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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溃了王斌，东嬴公回师并州，邀击游荡而来的王粹；王浚则继续北进，目标邺城。
王粹的军队很快被东嬴公击溃，不过东嬴公再也没有机会继续进攻邺城了，他随即就被崛起的匈奴势力拖住手脚，泥足深陷，最后被匈奴逐出并州。
没有东嬴公的援手，王浚仅凭一己之力也足以置成都王于死地，他的军队在邺城正北百里处的赵国平棘与石超部决战。石超的军队实际已是成都王最后的防线，但这道防线还是被突破了，石超逃回邺城，王浚的前锋骑军一直追到邺城城墙下。
前所未有的恐慌降临邺城，上上下下乱成一团，王公贵戚也好普通士卒也好，各谋生路四散逃走，卢志劝成都王放弃邺城，带惠帝去洛阳。当时邺城尚有士卒一万五千人，卢志已经部署完毕，如果成都王按照卢志的安排及时撤退，也不至于像后来那样逃得如此狼狈，紧要关头偏偏程太妃又出来捣鬼，老太太软磨硬泡，就是不愿意离开邺城。时机稍纵即逝，一万五千士卒很快逃得只剩下殿中虎贲千余人，卢志使劲劝成都王快做决断，程太妃说不忙，她认识一个圣人，可以作法赶走王浚。
圣人于是被请上殿来。圣人是一个姓黄的道士，他喝了两杯酒，装模作样的使了几道咒语，很潇洒地抛杯而去。
程太妃他们等了一会儿，只等到杀声越来越近，甚至可以听到有鲜卑大声呼喝的鲜卑语，程太妃这才慌了神。此时千余殿中虎贲也全都逃散，只余下帐下骑兵数十名，成都王带着程太妃先逃；卢志找来几辆鹿车（所谓鹿车即是手推车），司马督韩玄又找来百余个黄门太监，一同去接皇帝。
惠帝几天前刚做了俘虏，此次又要逃跑，很不乐意，他问卢志：“何故散败至此？”
卢志懒得与他废话，只通知他事态紧急，卢志说：“贼去邺尚八十里，而人士一朝骇散，太弟今欲奉陛下还洛阳。”
惠帝点点头，说：“甚佳。”
卢志想佳你个头啊，赶快逃吧，于是找到一辆牛车，载着惠帝出城与成都王汇合，向洛阳方向逃命。
惠帝这一路备尝艰辛。
因为身后有乌桓追兵，大家只是夺路逃命，除了防身武器其余都没顾得上带。追兵一直追到朝歌才无功而返。
后无追兵，心情陡然轻松，轻松之后，大家才发现自己早已饥肠辘辘，荒郊野外根本找不到食物，只有忍饥前行。夜晚，一行人止宿于道中客舍，皇帝嚷着要用膳。幸好有个太监在随身被褥中藏了三千私房钱，惠帝赶紧向太监借钱，派人去周围民居买饭。
买回来的食物是一升多粗米饭，还有一些蒜头盐豉之类的家常佐菜。若在平时，这些庶民的食物在惠帝与成都王眼里肯定是粗劣得无法下咽，但在此时惠帝饿极了吃什么都是香的。当天惠帝吃完粗米饭，就睡在太监随身带的粗布被褥中。
第二天，一行人到达了汲郡获嘉县。依然只有粗米饭，盛在瓦盆里，惠帝一口气吃掉两盆，当地百姓还进供了一只蒸鸡，相信这是惠帝此生吃过的味道最鲜美的鸡肉了。沦落到这番境地，惠帝应该不用别人教导，也能独自回答“百姓不食粥，何不食肉糜？”这么一个经典的问题了。
一行人继续前行，出汲郡入河内郡，路过温县。温县是司马氏老家，埋着司马氏的列祖列宗，惠帝按礼要去谒陵。惠帝出现在祖宗坟前时毫无仪容可言，风尘仆仆神情委顿衣冠不整，一只脚上有鞋，另一只脚上的鞋却不知遗失到哪里去了。不得已，惠帝只能屈尊穿上随从的鞋，跪在祖宗坟前号啕大哭，在场所有人都忍不住跟着痛哭不已。
有理由相信，此时在深沉的地底，司马氏的列祖列宗也正在陪着地上的子孙们呜咽恸哭。应该有一个难解的疑问萦绕在每个人心头：
这是为什么？怎么会沦落到这般悲惨的境地？
第十章 河间王
一、邺都满城血
过了温县，再渡过黄河，就是洛阳了。
