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 第207部分

　　李大钊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放下茶杯后，他正襟危坐，双目平视，不疾不徐地说：“孙先生是一个令人尊崇的革命家。他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他坦荡无私的政治家品德，令我们钦服不已。不过，孙先生在他几十年的奋斗生涯中，忽视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唤起民众。”

　　杨度的心震了一下。孙中山的学说包罗万象，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广泛持久，这个年轻的革命家居然能不假思索地指出其所忽视的一面，可见他对孙中山有深入的研究，同时也对中国有深入的研究。他专注地听下去。

　　“长期来，孙先生比较多地在社会中上层进行革命活动。在武装方面，他又较多注目于旧式军队和江湖会党。当然，这些方面都不能放弃。但社会最基本、最重要、最广大的部分是民众。历来都认为是帝王将相，是英雄豪杰创造历史。其实不然，历史是广大民众创造的。”

　　“历史是广大民众创造的”，李大钊这句话如同千钧棒槌重重地敲击着杨度。湘绮师的帝王之学，自己过去的君主立宪，究其本质，都可以说是英雄创造历史的观念。对面这位优秀的革命家的确凭借的是另一种崭新的理论，不可等闲视之！

　　“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我们进行的这场革命，必须要在扫荡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封建思想及一切封建余毒的基础上才能取得彻底的胜利。前几年，北京的青年学生提出要请进德先生和赛先生，比较集中而形象地揭示了这一点。中国的中上层社会、旧式军队、江湖会党受封建陈旧一套影响最深，要在他们中间反封建反陈腐最为困难，而中国广大的民众受此毒害较少。所以中国革命要取得真正的完全的胜利，必须唤起民众，组织民众，联合民众，依靠民众，舍此别无他路可走。康梁变法失败的关键就在这里，孙先生的革命未成功，其关健也在这里。这半年来，我向孙先生反反复复讲这个道理，孙先生终于明白过来，决定一旦回广州，即从宣传民众依靠民众这一点入手，彻底改组国民党，打开大门，让广大民众进入这个政党，一洗官僚政客的腐败堕落。同时，重新组建一支来自民众的崭新军队。这个军队无论是军官，还是士兵，都全部由富有革命朝气的青年民众充任，一洗中国军营中的种种陈规陋习。有了新的政党和新的军队，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是指日可待的。”

　　吐故纳新，弃旧图新，以釜底抽薪的办法彻底破除旧式观念旧式制度，走依靠广大民众的道路来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这或许是苦难深重的中国的真正出路。

　　杨度正在沉思着。突然，孙中山的秘书兴高采烈地走进客厅，扬起手中的一张纸说：“广州急电，陈炯明下野，洪兆麟宣告脱离，并欢迎孙先生回粤！”

　　李大钊和杨度一齐站起。孙中山从二楼书房出来，对着秘书高喊：“快去告诉夫人！”

　　孙中山飞快地跑下楼梯，李大钊快步走上前，孙、李紧紧拥抱。孙中山激动地说：“我们胜利了！胜利了！”

　　又转过脸对杨度说：“皙子先生，今晚我们好好欢聚一下，为两广革命的胜利干杯！”　


　
　
　
七　江亭三题《百字令》：卅年一梦，江山人物俱老
　
　


　　孙中山于二月下旬回到广州，就任南方政府大元帅，并组建了一个全新的大元帅大本营。李大钊先期回到北京。初夏，杨度也从苏州回到北京，亦竹带着孩子们继续住在苏州。杨钧的夫人尹氏不服北方水土，杨度回京不久，他便带着全家迁回长沙去了。李大钊常给杨度寄来一些报刊杂志，也亲自来过槐安胡同几次。李大钊向杨度谈了许多新观点、新思想，杨度有的赞同，有的不赞同。对于“唤起民众，依靠民众”这一点，他是非常赞赏的，但他认为自己不适宜做这种事。他最合适做的，还是以曹锟的高等顾问的名义，往来于北京、保定、洛阳之间，为促成南北合作做一些事情，以不负中山特使的重任。

