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许多妓女一样，茉姆染上了甲基安非他命8的毒瘾。妓院老板常给旗下娼妓注射甲基安非他命，让她们听话，并因依赖毒品而无法离开。她回到村庄之后，毒瘾发作无法自拔，不得不回到妓院注射毒品。
但一旦注射了毒品，她就想离开妓院。美国对柬埔寨援助机构的伯纳德·克里舍又把她送到金边两次，并且资助她在那里安定下来，但是她每一次都在几天之后逃走，拼命想回到毒品的供应处。茉姆绝非“难缠的女人”，她很甜美，甚至甜到令人有点厌腻。她总是买礼物送给朋友，天天在佛龛前为朋友祈福。她渴望永远离开妓院，但是无法克服毒瘾。
我们再到波贝镇时，已经是整整一年之后了。尼可走进茉姆的妓院时，正好撞见她，她流着眼泪连忙跑开了。直到冷静下来后，她才出来跪在地上请求原谅。
“我从来没撒过谎，但是我骗了你。”她楚楚可怜地说，“我说我不会回来，但是我回来了。我不想回来，但我还是回来了。”
娜思和茉姆的例子表明，许多娼妓既非自愿，亦非受到奴役，而是活在一个介于这两种极端之间的灰色地带。茉姆回到妓院之后，老板准许她自由地和嫖客离开，她要是想逃跑，也很容易做到。但就因为毒品和欠债，她想走也走不了。
几年过去了，茉姆年纪越来越大，接客价降至一回1。5美元。后来她多了一名室友，不接客的时候，两人就共享她在妓院的小隔间。这名新室友名叫温柔，年方十六，她是离家出走的：有一天她骑着家里的摩托车出去，结果摩托车失窃，她无法面对父亲的责骂，就跑了。人贩子说帮她在波贝镇找个旅馆清洁女佣的工作，却把她卖到茉姆待的妓院，她在那里被毒打，直到同意接客。茉姆成为她的看守者，确保她不会逃跑。
茉姆在妓院里被虐待了多年，现在却似乎不知不觉地滑入了管理者的角色。如果继续下去，她就会成为年轻女孩进入情色行业的推手——或是打手，就像她自己曾经被打那样。奴隶晋升为监督者。
然而那样的命运并没有实现——警方强制取缔妓院，结束了茉姆的经理之路。茉姆的老板是名中年妇女，叫作娑蔻儿，她总是抱怨这个行业艰辛。“赚来的钱仅能糊口，要做的活儿可多啦！”她坐在妓院兼全家住所的门厅里，总是这样哀叹，“再加上那些醉汉总是酒臭熏天又讨人厌，而警察只会伸手讨红包。”娑蔻儿的美梦幻灭了。一来是她丈夫在妓院里从不做事，只会没完没了地和妓女上床，这让她怒不可遏，最后终于跟他离了婚。此外，她也替13岁的女儿担心，女儿在门厅做功课时，随时都有喝得酩酊大醉的男人大摇大摆地闯进来，只要看到是女的，就不分青红皂白地乱摸乱抓。2008年，柬埔寨当局因西方逐渐增强的施压而强制取缔了性交易，这导致人贩子或妓院引进新女孩的成本提高，警方也开始向妓院老板索求更大的红包。附近任何一名警察都会顺道进来，勒索五美元。这样一来，波贝镇大约一半的妓院倒闭了。娑蔻儿气愤地表示她会改行试试看，说：“既然没赚头，不如早点收手，也许可以开个小杂货店。”
其他妓院也没有一家要买进女孩。茉姆突然发现自己自由了，这让她既兴奋又恐惧。她嫁给了一名警察恩客，两人在男方家安定下来。2008年的圣诞假期，我们带上三个小孩，全家五口一起去柬埔寨，在波贝镇与茉姆愉快地相聚。“我现在是家庭主妇了，”她春风满面地跟我们说，“我再也不用接客了，我永远摆脱那样的日子了！”
至于娜思，一开始因为村里没有其他店面竞争，她的杂货店生意很好。但喜上眉梢的日子并没有过太久，后来其他村民看到娜思财源广进，也相继开起店来。很快，村里就有了五六间店面。娜思的生意萎缩不少。
更糟的是，娜思的家人还是把她当没有权利的傻ㄚ头来看，家里任何一名男丁只要需要东西，就直接去她店里拿——有时候付钱，有时候没有。有一次过节，娜思家族的男丁因为没有足够的钱来准备盛宴，就去她的店里洗劫一番。娜思抗议了。
