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然而，当步入这除了浓雾便还是浓雾的世界，保持绝对的冷静和清醒的辨识只能是一种策略上的选择。因而，他一边度量着官方正史或调查结论的可信度，质疑显象背后可能的隐影，一边大量引述学者对于阴谋论信奉者在社会、心理以及意识形态层面的解析（引言部分），有时干脆不加掩饰地直斥和反讽阴谋论者的杯弓蛇影之态（关于艾滋病的章节）。在两者忽高忽低的天平上，作者努力寻求着平衡的立场，体现了“阴谋”本身的吊诡之处。它躲在暗影里，不想为人所知，反而更激发了人欲知晓的焦虑和不安。那些透过解密的档案为人所知的真相，在时移俱往的断裂处，是否可以还原一种真实，还是仍然停留于枝节和片断，而在连点成线的轨迹处回望历史的废墟，也许只是为了回应对身处时代的疑惧与忧患。此外，界定阴谋所陷入的困境其实提出的是，对这个世界的领导权究竟在谁手中的困惑，进而指向现代民主体制的核心。也许，我们不愿承认而不得不面对的是，在历史的大叙事下，奴役与被奴役从未除魅怠尽，个体难以把握自己命运的困局于焉显现。
少了中文“阴”字躲在暗影中的形象感，法文“Conspiration”更多意在“共、同”之谋，作者的视野因而更多投注于集团性和组织性阴谋，将阴谋策划者、阴谋承受者、阴谋论怀疑者、阴谋论信奉者及传播者的多角关系，在具体事件的分析中呈现出来，并在各个章节间编织出相互引证和对照的参差关系。如果存在阴谋的制造者，他们也并非总是赢家。“那些不断清洗别人大脑的洗衣粉，有一天也会洗到自己的脑中。”而那些阴谋的被操纵者也会成为同谋或帮凶，以至于“浸泡在汹涌而至的信息浪潮中无法上岸”。至于阴谋论坚定的怀疑者和信仰者们，有时更是“满怀仇恨的病态心理”，他们怀疑一切，反对一切。在“艾滋病是一种（大规模杀伤性）生物武器”的章节中，作者的此一观点尽显无疑。而如果说掌握电视传媒工具的阴谋家们想到更多的是如何攫取商业利益的话，在“实施中的世界新秩序”一章中，超级政治家兹比格诺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则已经看出了针对大众的新鸦片所具有的娱乐性效力。
对于这种传播媒体导向满足大众趣味的娱乐化现实，进而可能沦为幕后集团的工具，操控民意、伪造民主的假想，作者在“电视洗脑（白上加白）”一章中有着由浅及深、由表及里的精彩阐述。他藉由广告入手，阐发的是电视媒体本身所具有的麻醉效果，指出在“反民主”的收视率的统领下，公正、客观、全面的新闻报道并不存在，有的只是为了达到高收视率产生的可观经济回报，而进行的无休止地对突发事件、独家新闻和耸人听闻的消息的追逐。借用保罗·维瑞里奥（Paul Virilio）的速度理论，作者看到，在现代性狂飙的当代，电视拥有的速度资源所具有的强大破坏性效果。在超速的传播中，时空距离幻化于无形，痕迹遗落，记忆消失，我们还来不及感受，现在已如昙花一现成为过去，独立的思考只能是天方夜谭。
由此，我们可以回转头来审视第一章的内容。如果说，登月直播曾经激发出人类在浩瀚与渺小的游移间难以名状与诉说的情感冲动，并产生出征服欲望满足后的快感等相对正面的感受，那么，对于“9。11”，对于不久前发生在东南亚某国的劫杀事件的即时直播，则更多地将大众的情绪导向“愤慨、恐惧、慈悲，甚至具有攻击性，接近酷刑的情感波动”。在电视以正义保护神姿态出现的背后，毫无疑问地隐藏着追求最高收视率的“黑手”。说“黑手”其实并不准确，因为这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公众应该享有最大程度知情权的民主社会的规则，而且是即时的。只是，什么该知情，什么不该知情的决定权却并不在公众手中。“电视要让人看，让人明白，要赋予注视以意义，要创造传奇。然而，其实这只是个悖论，因为这个影像的世界也是由字词控制的。字词制造了恐慌、幻景、抛弃、吸引、安心、破坏和谎言”，正如福柯不遗余力地对语言论述结构与社会权利之间的关系所做的阐述，电视语言同样集中体现出社会权利与文化、伦理之间错综复杂的勾结与共谋。当今社会文化制度的有效维持和运作，依靠的正是这些语言的论述所形成和扩展的基础。人们无疑无法不相信这些影像，它们具有超强的“制造现实”的效果，而它的危险即在于此：尝试建立一种真实。我们知道，所谓的真相需要时间的剥丝去茧，专业的调查取证。然而，在一种集体性创伤的后遗症和强迫症的驱使下，人们不断在内心重温、回溯和放大曾经的目睹，受挫的情绪随之膨胀与发酵，在调查结论出炉之前就群情激昂，到一个遥远的国家打一场无名战争之箭已在弦上。如果真有阴谋，我们在成为猎物之前，却也曾经参与过猎杀。