　　杨度一厢情愿地希望曹锟与孙中山合作，拥戴孙中山重做中华民国的总统，但直系军阀的这个大头领野心大得很，他要自己做总统，并不理睬他的高等顾问的一番苦心。

　　一九二三年十月，曹锟在他的部属吴佩孚、冯玉祥等人的支持下，通过倒掉张绍曾内阁、逼走总统黎元洪等一系列步骤，又用五千银元一张选票的巨款贿赂了国会议员，终于如愿以偿当上了北京城里的大总统。曹锟高标价码，议员公开卖票，开创了民国成立以来总统选举中最为丑恶的纪录，成了中国政坛上最为肮脏的一笔交易。一时间，“贿选总统”、“猪仔议员”的骂声遍于全国各地。曹锟当选的第二天，孙中山便在广州通电全国声讨，并电告段祺瑞、张作霖，要他们响应南方政府的通电，一起讨伐这个公开以金钱嘲弄民主的贿选总统。

　　杨度对曹锟失望至极，也对五千银元便可卖身的猪仔议员们失望至极。他愤然辞去高等顾问之职，夏寿田也不再做秘书长了，从保定来到北京，重新住进槐安胡同。

　　曹锟以如此手段登上总统宝座，他在全国大小军阀面前如何能有威望？这样的中央政府，又如何能领导全国？中国的政局更加混乱了。

　　曹锟的内阁一如过去所有的内阁一样，变幻无常，一会儿是孙宝琦主阁，一会儿是顾维钧主阁，一会儿又换成颜惠庆主阁。乌烟瘴气的政坛，直让所有关心国事的中国人气沮。

　　杨度与夏寿田蛰居槐安胡同，过着礼佛参禅、读书著述的生活。

　　夏寿田向来长于词章，这时便全副心思潜于唐宋诗词之中，自己也时有所作，借以抒发他对国家的忧思，以及对他和叔姬之间纯洁情谊的深切怀念。夏寿田与叔姬这种特殊友情，杨度在二十多年前便已知端倪。这些年来，眼见叔姬与代懿长期分居，他甚至动过撮合夏庄结合的念头。但此事难度太大，牵涉面太广，各方面都没有谭嗣同那种冲决罗网的勇气，无可奈何，只有让他们这样相思下去吧！

　　夏寿田每有所作都给杨度看，一起斟酌吟咏，然后再端端正正地誊在水印花笺上，寄往南国，寄到同样魂牵梦绕于爱情理想王国的叔姬的手里。叔姬则总是在流着热泪读过十遍百遍后再和上一首两首。北京的槐安胡同与湘潭的石塘铺，就这样彼此“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为天地人间上下古今再添一段绵绵无穷的男女情憾！

　　杨度于读佛经外，又添了一桩事情，那就是开始为中国通史的写作收集资料，爬梳整理，思考研究。写作这本书，是孙中山交给他的使命。调和孙曹既不可实现，写好这本书应该是不难的。何况自己为帝王之学、君主立宪耗费了半生光阴，又出庄入佛，由佛悟禅，且负笈东瀛，涉猎欧美，更参预过朝政，游说过诸侯，真正可以说得上博通古今，出入百家，学贯中西，游历四方，写中国通史的资格，放眼天下，有谁能超得过自己！杨度决定用三五年的时间做这件事，以太史公为榜样，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将自己一生的学问和阅历、探索和追求都写进这部皇皇巨著中去。恰好这时梁启超也彻底离开政坛进入学界，当起清华大学国学导师来。无论是对佛学，还是对史学，梁氏都堪称大师。于是，梁、杨这对亦敌亦友，在学术上又找到了共同点，常常在一起辨校史料，切磋学问。

　　绘画这门功课，杨度也没丢掉。夏寿田怀念岳霜，似乎有种继续亡妾事业的味道，他跟齐白石学画的心情比杨度还要炽烈。遇到合适的时候，梅兰芳常常会请他们去看他演的戏。梅兰芳禀赋过人，又谦和好学，对于齐白石、杨度、夏寿田，他总是当作良师来看待，时时向他们请教，向他们学画学诗。在杨度的眼中，梅兰芳好比一只幺凤出现在京城梨园中。梅兰芳三十岁生日时，他和齐、夏前去祝贺。齐白石送了一幅《梅兰吐芳图》、夏寿田填了一阕《一剪梅》作为寿礼。杨度则为忘年之交谱了一支《梅郎曲》：“早岁京华逐管弦，侯谭名在小杨前。光宣变后寻歌舞，又看梅郎十五年。”又为之作了一段长序：“予自前清癸巳始游京师，其时供奉名伶，以侯俊山、谭鑫培称最，酒后闲谈，皆能略叙宫廷琐事。迄予戊申海外重归，则二人已老，继起得名者惟梅郎院华及吾家小楼耳，世变愈剧而歌曲愈新。今岁癸亥，距戊申十五年，距癸巳已三十年，梅郎于时年亦三十。当幺凤初生之日，正士龙入洛之年，低徊往事，枨触旧游，作《梅郎曲》以寿之。”梅兰芳接过这件礼物，甚是欢喜。

