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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此前白荣金已做过满城汉墓出土铁恺甲的清理复原工作，积累r丰厚的经验，又加之儿十年来他对各地出土的恺甲饰件以及披甲陶俑实物作过多次观察研究，掌握了大量的恺甲结构和甲片组合的通用规律，使他在未将象岗山古墓出上的恺甲全部拆开的情况下，通过观察和分析，清楚地了解了其结构和编连情况。这副恺甲的组合关系大致可分为9个部位块，其中前身包括胸片、腹片、右前侧片和左侧片4块；后身包括后背上段、后背下段和右后侧片3块。此外，左右肩片各1块。整个恺甲的特点是无立领、无袖、无垂缘，形状近似平时人们身穿的坎肩，只是领口前低后高呈长方孔状，前身片较短，后身片较长，其中前后身片的下段左侧相连，右侧对应处则为敞开式，可叠合后系带连定。在恺甲肩部及底缘等一些部位，残存有以锦类织物包边的痕迹。至于这些织物的本来颜色，由于铁锈的侵蚀则很难辨别了。
复原后的恺甲，据测算共有709片铁甲片，用丝带穿结成型，恺甲通高为58厘米、胸围102厘米。
毫无疑问，象岗山古墓出土的这副恺甲，当为墓主人生前所穿，此甲结构较为简单，没有袖和垂缘，当属轻型铁甲，这种恺甲适合气温较高的南方地区配用，具有一定的典型性。这件铁恺甲的发现，对了解西汉时期南方鱼鳞甲的原始式样，以及与中原地区恺甲的差别，提供了一件极为可贵的标本。除此之外，部分甲片上以丝带编饰出菱纹图案也很有恃色，这与咸阳杨家湾汉墓中彩绘武俑恺甲上装饰的菱纹图案极为相近，由此可见这两者之间具有一定的共性，同时也反映出制作程序的大同小异。当然，整副恺甲甲片的加工锻制略欠规整，甲片的组编材料不是麻绳而是用丝带，也较特殊，这明显有别于满城汉墓墓主中山王刘胜的铁甲，而与湖北擂鼓墩战国皮甲相同。从甲片的编联方式较为多样化来看，这又与秦俑恺甲上甲片的布列方式相同。从右胸与右肋系带开合的形式来看，此甲也保存和沿袭着秦甲的一些遗制。
就总体而言，象岗山古墓出土的这副铁恺甲，在中国几千年甲胃发展过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
神奇的丝绸纺织工艺
当铁恺甲被完整地移出墓室后，考古人员便集中力量进行丝织品的清理。
西耳室众多的随葬器物，大都用丝织品包裹，约在2。8平方米的范围内，还有整批的丝织物散乱地堆放在室内的西侧。丝织物的表面有残破的木板和竹筒、草筒的残片等遗存。这表明丝织物人葬时是盛放在木箱或竹筒之中的。经测量，这堆丝织物的碳化堆积厚度达扮一3O厘米，据此估计原丝织物不少于100匹。如此众多的丝织品能够一次出土，这在岭南地区乃至整个中国考古史上是少见的。遗憾的是，这堆多层叠放的丝织物，几乎全部碳化朽毁，其质地松软，色泽变深，毫无韧性，若用手指轻轻触及即成粉末。所幸的是，织物的组织、结构还比较清晰，印染的花纹、色泽还可以通过仪器分辨出来。更为可贵的是，考古人员在丝织品的一边发现了与印染有关的工具。这批丝织物以及印染工具的出现，为后人研究中国纺织业特别是岭南地区纺织业的历史与发展过程，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实物证据。
中国是世界公认的丝绸发源地，其育蚕、缥丝、织绸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192年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在山西西阴村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发现了半个用刀切割过的蚕茧，茧长15。2毫米，宽7。1毫米。这表明在5000多年前，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已经开始驯养桑蚕了。大约到殷周时代，野蚕已开始改由室内饲养，这就是说，野蚕已开始驯养为家蚕。建国后，考古工作者在距今约5000年左右的浙江吴兴县钱山漾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又出土了一批4700年前的丝织物。经过科学鉴定，证明这批丝织物所用的原料为家蚕丝，织造技术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
