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贫穷计划以妇女为对象的另一原因，跟造成全球贫穷的一个不光彩的秘密有关：最为深重的苦难并不只是低收入造成的，还包括花钱不明智——男人花钱不明智。孩子因为没有一顶五美元的蚊帐而死于疟疾，母亲哀伤不已，而父亲却每周固定到酒吧花五美元饮酒作乐，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几项研究显示，女人若有权控制开销，她们不太会把钱花在快速消费品上，而是更多投资于教育和小本生意。
然而控制荷包的通常是男人，这使得世界最贫穷的家庭花在酒、妓女、糖果、饮料和丰盛大餐上的整体费用，几乎是子女教育费用的十倍左右（平均占收入的两成）。经济学家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和迪弗洛调查了13个国家极度贫困家庭（有些家庭一天赚不到一美元，有些不到两美元）的花销。他们发现，花在烟酒上的比率，巴布亚新几内亚是4。1％，印度乌代浦尔（Udaipur）是5％，印度尼西亚是6％，墨西哥是8。1％。此外，在乌代浦尔，中等家庭的年度预算有一成会分配到婚丧或宗教节庆上，其中往往包含炫耀性消费。九成的南非人会把钱花在节庆上，巴基斯坦、科特迪瓦和印度尼西亚的大多数人也是如此。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那些最贫穷村民们，大约花家庭收入的7％来买糖。到非洲或亚洲的村庄小店里看看，你会发现，他们卖许多糖果，但是很少卖维他命或蚊帐。虽然没有精确数据证实，但是在世界大多数地方，就连最为贫穷的年轻男人，不管是单身或已婚，都在妓女身上花不少钱。
不管用什么标准测量，乌代浦尔的穷人都是营养不良的。以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来看，65％的男性身体质量指数（BMI）过低；只有57％的成人表示全年都有足够的食物可吃，而55％的成人贫血。然而，如果他们少买点糖和烟草，营养不良的状况大多能够消除。
虽说教育是脱离贫穷的扶梯，但比起在糖和酒上的挥霍，贫穷家庭在子女教育上的花费却只占收入的2％。要是贫穷家庭能够多在子女教育上投资点，哪怕跟他们花在啤酒和妓女上的一样多，贫穷国家的未来就能有突破性的转变。待在家里无法上学的女孩，将会是最大的受惠者。
谴责穷人沉溺于让人生更有趣的节庆、香烟、酒或甜食，似乎是文化敏感度不足的表现，但是当资源稀少时，厘清事情的轻重缓急是很重要的。现在，许多非洲及印度的男人认为啤酒是不可或缺的，但女儿的教育却是奢侈品。妓女的服务是重要的，而安全套只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如果我们想找出方法让更多女孩上学，或是拯救更多孕产妇的性命，最简单的解决之道就是重新分配支出。
方法之一是把更多的钱放在妇女手里。一项早期的对照研究发现，当妇女持有资产或赚取收入时，家庭用钱可能花在营养、医药及住房方面，子女就会比较健康。
在科特迪瓦，一项研究把焦点放在男女为了存下私房钱所种植的不同作物上：男人种咖啡、可可树、菠萝；女人种植芭蕉、香蕉、椰子和蔬菜。有些年份，“男人作物”收成良好，男人手头忽然阔了起来；有些年份，丰收的是女人。私房钱某种程度上是共享的，但即便如此，迪弗洛教授发现：当“男人作物”丰收时，家庭会花更多的钱在烟酒上；当“女人作物”丰收时，家庭花更多钱在食物，尤其是牛肉上。其他几项研究也指出，女性比男性更可能把稀少的现金投资在教育及小本生意上。
自种族隔离政策瓦解之后，南非的国民年金制度扩大了适用范围，把黑人涵盖进来。而一项研究就是试图检视在这种情况下儿童的营养方面有没有受到影响。突然间，许多黑人祖父母得到了为数颇丰的现金（最高是每天三美元，或是当地中等收入的两倍）。当年金交给照顾孙子的祖父时，这笔钱对于儿童的身高或体重没有影响。但是当年金交给祖母时，重大改变发生了。这种改变在孙女身上体现得尤其显著，她们的身高体重都明显增加，而且比由祖父养大的女孩来得高和重。由此可知，如果现金补助的目的是改善孩子的健康，那么把补助金交给女人比交给男人要好。
