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我们会听到人们对于反抗性交易、外阴切除或荣誉谋杀等怀疑的声音，认为这些事情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的好意碰到了数千年的传统，哪起得了什么作用呢？
我们以中国的例子来说明。一个世纪前，生为中国女性可以说是最为命苦的，裹小脚、童养媳、纳妾及溺女婴的习俗深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20世纪初期的中国乡村女孩，有时候甚至没有真正的名字，只是被叫作“二妹”或“四妹”，或者更没尊严地，被取名为“来弟”、“迎弟”或“招弟”，取“招来弟弟”之意。女孩们极少有机会接受教育，常被贩卖，许多人最后沦落到上海的妓院。
那么，批评裹小脚和溺女婴这类现象，是西方人的文化帝国主义作祟吗？或许吧，但是如此批评也是正确的。如果我们坚信某些价值观，譬如全人类不管肤色或性别人人平等，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害怕为捍卫这些价值观挺身而出；如果我们为了尊重他人的信仰或文化，而接受奴役、虐待、裹小脚、荣誉谋杀或外阴切除等广泛存在的事实，这样未免也太没责任及道义心了。中国让我们学到一点：我们不需要接受歧视女性是难以根除的“社会文化”这一观点。要是文化无法改变，中国还会很穷，而雪莉也得蹬着三寸金莲摇摇晃晃地走碎步。
争取女性权益在当时的中国，跟在今天的中东一样艰难，而且挫折连连。当时，看到年轻女性开始剪短发，中国社会保守人士怒不可遏，认为这让女人看起来像个男人。在20世纪20年代晚期，街头混混有时会把短发女性抓过来，把她的头发全部扯掉，甚至割掉她的乳房。“要是想变得跟男人一样，”他们说，“这样才彻底！”
1949年之后中国共产党较正确的一项政策是解放妇女。毛泽东把女性引进到劳动领域和中共中央委员会，废止童养媳、卖淫和纳妾。“妇女能顶半边天”这句豪言壮语就是出自毛泽东之口。
中国在改善妇女地位方面取得的长足进展，没有哪个国家能够与之匹敌。过去100年来，中国已成为女性权益保护最好的国家（至少在城市是如此）。中国都市的男性往往比大多数美国男人更会投入煮饭和带小孩等家务事中。事实上，中国女性通常主导家庭决策，因此产生了“妻管严”这样的说法。虽然在职场上歧视女性是事实，但不是因为性别主义的关系，而是雇主需特别提防中国对孕产妇的优待补助。
我们可以看到雪莉祖先所住的中国南部村庄也在不断进步。雪莉的外婆五岁时，被母亲用裹脚布把她的脚从趾头缠到脚跟，冒着从此将会压碎小骨头的风险，只为让她拥有小巧娇美的三寸金莲。这种小脚被认为是性感美丽的：19世纪的中国人描述女性小脚的词汇，比描述胸部的修辞更色情。与丈夫搬到加拿大多伦多后，雪莉的外婆把裹脚布拆掉，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她一辈子生了七个孩子，是位意志坚强的母亲，但是一直到生命结束时都还穿着小鞋子蹒跚而行，走起路来像只踩着矮跷的苗条版企鹅。
我们开始造访中国时，裹小脚的习俗已经消失了，但是多数乡村妇女依然默默接受二等公民的地位。然而，教育的普及化和年轻女性工作机会的增加，让性别观念快速得到校正。教育及赋权女孩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在许多家庭眼中，以此带来的经济利益才是最重要的。这样的良性循环在中国发生了：女孩一旦有了经济价值，父母就会在她们身上投资更多，并给予她们更大的自主性。中国女性也打入了一度由男性占压倒性优势的领域。中国数学系及化学系学生虽然大多是男性，但是男女数量的差距比美国还小。下棋是全世界男性最热衷的消遣活动，在中国也是如此——但是中国的女性迎头赶上，速度比其他国家还快。1991年，谢军成为第一位来自中国的女子国际象棋冠军，之后诸宸和许昱华两名中国女性成为棋后。此外，一位名叫侯逸凡的女孩可能是女性国际象棋界有史以来最神奇的天才：2008年，年仅14岁的她在世界女子锦标赛的决赛当中差点夺冠，现在依然进步神速。如果现在棋坛上有哪位女性将从男性手中夺得国际象棋冠军的头衔，很可能就是她。