至于中国养蚕技术始于何时，从流传至今的典籍看，较早的要算《夏小正》中的三月“妾子始蚕”，“执养宫事”的记载。关于“宫事”二字，据南北朝时候的皇侃解释即指蚕室。把养蚕业列为要政之一，可见当时桑蚕业已经有相当的规模。养蚕需桑，《夏小正》中的“摄桑、委扬”以及《诗经·七月》中的“蚕月条桑，取彼斧折，以伐远扬，猜彼女桑”，都讲的是桑树整枝的事。商代甲骨文中有原始织机的象形字，据专家考证，这是一种原始的“踞织机”。这种织机至今还在我国某些边远地区使用着，海南岛黎族苗族自治州的黎族妇女，就是使用这种古老的织机织造黎锦，她们织造时上身和两腿呈90度的姿势席地而坐，双脚直蹬机前横木，经面绷排于横木与腰带之间，用挑花刀按脑中预想的纹样在经面上编花，织人不同的色线纹纬。这种工具虽然简单，却可以织出美丽动人的彩锦。1950年考古工作者在安阳殷墟出土的铜器上，发现了粘附其上的受铜锈渗透而保存下来的丝绸残片。经过科学分析发现，其中有的是采用水平很高的纺织技术织成的菱形纹的暗花绸，即“文绮”。这说明此时织造这种织物的织机已经有了很大进步，而且有了提花装置。
大约从商周时代开始，政府中已经设有专门管理织造的官员。据《周礼》记载，周代有“典丝”之职。丝绸的品种也大为增加，见于文献记载的有增、帛、素、练、纨、缟、绢、绮、罗、锦等。在织造方法上，既有生织、熟织，也有素织、色织，面且有多彩的织物“锦”。河北革城台西村商墓出土的一批铜器中，有一件铜触上残留一些丝织物的痕迹，能辨认的有五个类别，即纵、绢、纱、罗、当。丝织品的织法也日益繁复精致，除平纹以外，还出现了斜纹、变化斜纹、重经和重纬组织及提花技术。瑞典远东博物馆收藏有一件中国商代青铜械，上面粘附着平纹底上加织菱形花纹的提花丝织物的痕迹。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商代铜器和玉器上，也粘附有丝织物，其中一件为平纹底，上织斜纹花、回纹图案，每个回纹由25根经线、28根纬线组成。回纹的外围线条较粗，自然地成为一组几何纹骨架，图案对称、协调，层次分明，做工精巧。该实物再一次说明当时已经具有多综片的提花机，能够织出复杂华美的提花织物。这种提花技术的应用，是中国古代在世界纺织技术发展史上的一大贡献。
正因为有了以上的纺织技术，早在公元前5、6世纪，中国美丽的丝绸就传到了欧洲，公元前3世纪印度孔雀王朝月护王的一位大臣在《政论》一书中，就记载了公元前4世纪中国丝织品向印度运销，印度商人又把它运到欧洲的事。那时希腊、罗马等国以古代西伯利亚地区的一个专作贩卖丝绸生意的部落“赛里丝”代称中国—即“丝国”之意。一位罗马作家曾赞美说：“丝国制造宝贵的丝绸，它的色彩像野花一样美丽，它的质料像蛛网一样纤细。”据考证，“赛里丝”名称应当与“丝”、“绮”等与丝绸有关的汉语发音有关，西方人知道赛里丝的时间最早约在公元前5至前4世纪，据说公元前416一前398年，在波斯宫廷做医生的希腊人泰西阿斯最早提到赛里丝的名称。马其顿帝国的亚历山大在东征时，于公元前329一前323年间直抵阿姆河上游叶赫什河旁的霍阐，在今阿富汗境内筑有巴尔克城和希拉特城，在那里征伐的亚历山大部将尼亚科斯和奥尼西克里特当时就已知道，再向东行进便是赛里丝了，正当这支大军欲继续东征时，偏偏亚历山大病重，这些东征的希腊军人，不得不退至西亚地区，从而失去了了解中国的良机。生于公元前130一前87年间的阿帕洛杜勒斯曾记述说：巴克特里亚欧多台墨王的领土在公元前201年已扩展到了赛里丝，不过所见的赛里丝人碧眼红发，或许都是西域人。根据各种传闻，西方人开始在他们的著作中描绘中国，公元前1世纪，古希腊地理学家兼历史学家斯特拉邦在其17卷的《地理书）中称中国人“将亚麻皮弄细而制成丝绸”。同一时代的罗马诗人维吉尔（公元前70一前19年）在其《农耕赋》中说：丝是某种树叶经过梳理后采集的细线。许多西方人甚至想象赛里丝人长寿，每人可活200岁以上。
许多年过去了，经过坚持不断地打听，欧洲人终于得知，丝是一种从树上采来的“羊毛”。罗马帝国时代的作家老普林尼，在其成书于公元77年的《自然史》中说，赛里丝人这个民族“以他们森林里所产的羊毛而名展遐迩。他们向树木喷水而冲刷下树叶上的白色绒毛，然后再由他们的妻室来完成纺线和织布这两道工序”。从这位作家的记述看，欧洲人经过千百年的时光，用种种渠道打听来的答案依然是不准确的。他们把丝称为一种羊毛，又以为丝是一种长在树上的白色绒毛。实际上蚕丝是一种动物蛋白纤维，而不是植物纤维。但平心而论，作家老普林尼的这个记述。与过去相比，毕竟与真理接近了一步，因为蚕是一种与桑树为伴的昆虫。
到了2世纪大秦王安敦执政时代，包撒尼亚斯在写作《希腊志》时，了解到中国的丝产自于一种被称为SER的昆虫，即蚕。他说：“赛里丝人用作制作衣装的那些丝线，它并不是从树皮中提取的，而是另有其他来源。在他们的国内生存有一种小动物，希腊人称之为‘赛儿’，而赛里丝人则以另外的名字相称。”他说：“这种小动物与蜘蛛相似。”毫无疑问，这种小昆虫就是蚕。包撒尼亚斯虽然比他的前辈更准确地了解了丝的来源，但他显然仍是通过间接途径了解到丝的生产过程的。他接着说：赛里丝人用笼子来饲养这种小虫，这种小虫制造出一种在它们的足上缠绕的细丝。一季蚕需要养五年，前四年一直用黍作饲料，直到第五年才必用绿芦苇来饲养。这种小动物十分喜欢绿芦苇，拼命地吃，直到破肚子死去，丝就留在其肚子中了。”
包撒尼亚斯提到的关于蚕吐丝这个今天看来有些荒唐的问题，直到2世纪后半叶，才由希腊旅行家波萨尼阿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