介《国际反暴力侵害妇女法案》（International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ct），他们每年都在议会提出，直到立法通过。该法案通过后，国家每年拨出1。75亿美元给对外援助活动，用以防止荣誉谋杀、焚烧新娘、外阴残割、硫酸毁容、集体强暴和家庭暴力。此外，还会在国务卿直属办公室创设“妇女全球计划办公室”（Office of Women's Global Initiatives），以及在美国国际开发总署创设“妇女全球开发办公室”（Women's Global Development Office），双方将会向政府施压，让解决性别暴力成为外交工作的首要任务。我们虽然对法律的效力保持怀疑，但是就像2000年那条规定每年要提交海外人口贩卖报告的里程碑式法案一样，这条法律就算没有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也会越来越有分量。它虽然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但至少对沃妮雪这样的女孩会有所帮助。
在谈到厌女现象和性别暴力时，一些人会想当然以为男性才是罪魁祸首，但事实并非如此。虽然男人对待女人的举止常常是很残暴的，但是在贫穷国家里，通常是女性管理着妓院，是她们让自己女儿接受外阴切除手术，是她们先喂养儿子而非女儿，也是她们带儿子而非女儿去诊所打疫苗。一项研究指出，塞拉利昂内战的轮奸案例当中，有1/4是男女同谋。通常是女兵引诱受害者到强暴地点，然后在男兵强奸时从旁协助，压制受害者的挣扎反抗。“我们会帮忙逮到她，把她压在地上。”一名已退役的女兵给出了答案。该研究的作者达拉·凯·科恩（Dara Kay Cohen）援引来自海地、伊拉克和卢旺达的证据表明，女性参与类似塞拉利昂的性暴力并非反常现象。她认为内战时十分普遍的轮奸，重点不是满足性欲，而是让军队（包括女性成员）通过欺压践踏女人的残暴手段，来达到团结一心的一种方式。
许多国家依然有杀害女婴的风气，而且通常就是母亲杀死了她们的亲生女儿。哥伦比亚大学临床精神医学教授及杀婴文化专家迈克尔·赫·斯通（Michael H。Stone）博士根据巴基斯坦妇女杀死女儿的数据，发现她们之所以这么做，通常是因为丈夫的威胁——要是保留女婴就会跟她们离婚。举例来说，妇女沙赫纳兹毒死自己的女儿，以避免被丈夫遗弃。佩尔文生了女儿，她公公为此毒打她，于是佩尔文毒死了女儿。然而在巴基斯坦，有时候妇女杀死自己的女婴，只因为社会上重男轻女。雷哈纳淹死自己的女儿，因为“女孩会带来霉运”。
至于毒打妻子，一项调查发现，62％的印度乡村妇女支持这一行为。此外，习惯性地虐待年轻女子的人群，没有一个群体比婆婆们更残酷。在全球大多数地区，婆婆是女家长，负责调教女性晚辈。索亚·娜佳比（Zoya Najabi）现年21岁，出身于阿富汗喀布尔的中产阶级家庭，她的经验证实了这一点。她接受我们访问时，穿着绣着花朵的牛仔裤，看起来比较像美国人，而非阿富汗人。她在学校一直读到八年级，在12岁时嫁给一名16岁的男孩，之后就常常受到体罚。
“不只丈夫，他的哥哥、妈妈、妹妹全都打我。”索亚在喀布尔的一间收容所气愤地回忆道。更糟的是，他们会因为她家务做不好而处罚她，把她绑在水桶上放到井里浸泡，让她在那里冻得直打哆嗦，几乎溺死。最糟的一次，婆婆在打她时，她本能地踢了回去。抗拒婆婆是滔天大罪，她的灾难来了。首先，索亚的丈夫挖出一条电缆抽打妻子，直到她不省人事。隔天，她公公将其双脚捆绑在一起，拿一根木棒交给她婆婆，后者就用这根棒子狠抽她的脚底。
从家中逃出的索亚在阿富汗的一个收容所中。
（拍摄：尼可拉斯）
“我的脚被打得稀烂。”索亚说，“我在那里每天都过得不快乐，但那一次是最糟糕的。”
“会把妻子打成那样的丈夫，大多是因为他不识字、没有受过教育。”她补充，“但也有可能是因为妻子没有把丈夫照顾好，或是没有乖乖听话。如果是这样，打妻子就是应该的。”