世界不在远方，就在我们眼前。我们可以不必关心一场发生在别处的战争，一种不可能罹患的疾病，一类用于他人的武器，一次处心积虑的实验，然而我们能避开盘中之餐、口中之药、“也许你看不到，但你总能听得到”的电视的魔力吗？与其说本书写的是阴谋，不如说它更多关注的是危机——一种人类对自我命运愈发难以掌控所表现出的深层心理危机——将一种虚弱无力和暧昧无名的状态驱散所做出的抗争，藉由一种似是而非的假想找到短暂逃离的轻松。也许，阴谋真的存在。是的，它一定存在，却并非新鲜之物。它来自更远的时代，早在“光明会”成立之前，在人类社会政治化、集团化、商业化、利润化，甚而科技化之时。
翻译本书的工作可以说是在因缘巧合下的一次冲动，一次完全逃离专业范畴的冒险，一次对意识深层诸多疑问的回访，一次在浩渺繁杂的知识海底的寻宝旅程。跟想象中所有翻译者必然有过的经验一样，艰难攀爬之时有之，困惑烦躁之时有之，懊恼遗憾之时有之，然而，喜悦、满足与感激之时亦有之。基于本书，可能还多了一份从开始面对“阴谋”时的好奇，到中段的压抑，到末期的解脱的情绪过程。虽然德鲁兹（Gilles Deleuze）曾表示：“新符号学总是通过转化才得以产生，因此，翻译具有创造力”，然而，最大限度地忠于作者的语言风格却是本书翻译过程中不遗余力希望达成的目标。在两个月不到的紧促时间中，译者尽着最大的可能，希望将作者时而激愤、时而嘲讽、时而调侃，更多是严肃与中立的文字表情传递给读者。在此，需要一并感谢“本周图书”的主编、责编、校对，以及其他工作人员为本书的出版所付出的努力。
交稿当夜，赶去看一部叫《家畜们放野的日子》的新片：那是一个偏远的法国小镇，老年农场主突发急症，被送住院，留下一大群鸡鸭鹅狗猪，没人伺候。在几天自由闲散的放野日子里，它们享受着独步水边、偷吃生菜、越界冒险的难得自由，也承受着忍饥挨饿、躲避天敌、担惊受怕的恐怖遭遇。暴风雨来临前，圈养的马匹似乎预感到了天象之变，它们打斗、嘶喊，最后越出围栏，在好似天地之初的苍茫洪荒中没了踪影。小猫生出幼仔，小马在新生的战栗中艰难起步，小牛犊睁开懵懂的双眼……一个万物刚刚苏醒的早晨，老主人回到农场，好像从未离开过般，一切又重新开始。
高枫枫
于巴黎夏末
引言
INTRODUCTION
阴谋论
“他们对我们隐藏了一切，他们什么也不告诉我们。”雅克·迪克隆（Jacques Dutronc）1966年的老歌似乎在提醒着一个事实：“阴谋论”之说由来日久。如今，尽管信息管道多到交叉纵横，然而人们对如此超规模的信息却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正如歌中唱到的那样：“我们知道得越多，越什么也不知道，他们其实什么也没说。”拼图游戏是否恰恰选择在正好的时机和正好的地点少了那么几块，以掩盖了解真相所需的重要事实？此外，难道你从没听说过“国防机密”，“国家考量”，以及有时被列入“最高”级别的利益保护，而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证明敏感资料中的那些影子地带存在的合法性？谁能断言自己对每天没顶而至的信息看了个明白？谁又从不曾发出过质疑的声音，从对电视，报纸，政府，工业，金融，警察，军队，司法，医疗，科学，历史，气候，以至上帝……
是否“阴谋论”揭露了那些被掩盖的真相，而就其特性而言，他们原本如此难以被发现？是否我们中的每个人已被置于庞大的“有组织犯罪”网络的靶心，成为无辜的牺牲品，被设计、被窥伺、被奉献上左右我们命运与历史的隐形力量的利益祭坛？如果偶然并不存在？如果……