中国之所以是女权保护的重要模范，正是因为它因解放女孩而带动了经济起飞。其他快速成长的亚洲经济体也是如此。如同曾在世界银行及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针对这些议题作过研究的经济学家霍米·哈拉斯（Homi Kharas）所建议的：启动一国的经济起飞，取决于该国资源是否达到最有效利用。许多东亚经济体在给予年轻农村妇女免费的基础教育之后，把她们从农田带入工厂，形成持续的经济繁荣。在马来西亚、泰国和中国，成衣和半导体等出口导向的工业主要雇用年轻女性，而她们之前只是在生产力较低的家族农田工作，或是忙于家务事。一国经济能够从这样的转变得到诸多好处：改善年轻女子的劳动生产力，经济增长率提升了；雇用她们在出口产业工作，国家得到外汇存款，可以用来购买所需的资本设备；这些年轻女性存下大笔金钱，或是寄回村庄资助家人，提升了国家的储蓄率；她们拥有好工作和赚取收入的机会，因此会较晚结婚和生育，这降低了生育率和人口增长率。因此，东亚经济成功的一大主因是农村年轻女性劳动人口的贡献。
实现经济起飞的国家，都是教育女孩并给予她们搬到城市寻找工作自主权的国家，这并非巧合。相较之下，我们很难想象（至少现在很难）这样的情景：几百万名巴基斯坦或埃及乡村少女接受完整的国民教育，获准搬到城市，以单身的身份工作并推动着产业革命。
印度顶尖企业的主管曾指出，该国的缺点之一是他们不像中国那么有效率地雇用妇女，现在他们正努力矫正这一点。科技公司龙头“威普罗科技”（Wipro Technologies）董事长普雷姆吉（Azim Premji）表示，现在威普罗雇用的工程师当中有26％是女性。他设立的“普雷姆吉基金会”（Azim PremjiFoundation）致力于让更多农村女孩上学——一来帮助这些女孩；二来这会使得生育率下降，女性劳动力会更有效率，进而推动整体经济的发展。
中国的模式让我们了解：“血汗工厂”让女性发展得更好。这话可能让许多美国人大吃一惊。美国人听到的大多是成衣工厂有多么不公不义，比如强迫加班、性骚扰、危险的工作环境等。这些情况的确存在，但是妇女依然涌入这些工厂，因为在工厂比在乡下整天拿着锄头耕田还是要好过一些。在大多数的贫穷国家，女性没有多少工作可供选择。比如在农业方面，女性往往没有男性强壮，因此工资较少。但是在制造业，情况却相反。工厂偏好年轻女性，可能是因为她们比较乖顺，也可能是因为她们的小巧手指比较灵活，适合组装或缝纫。因此，制造业的兴起总体而言提升了女性的就业机会和社会地位。
言下之意，西方人不应该谴责血汗工厂，而应鼓励贫穷国家发展制造业，尤其是非洲和穆斯林国家。除了毛里求斯之外，非洲几乎没有出口制造业（莱索托和纳米比亚两国只有少量的制造业），我们能够帮助埃及和埃塞俄比亚妇女的方式之一，就是鼓励当地设立工厂，出口廉价鞋子或成衣。劳动密集型的工厂能够为女性带来大量的工作机会，而女性会带来更多的资本——以及性别平等。美国已发起了一个绝佳计划，借着降低关税来推动非洲的出口业。该计划称为“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African Growth and Opportunity Act； AGOA），是一个有效的援助方案，却从未得到适当的关注或支持。西方国家若想用简单方法帮助非洲女性，就应整合“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与欧洲的优惠方案“除武器外全部免税”（Everything But Arms）。如同牛津大学经济学家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所指出的，标准规范与官僚体制的整合，会创造更大的共同市场来进口免收关税的非洲制品。这会成为在非洲设厂的主要动因，进而提升就业率，并且给予非洲人一条自给自足的新道路。
