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朝廷(乾隆三部曲第二部-出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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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朝廷(乾隆三部曲第二部-出书版)- 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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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王凌:他们那个制度和我们传统的制度,我们固然有许多地方比它还黑暗,但是就制度本身来说,他们的制度恐怕还不如中国制度,就从理念,从理上讲,它那个东西恐怕还不如我们,它那个一步一步走过来有它的一个路数。现在你看我这里头引了一个美国教科书的说法,就是大规模地自我批评说民主怎么样。
  网易读书:是,他们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批评民主。
  高王凌:对,可是实际上我也跟我的欧洲的非常聪明的朋友(资深记者)商讨过这个问题,我说到底你们民主有什么好。他说民主有一条是最好的,就是选举。
  网易读书:这是一个合法性的问题,权力合法性。
  高王凌:他说那句话的时候我也哑口无言,我也觉得很在理,他也经过思虑过的。但是咱们要讲理,选举就行吗?你好好想想,你周围的选举多着呢,外国的选举也多着呢。
  网易读书:它这个民主也是在不断地发展过程中。
  高王凌:对,你的逻辑跟我一样。
  网易读书:你刚才说这个民主的好处,您的朋友说是选举,这是一个合法性的问题,解决一个权力合法性的问题。还一个民主重要的,它是解决权力互相制衡,解决权力监督的问题。你是暴政,没有人监督你,谁监督你?
  高王凌:我跟你说,这个问题可以争议,这个问题我不完全同意。
  这个问题就是西方政治理念已经走了偏锋了,美国的政治从一开始就是我怎么制约你,那一帮人就是我根本不信你;这和中国政治的根本理念是不一样的,中国政治按照钱穆的理念就是我信任你,就是委托政治。他这套东西有它的坏处,处于今天不难理解,但也不能因此就把理儿都看偏了。
  网易读书:这个问题,您说像美国讲的天赋人权,它是有个上帝信奉,有这个信仰的基础。中国以前信天命,就是你的权力是老天赋予的,现在这个天命,这个天道的信仰没有了,在这个基础上,不可能我们现在重新再讲基于天命的委托政治。
  高王凌:别着急,你看老天爷说不说话,你看着,别着急。我觉得现在看来选举也有问题,像在西方,改选有的改选不了。美国人就说,还得革命。他一说到这儿,我马上就说,那你就完了,我们中国也是,最后还得有一场革命。中国还不是这套,商纣王怎么办?还不是革他的命。你等于是殊途同归了。
  民主最后改选不成,教科书里就有这句话,民主改选不行就得革命,这是它自个儿说出来的话,这是教科书里的话(美国的《政治科学》教科书上说:梭罗宣称“政府的暴政或无能大到令人无法忍受的时候,公民有权拒绝服从,有权起来反抗。”)。
  我最近很悲观,我过去满脑子都是为普通老百姓(代言),我脑子里是什么多数。我在美国的时候遇到一个教授,他就说,高,你的背后老有什么东西催着你,顶着你。其实这个东西在我来说就是为绝大多数人,为工人、农民,特别是农民(说话)。但是我现在自打上次你们博客上对我“围剿”之后,开你个玩笑,我对那种多数人真有了不同的认识。
  网易读书:但是民主制并不代表是多数人的暴政。
  高王凌:其实我觉得民主就是在你说的关键那一件事,选择人的事上,比如说奥巴马我是否投他一票,这件事上我也没得说。但是你说在日常行政里头搞什么民主,你该拿主意就拿主意,你该承担责任就承担责任,那不就结了吗?你那些经济问题,金融问题,人民币应该不应该增值等等高度专业化的问题,问老百姓干嘛……
  网易读书:托克维尔首先说,民主政府的最终目的应当是对少数个人利益的保护。少数人的意见,而不是多数人的暴政。
  高王凌:托克维尔是很少数派的,现代人脑子里想的都是多数,都是想的投票。
  网易读书:现在我们好像一讲民主就是大众的民主,就是一个多数人的暴政,不是这样的。
  高王凌:人们心里可是这么想的。
  六、黄四郎走开之后,民主或其他制度一切才皆有可能  网易读书:我们讲的就是一个代议制民主,就是在一个自由平等的法制框架下的代议制民主。
  高王凌:勒庞说的话就跟你这个完全相反。有一个朋友没见过面,是我们留美历史学会的,他写了一篇文章,说,我在西方那么多年了,我认为西方制度真正好在哪儿呢?他说,有若干若干的法律规定把我们那些事情都给写明白了,都给照顾好了。
  我认为,我心里的社会就是回到传统,传统社会可能是没有这样的法律规定,但是传统社会有很多的风俗习惯。这些地方(详细的法律规定)我觉得很容易和传统结合起来,而且现代崇拜的是什么呢?是大社会小国家嘛。这些都是可以一致起来的……
  网易读书:那你现在就回不去了,现在大家崇拜的是权力和金钱,没有这个习惯,你回不去怎么办?