　　不久，北京政局又起巨变。直系内讧，冯玉祥倒戈，曹锟狼狈下台，各路军阀将北洋元老段祺瑞抬了出来，组成了一个既无总统又无总理的临时执政府。人们不知道如何称呼东山再起的段祺瑞，只好叫他段执政。这真是个不伦不类的称号，段氏闻之，啼笑皆非。

　　杨度对军阀政治心灰意冷，寄希望于孙中山、李大钊等人的民众政治。这天傍晚，刘成禺突然出现在槐安胡同。他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却给主人带来一则振奋精神的消息：孙中山有意在南方政府里为杨度安排一个极为重要的位置，其职权将在袁世凯当年所给予的次长、参政之上，同时还请杨度为创办不久的黄埔军官学校的学生们讲授中国历史。刘成禺还告诉他，孙中山即将应段祺瑞之邀，北上进京，进京后再当面详谈。

　　无异一股强劲的春风吹来，杨度心中的枯枝又获复苏。他在琢磨着：中山先生将给我一个什么职务呢？既然在次长、参政之上，是不是部长？抑或是哪个局的局长？要么是中山先生要实施其五权宪法蓝图，设立五院，委任我做某院院长？想想又觉得不可能。中山先生身边那么多为革命出生入死劳苦功高的战友，怎么会轮到我这个帝制余孽的身上？对了！他猛然想起，中山先生一定是要我做他的大元帅府秘书长。这个职位对我来说，是任之游刃有余的。中山先生的大业一定可以成功，我给他做几年秘书长，为革命事业立下功勋，今后同样可以做民国政府的院长、总理！“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说不定我这一生仍可以为社会做出大事！

　　他的热血又开始沸腾，激情又重新洋溢。杨度这时才清醒地认识到，万象皆空的佛门学说，不管他怎样苦苦修炼虔诚奉行，始终没有在身上扎下根基，而报效国家建功立业的思想，却早已深深地融进他的骨肉血液中，割舍不去，与生俱存！

　　杨度密切地注视着孙中山的行踪。

　　十一月中旬，孙中山偕夫人及秘书汪精卫等人一行由广州启程，途经香港、上海，绕道日本长崎、神户，十二月初抵达天津。不料，孙中山抵津的当天下午便肝病复发。但事情太多，他不能休息，带病工作，病情日益严重。十二月三十一日，孙中山扶病进京，受到北京各界两百多个团体三万余人的热烈欢迎。孙中山却不能下车与大家见面，只发表一个书面启事登在报上：“文此次扶病入京，遵医者之戒，暂行疗怅”，各方代表，昔日好友均“俟疾少廖，再当约谈”。

　　杨度看到这则启事，不便赴北京饭店探视孙中山，只有在每天打坐时默默地为他的健康祈祷，求佛祖保佑早日康复。

　　一月下旬，孙中山迁人协和医院施行手术。手术的结果令人悲哀：孙中山患的是晚期肝癌，病状危殆，群医乏术。这个消息经报纸公布后，举国震惊。过几天，中国国民党发表宣言，抵制段祺瑞的善后会议。接着，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国民党要员李烈钧、张静江、叶楚伦等来京探视。再后来，廖仲恺夫人何香凝也由广州来到北京。廖夫人仓促进京，无疑是来安慰陪伴孙夫人的。人们都已知道，孙先生的病情已到了不可逆转的地步了。

　　杨度天天看报，忧心如焚。三月一日，孙中山从协和医院迁进铁狮子胡同行辕。十二日上午九时，一代伟人终于与世长辞。

　　噩耗传到槐安胡同，杨度听后呆若木鸡。中国从此失去了一位道德崇高威望素著的伟大政治家，他个人从此失去了一位情谊深厚相知相许的真诚朋友。中国的前途将会更加变幻莫测，他个人的前途或许将永无指望。

　　北京各界人士隆重悼念孙中山先生。在中央公园社稷大殿外，人们排着长队，怀着无限崇敬无限悲痛的心情瞻仰这位人民政治家的遗容。杨度和夏寿田也参加了这个行列，他们随着缓缓移动的人群来到孙中山的遗体旁边。经过防腐美容处理后的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