彼时洛阳与邺城一样，也已经历了一番兵火。陈眕、上官巳从荡阴前线捡回性命后，奉清河王司马覃为主，孤守洛阳。司马覃当时只有十二岁，只是一个傀儡，上官巳等日暮途穷，因此在洛阳倒行逆施，于是有河南尹周馥与司隶校尉满奋密谋诛杀上官巳，不料计划泄漏，满奋被杀，周馥逃走。
当初惠帝北征传檄四境，河间王在关中也得到了消息，他派出张方率二万人去援助成都王。张方走到半路，成都王就活捉了惠帝耀武扬威，张方接到的新指令是改道去洛阳。上官巳当然不欢迎张方的到来，他与部将苗愿带兵出城试图赶走张方，丢盔卸甲而回。早已心怀不满的洛阳公卿趁机挟持了司马覃深夜突袭上官巳，上官巳被逐出洛阳，从此消失在苍茫的历史里不知所终。
张方军临洛阳城西，司马覃亲自到广阳门外迎接，张方下车扶起这个吓得瑟瑟发抖的十二岁幼童，一同进城。张方一进城，司马覃的皇太子自然是做不成了，复立没几天的羊皇后也再次被送进了金墉城。
幸亏张方占据了洛阳，否则仓皇而来的惠帝与成都王都没有容身之处。惠帝一行人在黄河边遇上了张方的儿子张罴，他正领着三千骑兵巡逡而来，搜索皇帝。见到了张罴，成都王终于找回了安全感，惠帝坐上了张罴带来的青盖车，在骑兵护送下驰向洛阳。
到了北邙山下，张方率领洛阳军臣万人恭迎在道旁。惠帝此时毫无天子的威仪，也不敢有天子的威仪，张方下马行礼，惠帝连忙跳下车来慰问张将军。
随后，惠帝车驾还宫，结束了连接五日的逃亡之旅，辛巳日，即八月十五日，大赦天下。
成都王与惠帝一走了之，将自己应当承担的罪责推诿给毫不知情的无辜百姓，王浚的军队攻入邺城，全城数十万生灵都在铁蹄下战栗。
邺城在春秋时期曾是魏国的陪都，汉末成为袁绍的大本营，袁氏灭亡之后，曹操以邺城为魏国王都，大兴土木，按帝王京都的标准来营建邺城。邺城内有宫殿、衙署、苑园等，亭台楼阁星罗棋布，外城有七道城门，通达四面八方。经过曹魏的经营，邺城一跃成为可以与长安、洛阳相媲美的名都大邑。
当时邺城最著名的景观，是西城金虎、冰井、铜雀三台，高耸入云，由南至北以飞阁相联，实为人间殊景，当年建安诸子曾在此饮酒高会，赋歌言志。曹氏父子都曾作《登高赋》，曹丕曾用“飞阁崛其特起，层楼俨以承天”一句形容三台之高，曹植用“仰春风之和穆兮，听百鸟之悲鸣”一句形容三台高且舒适。从铜雀台上可以看到漳水像一匹白练，从西边极远处迤逦而来，经过城北，再向东北铺陈而去；从铜雀台上还可以鸟瞰邺城气势恢宏的全貌，可见宫城嵯峨威严，华屋美宅不计其数，城中果园葱葱郁郁，城中街市琳琅满目；如果是在日落时分，还可以看见袅袅炊烟升起，万家灯火渐明。
但是如果有人在永安元年八月初登上铜雀台，他将看到邺城无处不起火，邺城无处不在发生杀戮、抢劫等罪恶，黑烟遮蔽日光，临死者的哀鸣与施暴者的狂叫混杂在一起，声闻于天。那些鲜卑人、乌桓人生长于北方苦寒之地，何曾见识过如此繁华的人间，何曾见过如此富庶的都邑，一进城，他们就欢呼雀跃地杀人放火，四处劫掠。而他们的统帅王浚为了立威，也为了笼络这些异族人，纵容他们的滔天罪行，不闻不问。
“翼佐我皇家兮，宁彼四方。同天地之矩量兮，齐日月之辉光。永贵尊而无极兮，等年寿于东王。”这是曹植《登高赋》的最末三句。曹植肯定没有料到世事沧桑变化如此之巨，不仅曹魏家的天下短命而折，连接替曹魏的晋室江山也是日薄西山，昔日巍峨帝都，如今成为胡虏屠宰场。
鲜卑、乌桓大掠数日，收兵回幽州之时还从邺城卷走了大量妇女。王浚起先纵容不问，走到半道，也许是顾忌影响，王浚突然整肃军纪，下令不得在军中挟藏平民，违者斩首。
此项军令一下，众鲜卑无不扫兴，他们不敢违背军令，但他们没有释放俘虏，而是将俘虏全部杀掉。当时他们正行军至易水之滨，从邺城劫掠而来的妇女八千人左右，全部被沉入易水之底。
“五胡乱华”在一开始就充满苦涩，充满血腥味。
与邺城相比，受荼毒更深的是并州。