索亚看到我们一脸震惊，微微笑了一下，耐心解释：“我不该被打的，因为我一直都很听话，丈夫说什么我就做什么。但如果妻子真不听话，丈夫当然就要打她。”
简言之，如同男性一样，女性也接受并传播厌女价值观。这不是一个二分法的世界，并非男人施虐、女人受虐那么简单；这是一个更为杂乱的境地，其压制女性的社会习俗是男女共同遵守的。我们之前说过，法律有用，但是最大的挑战是改变这种思维方式。要挑战这种令人窒息的传统，最佳方式或许是教育，而我们最喜欢的一所学校可以成为典范。该校位于巴基斯坦旁遮普省（Punjab）的偏远地带，负责人堪称世上一大奇女子。
穆赫塔尔的学校
最有效的变革推动者不是外国人，而是推行运动的当地女性（有时候是男性）——比如穆赫塔尔·马伊（Mukhtar Mai）。
穆赫塔尔出身农家，在旁遮普省南部的米尔瓦拉村长大。人家问她年纪多大时，她会随口丢出不同的数字，实际上她自己也不知道。米尔瓦拉村没有女校，因此穆赫塔尔从来没上过学，她每天都在家里帮忙。
2002年7月，她的弟弟夏克尔遭到绑架，被地位较高的玛斯托家族成员轮奸（在巴基斯坦，异性恋男人强暴小男生并不稀罕，其污名没有女孩遭到强暴来得严重。），当时夏克尔十二三岁。事后，玛斯托家族担心会遭到处罚，不愿释放夏克尔，反而控诉他与玛斯托家的女孩莎玛非法性交，借此掩盖自身的罪行。由于玛斯托家族控诉夏克尔从事非法性交，村庄的部族大会举行会议裁决此事，然而该大会被玛斯托家族控制了。穆赫塔尔代表家人出席会议，表达了歉意并试图安抚对方的情绪，结果一群人把她团团围住，里面还有几名佩带枪支的玛斯托家族男丁。部族大会判定穆赫塔尔的道歉不够，只有轮奸她，才足以惩罚夏克尔和他的家人。四个男人把尖叫着的穆赫塔尔拖到会场旁边的一间空马厩，剥光她的衣服，在泥地上一个接一个强暴了她，而其他村民们就在外头等待。
“他们知道受到这种羞辱的女人，除了自杀之外没有其他办法。”穆赫塔尔后来写道，“他们甚至不需要动用武器。强暴等同于杀了我。”
施暴者在“执行完刑罚”之后，把穆赫塔尔推出马厩，强迫她在群众的奚落声中，几乎是赤裸着身子跌跌撞撞走回家。到家后，她准备作出任何巴基斯坦农村妇女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会采取的行动——自杀。妇女若想洗刷自己及家人的耻辱，唯有自杀。但是穆赫塔尔的父母时刻看着她，防止她走上不归路。接着一名地方穆斯林领袖（本故事里的英雄之一）在周五的一次祷告会上为她发言，谴责这桩强暴事件是违反伊斯兰教教义的暴行。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穆赫塔尔由羞辱渐感愤怒。最后，她采取了革命性的行动：到警察局报案，要求起诉。出人意料，警方居然真的逮捕了施暴者。时任总统穆沙拉夫（Pervez Musharraf）听说这个案件后对她深表同情，送给穆赫塔尔相当于8300美元的补偿金。但是穆赫塔尔没有私用这笔钱，她决定投资在村庄最需要的资源——学校上。
“我为什么要把钱花在自己身上？”尼可第一次拜访米尔瓦拉村时，穆赫塔尔这么告诉他，“这笔钱用来办学校，就是在帮助所有女孩、所有孩子。”那次拜访中，结识穆赫塔尔并不容易。她父亲迎接了尼可，邀请他进到家里坐坐，尼可花了好一阵子才知道穆赫塔尔是哪一位。讲话的都是穆赫塔尔的父亲和兄弟，而她只是坐在后方聆听的几名妇女之一。她的脸被头巾盖住，尼可只能看到她闪亮的眼睛。尼可一次次问穆赫塔尔问题，回答的总是她哥哥。
“好，穆赫塔尔，你为什么要用这笔钱来办学校？”
“她办学校是因为她相信教育。”
当我们第一次见到穆赫塔尔·马伊时，她正和学生们在学校里。
（拍摄：尼可拉斯）
两三个小时过后，有美国人来家做客带来的新鲜感逐渐退去，男人们开始坐立难安，就干活去了。终于，穆赫塔尔开始说话，声音因被头巾盖住而变得模糊。她热情地讲述自己的信念，认为教育有救赎的功能，想着要是村里的男男女女都接受教育，大家就可以和谐共处。她表示，自己被强暴是由一种心态导致的，而这种心态的最佳消除之道就是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