她母亲后来说：“娜思气疯了，她说我们整个家族都不准再靠近店铺一步，否则就完蛋了。她说她需要钱来进货。”但是在柬埔寨的农村，没有人会听一个没上过学的女孩说话，大家继续我行我素，她的店很快被掏空了，她也没有钱再补货。店面开张四个月，她的经商计划宣告失败。
娜思觉得很丢脸，她跟几名闺友计划去城里找工作。人贩子答应帮她们在泰国找份洗碗的工作，但是要偷渡到那里得交100美元，她们没有这笔钱，只好欠人贩子的债。这是掌控女孩的经典方式：借她们高利贷，要是无法偿还，就把她们卖到妓院。
娜思担心这样的风险，但是赚钱是当务之急。她父亲患了肺结核，不时会咳血，他们急需钱给他治病。娜思决定放手一搏。当她和她的闺友正要动身去泰国时，美国对柬埔寨援助机构的一名救援人员顺道来访，得知了娜思的情况。救援人员担心她们中了人贩子的圈套，劝娜思不要冒这个险。但是她还能怎么办呢？
该机构的伯纳德·克里舍尝试了另一个方法。他安排娜思搬到首都金边，在莎波美容院学习理发，那是该市一家顶尖的美容院。娜思住在援助机构的大楼里，一边学习英文，一边在美容院工作，学习剪头发和修剪指甲。在一次化妆比赛上，她得了第三名，这鼓舞她更踏实地生活，把一切精力都投注在学习上。
“我很满意娜思小姐的表现，她学得很认真。”老板莎波·蓝道说，但他觉得娜思有一个问题，“她不想帮人按摩，我已经跟她讲了好多次，但是她非常抵触。”娜思从来不敢跟莎波解释她畏惧按摩的原因。在“莎波”这样体面的美容院，按摩是跟性无关的，但是对于有娜思这种经历的女孩而言，想到要替人按摩，不管是哪一种，都会激起可怕的回忆。
慢慢地，娜思更柔和了。她原本瘦，带着些忧郁，但现在圆润了些，也松弛了下来，有时候还很活泼，喜欢咯咯傻笑。她回到了一个少女该有的样子，男孩子也注意到了。他们喜欢逗她，她则一概视而不见。
“我离他们远远的，”娜思冷冷地说，“我不想跟男生打情骂俏，我只想学做头发，想有一天能自己开美容院。”
娜思打算等学业完成之后，先在一家小型美容院当美容美发师，积累些经验，一两年之后，她要在家乡附近的马德望市（Battambang）开自己的美容院，这样既可以照顾父亲，也能赚钱给父亲治病。
没想到的是，娜思的健康状况开始下滑。她莫名地发烧和头痛，持续了好几个月，好不容易增加的体重又降了下来。她去马德望的诊所检查，医护人员给她做例行的艾滋病筛检。半小时后，他们交给她一张纸条，检验结果是艾滋病病毒呈阳性。
娜思如遭晴天霹雳。她走出诊所，那张纸在手中被揉成一团。在柬埔寨乡村，被确诊艾滋病有如被判了死刑，娜思不知道她还有多少日子可活。她日日以泪洗面，彻夜失眠。她这种人不习惯跟别人透露心中秘密或表达情感，但是压力在她内心愈积愈大，最后她终于告诉了我们。美国对柬埔寨援助机构试着安排她接受治疗，但是她认为自己已经无药可救了。她的神经因为强烈的自我否定和愤怒而紧作一团。她打算回到村里，好在家人身边死去。这时，一名叫作索西亚的男子开始追求她。对于娜思这样的乡下女孩来说，他真是魅力四射：上过大学，会说英语，身材高挑，文质彬彬。他比娜思大，看起来更成熟。能找到娜思这样漂亮的姑娘，他也欢喜无比。但是造化弄人，娜思没有办法，只能板起脸把他打发掉。这对一个陷入爱情的男人来说，可没那么容易。
“我爱上了娜思小姐，她却要我打退堂鼓。”索西亚说，“她跟我说：‘我很穷，又是农村的（他来自首都金边），别爱上我。’但我跟她说我依然爱她，至死不渝。”
娜思也爱上了他。不久之后，索西亚求婚，她同意了。娜思跟索西亚说她曾经在波贝镇工作，跟一位美国新闻记者是朋友，但是她不敢承认曾经当过妓女，更不敢说她艾滋病病毒检验呈阳性。心中的秘密时时啃噬着她的良心，但她还是没有勇气说出实话。