在半个地球之外的印度尼西亚，女人结婚后，能够继续掌控她从娘家带来的资产。一项研究发现，如果妻子把更多资源带到夫家，婚后有更多的钱可以使用，她的孩子会比同等家庭状况但资产由男性掌管的孩子健康。孩子是否幸福，不在于家庭的富裕程度，而在于财富由母亲还是父亲掌管。如同迪弗洛教授所说：当女性握有更大的权力时，儿童的健康及营养就会有所改善。这也表明，旨在提升离婚女性福祉的政策和增加女性进入劳力市场时机的政策，可能会在家庭里造成一定影响，尤其是在儿童的健康方面。提升妇女的资源控制权，即便只是短短一段期间，她们在家中的发言权也会提升，进而提升儿童的营养和健康。
言外之意是：援助国家应慢慢推动贫穷国家调整其法律，给予女性更多的经济权力。举例来说，寡妇继承亡夫的财产应成为常态，而不是让亡夫的兄弟继承。应当让女性更容易持有财产和开设银行账户，让小额金融机构更容易成立银行。据联合国调查，女性现在只拥有世界土地产权的1％。这点必须改变。
值得赞扬的是，美国政府已在推动这类法律变更。美国最优良的外援计划之一是“千禧年挑战”（Millennium Challenge），该计划正慢慢推动受助国家修订法规来保护女性。比如莱索托之前想取得“千禧年挑战”的资助，但是该国法律不准妇女在没有丈夫的许可下购买土地或贷款。美国要求莱索托改变法律，因为急需这笔经费，莱国只得照做。
强调这类性别差异可能是政治不正确的，但是对于救援工作者和国家领袖而言，这些差异再明显不过了。博茨瓦纳是过去几十年来世界上成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外界也公认其前总统莫哈埃（Mogae）为非洲最有能力的一位领袖。当我们委婉地暗示非洲的女人往往比男人工作得更勤奋，处理金钱也更为明智时，他笑了，如此回应：你们说得太正确了，女人的确更会做事。银行是看到这个现象而雇用更多女性的第一个行业，现在每个行业都这么做了。在家里也是，女人比男人更会处理家务。在博茨瓦纳的行政部门，女性也开始独当一面，现在政府部门有一半是女性的天下。中央银行总裁、检察总长、礼宾司长、检察长——现在全是女性。在非洲，女性表现得优异许多，这在博茨瓦纳可见一斑。而且男女的特征不一样。延后消费的现象在女孩当中比例较高，而且她们会买耐用持久的物品，储蓄率也更高。
有些经济发展专家希望看到更多女性进入政府机构和决策层，认为她们能够把对家庭的贡献扩大至国家。目前世界上已经有81个国家为女性保留了某些职位，通常是国会里的部分席次，这样做可以提升她们的政治参与热情。目前11个国家拥有女性高层领导者，而女性掌握了全世界16％的国家立法席次，跟1987年的9％相较起来确实提升了一些。
为在全球范围内推动更多女性参政，美国国会前议员玛乔丽（Marjorie Margolies…Mezvinsky）做了许多有前瞻性的努力。1993年，民主党员玛乔丽刚当选众议员，克林顿政府总预算案（包含提高税金以达收支平衡）就在这时被送到了国会。事后来看，那笔预算案常被视为一个里程碑，让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建立了稳固扎实的财政基础，但在当时却引起强烈争议。作为新议员，玛乔丽力量薄弱，共和党人士扬言，如果她投票赞成提高税金，就把她推下台。最后她还是投了决定性的一票支持克林顿的预算案。一年之后，她的确因微小的票数差距而落选了。她的政治生涯就此结束。
现在玛乔丽领导着“国际妇女运动”（Women's Campaign International），该组织指导女性民运人士如何让公众关注自己的事业，如何竞选公职以及如何为达到目标而组成联盟。“国际妇女运动”曾在埃塞俄比亚训练女性应如何有效地推行运动，使得该国国会的女性比例从8％提升至21％。