半个地球之外，一个跟中国迥然不同的国家也逐渐成为性别议题的模范。卢旺达，一个贫穷的内陆国，一个父权至上的社会。1994年爆发种族大屠杀，100天之内80万人丧生，人们至今依然活在当年的阴影之下。大多数刽子手来自胡图族（Hutu），而大多数受害者是少数族群图西人（Tutsi）。现在，部族间的紧张局势对该国的安定而言依然是个挑战。然而，如今在这个沙文主义大行其道的贫瘠土地上，女性却在经济、政治和社会中扮演起重要角色——这为整个卢旺达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卢旺达自觉性地实施赋权女性及提升女性地位的政策，该国之所以成为非洲成长最快速的经济体之一，或许部分可归功于这些政策。目前，卢旺达除了国土面积过小之外，堪称非洲的中国。
大屠杀的后果是卢旺达有七成的人口是女性，因此国家不得不依靠女性。但这不只是出于必要。男人在大屠杀时身败名裂，而女人基本上只扮演配角（因杀人入狱的囚犯中只有2。3％是女性）。事后，大家普遍认为女性责任感比较强，比较不会诉诸残暴行为。因此，国家已经作好了心理准备要赋予女性更多重任。
镇压种族灭绝者的反抗军领袖保罗·卡加梅（Paul Kagame）成为卢旺达总统，他想要振兴国家经济，也明白这需要借助于女性。“你要是把那部分的人口杜绝在经济活动之外，就是陷自己于不利，”他告诉我们，他的新闻秘书（一位女性）露出赞许的眼神。“我们决定让女性参与，并不是因为时势所逼，”他补充道，“在《宪法》里，我们规定国会席次有三成必须是女性。”
卡加梅英语流利，定期和美国人会面，或许他明白把卢旺达标榜为机会平等的国家会有好处。卢旺达的内阁会议室比白宫还高科技，里头常回荡着女性的声音。卡加梅不时会任命女强人担任内阁职位和其他高层要职。现在担任最高法院院长、教育部部长、首都基加利市（Kigali）市长以及卢旺达电视台总裁的都是女性。而在地方事务上，许多妇女在乡村重建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到了2007年，卢旺达超过瑞典，成为全球国会女性成员比例最高的国家——下议院48。8％的席次是女性。2008年9月，一场选举让卢旺达成为第一个国会女性占多数的国家——下议院的女性席次占55％。反观美国，在2008年，众议院只有17％是女性。在女性担任国家政务要职的比例方面，美国世界排名第68。
贫穷国家中，女性占国会总席次至少1/3的，卢旺达是其中之一——另外两国是哥斯达黎加和莫桑比克。卢旺达也是贪污情况最少、成长最快、治理最佳的非洲国家。
卢旺达和中国的例子表明，政府可以通过培养妇女来促进经济发展。而在这种治理良好且机会均等的国家，西方援助也通常特别有效。
41岁的莫文琳·克拉克住在纽约布鲁克林区，她一直觉得自己应投身公益，把更多收入捐给慈善机构。她在银行工作，年收入5。2万美元，自觉满足自己的需求已经绰绰有余。“我听说过什一税，也就是把1/10的收入捐给教会，”莫文琳解释，“我不是教友，但觉得自己也应该把1/10的收入拿来做慈善。”
莫文琳在选择慈善机构时，首要条件是行政开销要少。她上网花了几小时浏览“慈善导航网”（Charity Navigator）上那些四星的慈善组织。该网站以效率来评估慈善团体，它不是完美的指南，因为它把评估重点放在了运营费用是否精简，而非影响力有多大上，但该网站不失为作出正确判断的起点。莫文琳偶然发现了“国际妇女互助”（Women for Women International）组织，她颇为赏识。这是一个赞助组织，捐助者可以借此援助贫穷国家的一名特定妇女。莫文琳是牙买加裔黑人，想要赞助一名非洲妇女。于是她注册登记，同意每月支付27美元，为期一年，并要求受助者是卢旺达人。
莫文琳跟克劳丁·穆卡卡里沙配成一对。克劳丁27岁，是卢旺达布塔雷省大屠杀的幸存者。当年胡图族的极端分子闯入了她家（他们是图西族），最后只有她存活下来。那时克劳丁才13岁，她与姐姐一起遭到绑架，被带至胡图族的强奸屋。“他们对我们姐妹施暴，”克劳丁以一种害羞又痛苦的单调语气向我们解释道，“然后打我们。”大量的民兵来到这间屋子，耐心地排队强暴女人，一直持续了好几天。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