婚后不久，娜思怀孕了。带菌孕妇要是在分娩前服用卫滋这种药物，生完孩子后也不喂母奶，就可以大幅降低母体垂直感染的风险。但这样一来，她就得告诉丈夫她感染了艾滋病病毒，而且是在从妓时感染的。看着娜思和索西亚夫妻经历这些，我们感到非常心痛，因为索西亚是如此深爱着这个秘密危害他及他们孩子性命的女子。
一天下午，我们坐在他们家外头聊天，索西亚跟我们说他父母瞧不起娜思，因为她曾经在餐厅工作过，他们认为女孩子做这种工作是很没面子的事情。“我父母气疯了，因为我告诉他们我会爱娜思一辈子。”索西亚说，“父母永远不准我回去了，说：‘选娜思还是选我们，你自己看着办！’我父母想把我们分开，把我送去马来西亚，但是在马来西亚虽然吃得好住得好，我还是非常想念娜思，我必须回到她身边。就算惹上麻烦，也永远不会离开她——即使挨饿，我也要跟她在一起。”
听到这一番公开示爱的表白，娜思看起来心事重重，但是当他们四目相对时，便一起笑了起来。这原本该是娜思人生的巅峰，但是她骨瘦如柴，满脸病容，似乎已经进入艾滋病晚期。
“她变得越来越虚弱了，”索西亚担忧地说，“通常孕妇会想吃东西，但是她食欲没那么好。”
索西亚走开的几分钟，娜思转向我们，满脸憔悴。“我知道，我知道，”她低声说，听起来内心正经历一番天人交战，“我想跟他说，我试着跟他说，但是他那么爱我，他该怎么办啊？”她摇着头，哽咽了起来，“这是第一次有人真心爱我，我开不了口。”
我们跟她说她要是爱索西亚，就得跟他明说。索西亚回来时，我们试着把话题导向娜思的健康。“你们夫妻俩都应该在生产前做艾滋病病毒检查，”尼可建议道，语调故作轻松，像是随意地提起，“感染方式无奇不有，现在检查是最好的了。”
索西亚温和地微微一笑，不屑地表示：“我确定我太太没有感染艾滋病病毒，我从来不和其他女孩出去，也没上过妓院，她怎么可能感染？”
我们后来又去拜访过娜思好几次，给她带食物和奶粉，让她吃得有营养一些，但是我们每一次看到她都心如刀割。在妓院短短的那段时间，带给她一个无药可救的绝症，而这个绝症正在让她、她丈夫和他们未出世的孩子步入穷途末路。她的生命似乎刚有好转，却又立刻跌入了谷底。
后来产期将至，娜思同意再做一次检测。不可思议的是，这次的检验结果是：艾滋病病毒呈阴性。这次的检测比上一次还先进可靠，娜思之前确实看起来病重憔悴，但可能是结核病、寄生虫或精疲力竭之故。无论如何，她没有艾滋病。
结果一出，娜思立刻觉得好了起来。她体重眼看着增加，很快地看起来更健康了。索西亚的父母因为孙子即将出世，原谅了他们夫妻，全家再度团圆。
2007年，娜思生了一个大胖儿子，看起来强壮又健康。娜思在院子里抱着他时，眼里散发出喜悦的光芒。2008年年底，我们全家顺道再次拜访娜思和她先生，她把她儿子抱出来给我们的孩子看，小家伙摇摇晃晃地走路时，娜思乐不可支。她回到学校，修习美发的最后课程，她婆婆打算买下一间小店面，让娜思经营美容美发的小生意。“我知道店名要取什么，”她说，“就叫作‘尼可与伯纳德9’。”在经历了那么多的波折与障碍后，她又重拾了生命的重心。那名曾经在妓院里恐惧得发颤的女孩，已经被永远埋葬了。
对我们而言，这则故事有三个教训。
一、把女孩从妓院解救出来不仅复杂和困难，未来也是个未知数。解救她们有时候的确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把重心放在预防及终止妓院运营上的原因。
二、永不放弃。帮助他人是困难重重且变量很多的，我们的介入不见得总是成功，但是成功是可能的，而这些胜利之举无比重要。
三、即使如此广泛的社会问题无法全面解决，能够减轻和缓和也是值得的。我们可能无法教育贫穷国家的“所有”女孩，或是防止“所有”妇女死于分娩，或是把囚禁在妓院里的“所有”女孩解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