寻求更多女性政治家的根本原因之一，是女性被认为在同理心及达成共识方面特别卓越，若她们担任领袖，可能会比男性更为平和且善于调解纷争。然而，我们没有看到多少迹象显示，现代的女性总统或首相比男性表现得更好或更平和。事实上，女性领袖并没有对孕产妇死亡、女孩教育或性贩卖投入特别的关注。可能因为贫穷国家那些位高权重的女性，比如已故的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已故的巴基斯坦总理贝娜齐尔·布托（Benazir Bhutto）、菲律宾前总统科拉松·阿基诺（Corazon Aquino）、菲律宾前总统阿罗约（Macapagal…Arroyo）等人，几乎都来自精英家庭，从来没有经历过贫穷妇女所承受的虐待。
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圈约定俗成地认为，女性官员在地方层级事务方面的确影响重大，要是她们担任市长或学校董事，往往更能注意到妇女及儿童的需求。1993年后，在印度有一个精彩的实验，那时印度修宪规定，1/3的村长职位要保留给女性。开展实验的村庄是随机挑选的，因此可以比较由女性管理的村庄在治理上是否跟男性统领的村庄有所不同。结果发现，村庄财政支出的优先级是不同的。在女性管理的村庄，安装了更多抽水泵或水龙头，而且维护得也比较好——可能因为在印度汲水是女人的工作。在其他公共服务上，她们做得也不比男性差，研究员没发现有什么基础设施被忽略。当地居民的报告显示，在女性治理的村庄，他们必须塞红包贿赂的机率大幅降低。
尽管如此，男女村民都宣称他们对女性村长较不满意。进行研究的学者对于这点感到困惑不解：服务愈优良，不满意的程度却愈大。不只是男性沙文主义者不高兴，连女性村民也同样不满。一般民众似乎对于政府强迫他们接受女性领袖感到惴惴不安，他们厌恶女性领袖，因为平均而言她们比男性领袖受教育程度更低、经验更少。这个现象的确说明，至少在印度，女性从政者面临一个难关：即便她们提供的服务优于男性，但一开始却遭受更严厉的评判。
后续研究发现，村庄一旦曾由女性村长治理过，民众对于女性领袖的偏见就消失了，这时村民的评判标准就没有性别之分了。这种研究显示，为女性保留地方领袖定额是值得的，因为此举克服了阻碍女性候选人的最初障碍。印度式的女性官员配额似乎打破了性别屏障，让后来的政治体制变得更为民主开放。
不管女性担任领袖的影响如何，其广泛的效应都不容忽略，这点我们从美国历史当中就可以找到直接证据。之前提过，美国在女性取得投票权之后，孕产妇死亡率才大幅降低：当女性能发出政治声音时，她们的生存境遇也更可能会被优先对待。此外，有确凿的证据显示，当女性获得投票权之后，会有更多经费分配到公共卫生，尤其是儿童健康方面，因为这是女性投票者强烈关心的议题。斯坦福大学学者格兰特·米勒（Grant Miller）曾经做了一项精彩的研究，他想知道妇女得到投票权之后，政府会采取什么样的公共卫生医疗措施。研究发现，如果某一州的妇女获得了投票权，该州的政客会抢着分配更多经费给儿童健康护理，以便赢得女性投票者的青睐；但在女性依然无法投票的州，这种事情没有发生。“《普选法》颁布的第一年内，立法投票表决的模式转变了，地方性的公共卫生支出大约提升了35％，”米勒教授写道，“颁布《普选法》之后，儿童死亡率降低了8％～15％……从全国来看，这样的降低幅度等同于每年大约避免了2万名儿童死亡。”
同样的情况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1920年，第十九条宪法修正案赋予全国妇女投票权，一年之后国会通过了《谢泼德…唐纳法案》（Sheppard…Towner Act）。该法案是用来保护孕产妇及婴儿的，是公共卫生领域的划时代计划。“促使国会通过此法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害怕民意调查时被新的女性投票者痛批，”一名历史学家这么写道。这段时期美国健康卫生方面的改善令人惊叹：1900～1930年间，1至4岁儿童的死亡率降低了72％，当然，出现如此大改变的原因还有很多。如同米勒教授指出，反对妇女参政的人士经常提出以下理由：如果妇女参与外部活动，儿童就会受苦。事实上，我们的历史证明，对于美国的儿童来说，女性参政具有广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