晋朝的并州疆域与今天的山西省大致吻合，这块疆域在秦朝之前一直是晋国、赵国与东胡、林胡交锋的前线，秦朝以来则是两汉、曹魏与匈奴交锋的前线。
到了东汉末年，匈奴已经衰落，与凶悍的祖先相比，这时的匈奴身上带有许多汉人的味道。他们已经舍弃了其祖先纵横驰骋的大漠，将匈奴王庭迁到了并州的左国城，他们也不再过逐水草而居、住在帐篷里的游牧，他们与汉人一样，住进了固定的房屋，靠春耕秋收来获得粮食，家境富裕的匈奴人开始学说汉语、穿汉人的衣服，模仿汉人的举止，匈奴中的贵族甚至开始读六经、通礼仪、学诗词歌赋。
虽然这些匈奴在心理上已经偏离匈奴传统，越来越向汉人靠拢，但是他们毕竟尚未被完全同化。在汉人眼里，这些人依然是我们的世仇，而在匈奴眼里，汉人也依然是他们的世仇。野心只与人性有关，与种族无关，所以东汉末年匈奴一看天下大乱了，也跟着浑水摸鱼，骚扰并州全境，甚至向南侵犯司州河内。后来魏武帝平定北方，认为匈奴的存在是个隐患，于是他扣留了匈奴呼厨泉单于，将匈奴分解成五部，挑选各部贵族为部帅，又派汉人进行监督，匈奴就此亡了国。
亡了国的匈奴当然很不甘心，所以从曹魏到晋朝，不停有匈奴发动叛乱，但是当时魏、晋政权都很强盛，叛乱无一成功。
被成都王放虎归山的刘渊，祖父是於扶罗单于，即末代单于呼厨泉的兄长。匈奴自被分为五部之后大多取了汉人的姓名，各匈奴部帅相当于匈奴王室成员，都取刘姓，刘渊的父亲叫刘豹（此段观点来自《晋书》，按唐长孺先生的考证，刘渊出自匈奴屠各部，与於扶罗单于无血缘关系，此事与本文主旨关系不大，故不予展开）。刘豹生前是匈奴左贤王，“左贤王”是以前匈奴王国内的官爵，匈奴亡国后只能在部落内延用，晋朝廷官方可不承认你是什么王，刘豹被官方承认的官衔是匈奴左部帅。
刘豹也是个枭雄，他在曹魏嘉平年间曾统一匈奴五部，成为事实上的单于，后来司马氏用邓艾的计策，重新将匈奴分为五部：左部居太原兹氏县，右部居祁县，南部居蒲子县，北部居新兴县，中部居大陵县。作为刘豹之子，刘渊在曹魏末年就作为人质到洛阳居住。
刘渊汉化程度很深，据《晋书·刘渊载记》记载，他“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他仍保留着匈奴人好武善射的特点，“学武事，妙绝于众，猿臂善射，膂力过人”。
文武双全的刘渊在洛阳很受注目，许多有同郡之谊的权贵，如上党人李憙，太原王氏的王昶、王浑、王济祖孙三代，都对刘渊青眼有加，特别是王浑，几乎是不遗余力的替刘渊延誉，但是刘渊非凡的声誉并没有引来晋武帝的赏识，反而招来了更多的猜忌。据说齐王司马攸曾直言不讳地对晋武帝说：“陛下不除刘渊，臣恐并州不得久宁。”幸亏当时王浑在场维护，刘渊才逃过一劫。
刘渊在洛阳一住就是二十几年，归国无路渐渐绝望。曾有朋友王弥从洛阳回青州，刘渊给他饯行，痛哭着说：“恐死洛阳，永与子别。”
刘渊羁居洛阳期间，刘豹病死，刘渊继承了左部帅的官衔。到了武帝太康年间“部帅”改称“都尉”，刘渊转任北部都尉。后来晋武帝死了，新皇帝依然把刘渊扣在洛阳不放行，杨骏辅政时给刘渊加官进爵，任命他为建威将军、五部大都督，封汉光乡侯。名义上，刘渊有了统一调度匈奴五部的权力，但他人在洛阳，根本无法实行管辖。
元康末年，有匈奴部众叛逃出塞，连累作担保的刘渊被免官。元康九年，成都王出镇邺城，觉得刘渊很有利用价值，于是把他带到邺城，替他求得官衔宁朔将军、监五部军事。刘渊在邺城其实与在洛阳没什么两样，都只是一个衣着光鲜的囚徒而已。
刘渊虽不在并州，但是有曾任北部都尉的左贤王刘宣积极奔走，筹备复国之举。刘宣是匈奴族的耆老，此人的汉化程度也很深，“师事乐安孙炎，沉精积思，不舍昼夜，好《毛诗》、《左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