  高王凌:今天我们俩讨论不是怎么样过这关是吧,而且我认为你要想过这关,靠民主、靠选票绝对无戏,对不对?
  网易读书:那您说靠什么吧,回到传统,我们呼唤一个铁腕君王吗?
  高王凌:外国有学者研究西方的政治,他们就成天讲反抗,他们不承认有“反行为”,说“反行为”就是“反抗”,我认为“反行为”不是“反抗”,他就说在苏联解体之前有多少多少反抗,我认为这是胡说八道,苏联不是被老百姓推翻的,对不对?
  不知道怎么垮的,我们不能探讨那些问题,一个国家怎么建立的和一个国家怎么才能垮台,最近出的政治学书籍里都研究这个,抗争政治,然后什么情况下抗争政治和反抗能够成功,什么情况不能,我认为这都是伪学术,这不叫学术,是胡闹,象牙塔骗人,西方人玩他的象牙塔,把我们中国人糊弄得也跟在后头研究这个。
  网易读书:我们还是需要一个肯定性的结论,您刚才讲中国不是专制,民主不行,这个解决不了问题,那怎么办吧,您讲回归传统,再建道统,我们总得落实一个东西。
  高王凌:这个东西现在无法落实,我只是自个儿在那儿想,表示自己的一些政治态度和生活态度,我自己打算什么样的,我的选择,如果将来有一个什么样的可能性,我会表示我喜欢的是这样一个选择。我今天说的就是这个。
  网易读书:问题是您讲了这个“再建道统”,我们总得落实到一个东西,一个具体的内涵,是吧,这是个什么呢?
  高王凌:你这只能等到“黄四郎”之后。你才能谈到这个问题,没有这一步什么谈不到,对不对?这完全是前瞻性的。
  最关键的是什么?就是没有你,就是等没有你了之后,这一切就可能变成一种选择……
  从清史对当代农村改革的一个解读
  本篇是吴思先生点题,我才起念而写的。说来,这些东西搁在脑子里很久了,但只是到一定时候,才忽然鲜活起来,以前并不能够说得这么清楚,如此通贯。
  “回归传统”,是我“财经网站”的标签,一般人多难以接受。如果说让大家回归到乾隆朝的“物质生活”,自然有点儿“匪夷所思”。但问题的关键之一,是“传统”还有没有“价值”,或者说,还有没有“现代价值”?这里是从经济史的角度,作出的一个解读;也表示了我过去作为一个“经世学者”的所作所为。
  本篇写于2011年,发表于《炎黄春秋》2011年第5期。文字或有出入。
  在历史学界,近三百年历史常常被分作三段:清史;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段兼修的学者很少。像我这样只修一头一尾的,也不多见(致为某些学者所讥)。比较多的,是从清代进入民国,或由民国转入当代。
  至于学术的重心,在我经历所及,三十年间,也发生了由清入民(国),再入当代,热点迭次转移的过程。而我初到美国,当代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还不算做“历史”的范围(这与国内情形不同)。
  我的“一担挑式”选择,表面上看,“全神贯注”于前面一头(在美国我只读清史不及其他),而内心关切却在后头。它也成就了我的一个观点,即当代(今天历史)的“昨天”,不在民国,而在清代(特别是十八世纪)。当然,这主要是就经济史而言。
  至于当代农村变革,又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经营制度,即与“包产到户”有关土地制度、经营体制等问题;一是关于农业经济发展的方向,带有很强的技术性。
  本篇文字,不管是使用什么方法,是“以古贯今”,或“自今返古”,或以“三百年为一个历史”做出发点,事后看来,并不由人。俗话说:“冥冥中自有天意”,即表明个人选择的成分很少。
  一、同样遇到“人口问题”