我们应该相信他们所说的吗？
来自互联网的强大力量使得怀疑、质问、阴谋的幻觉——无论你如何命名——都显得更加迫切与意味深长，因为它们正越来越多地以“反官方真相”的角色在媒体上出现，似乎由反文化建立起的对欺骗的疑问，已成为新闻完整性与平衡性不可忽视的面向。就像2009年7月20日庆祝人类登月40周年之际，法国电视二台的多位节目主持人所发出的怀疑之声再一次表明的那样，仍然有人对这一冒险行动的真实性抱持质疑的姿态。
其他怀疑更是不胜枚举。一些公众人物，如让·玛丽·比卡尔德（Jean…Marie Bigard）、玛丽昂·歌迪亚（Marion Cotillard）、马修·卡索维茨（Mathieu Kassovitz）、莎朗·斯通（Sharon Stone），还有大卫·林奇（David Lynch）都曾对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提出质疑：9·11是被美国政府利用的工具吗？是否是一枚导弹掉在了五角大楼上？奥萨马·本·拉登真有其人，或者只是一个谎言、一个圈套？在“维基百科”的相关网页上，政界人物林顿·拉鲁什（Lyndon LaRouche）断言，英国（他称之为大英帝国）从未放弃过帝国扩张的计划，9·11事件的组织部署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密切相关，英国政府更是难逃罪责。他甚至猜想，伊丽莎白二世还在继续着大概始于1839年鸦片战争的维多利亚女王的政策，并且是“那个向全世界输送海洛因和可卡因的哥伦比亚毒枭的真正幕后老板。”他还断言英国王室与“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最臭名昭著的希特勒集团策划及实施的罪恶”逃不脱干系。他宣称，是君主政体一手策划了黛安娜之死。最后，他认定，美国曾倾其全力阻止第三世界的发展，甚至在非洲资助种族大屠杀。
2009年1月6日，《世界报副刊》在2008年同一调查的基础上再次就“阴谋论”发问，结果显示：17％的人相信这些“阴谋论［1］”的真实性。哲学家马赛尔·郭社（Marcel Gauchet）认为，同样的公众反应也曾出现在历史学家奥古斯丁·科善（Augustin Cochin）的著作发表后。在其著作中，科善曾分析到，法国大革命是若干思想集团周密计划和组织的政变，而不是盖着正史招牌的自发的公民运动。
已然成为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组成部分的“阴谋论”，大概要从由火药阴谋激起的不安情绪说起。1605年11月5日，一些天主教徒（据说有来自西班牙的支持）企图于英国国会开幕典礼之际，炸毁国王雅克·斯图加特一世（Jacques Stuart 1er）及其家人、政府阁员、以及一些贵族都悉数在场的威斯特敏斯特宫，爆炸计划虽然以失败告终，“阴谋论”却随着垦荒者们的远渡重洋，传播到美洲，在那里演变成王室和所有英国人都想推翻国会的版本。
近年来，“阴谋论”更透过《X档案》，《真实前沿》等系列剧广为传播。FBI警探福克斯·穆德和达娜·斯克里在一集紧似一集的剧情中（美国本土从1993年开播）不断面对那些来自外星智慧的阴谋。最近成功的《达芬奇密码》（2003年）使得读者在阴谋者炮制的充满想象力的恐怖故事里时而狂喜，时而颤栗，完全不必计较其中的史实性错误和有关神学的纰漏：主业会被刻画成一个控制国家的秘密机构；郇山隐修会在梵蒂冈几个世纪之久的血雨腥风中背负着保护与传播真相的责任，即耶稣与玛丽·玛德琳娜有过孩子，而墨洛温人正是他的后人。此外，影片还揭示耶稣从未想建立一个全新的宗教，并成为这个宗教的领袖，他更是一个政治阴谋的牺牲品，其教义被信徒歪曲和删改以合乎他们的政治目的，而教会则是桎梏个体精神于蒙昧之中的最佳工具。
阴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