  三十年前,我读研究生时的论文题目,是关于四川的“场市”(农村集市)。“场市”也许并不重要,为这篇论文,我却读了四百多部地方志,等于作了一次清代四川的“农村调查”。这为以后的学业打下了一块基石,通过它,获得一部分“史感”,也与我在农村生活的经验可以互相验证。
  这篇论文在学术上也有一点价值,它触及了一个理论上的问题,即中国传统经济的“自给自足说”。这一下非同小可,答辩时不能不讲究策略:农村经济的基本单元,不是农户或者村落,而是围绕着场市展开的“场市区域”。更深入的话就不好多说。慢慢我才发现,过去中国历史的许多“结论”,多是产生于“调查研究”之先,而非其后的。
  毕业以后,我需要选择一个题目,作为将来自己的“专业方向”。对每一个有着相同经历的人来说,恐怕都是必过的一“关”。
  我采取的是一个“笨”方法,就是阅读清朝的基本史料(《实录》等)。慢慢不知怎么就有了一念:写“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那时发展组经常有小规模的学术交流,记得那次还是在沈志华家。
  从历史观察,在清代十八世纪,“我们”遇到了什么问题?第一个,恐怕就非人口问题莫属了。这种情况,在四川我就发现了。
  公元十八世纪之初(康熙四十年代),清圣祖(康熙皇帝)发现,国家人口益繁,不能不“预筹安养之策”。这就展开了清代史中最有光彩的一页,集中表现在十八世纪头五十年中,政府连续给出一系列的政策措施。
  康熙、雍正时期,中国“人丁”只有两千数百余万,到乾隆初年初次统计“大小男妇”,就发现已有一亿三四千万“口”(那还是国内清史研究的起步阶段,尚需经过一番考订,才知道“丁”非是“口”;因昧于“丁”与“口”乃两条“非平行线”,时兴“以丁折口”;对人口问题的发现,仍归之于乾隆晚年之洪亮吉,不知两者差了八九十年,中间还有一大段故事;称洪氏为“中国的马尔萨斯”,也表明国人在学术上之崇拜外人及好拾牙慧)。至乾隆五十八年,全国人口达到三亿之众。
  中国在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这么多的人口(汉代、宋代、明代的最高数额不过六千余万),也没有这么大幅度和快速的人口增长。重要的是,它竟与后几百年连成一段,一直增加到十几亿之众。各位也许不会同意我的看法,即中国从彼时即已开始试行“现代化”(参见拙文,《史林》2006年第5期),但不难发现,“当日”问题与“今日”已十分接近。
  还有一节不能不说,就是中国人口思想的主流(可以圣祖皇帝为代表),是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力求用经济发展来满足日益增加的人口需要(而非限制人口增长)。它自然要带来一个巨大的需求和农业产出,并带动一系列政府政策的出台。
  二、似乎不成问题的开垦政策
  要发展经济,首先便是开垦土地,当日朝堂上称为“垦政”。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对农业生产来说,第一步即开垦土地,舍此并无其他。至于灌溉、施肥,以至复种、多种经营,一步步提高耕地利用水平……都是以后的事。历代都把土地开垦,作为“恢复时期”的主要政策,一向也卓有成效(如明代初年)。
  从官方统计数字来看,清代以前明代中国的耕地面积,已有7亿多亩,到民国初年,达到14亿亩。其间约7亿亩是为清代开辟,占据一半(数据中的问题存而不论)。换句话说,清朝三百年土地开垦,与以前三千年所垦约略相当,成就极为可观。
  从其他各方面史料也可印证,清代出现了“全域性开垦”,势头及于历史上从未开辟的深山老林、生荒地土,其中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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