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率清军击败了日军，镇压了这次政变。
但日本人还是利用了清廷的昏庸同清朝订立了《天津会议专条》，规定中日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兵，两国出兵朝鲜须互相通知。
《济物浦条约》使日本取得了以保护公使馆为由出兵朝鲜的权利，《天津会议专条》则使日本取得了与中国在朝鲜共同行动的权利，这两个条约就为后来的甲午中日战争埋下伏笔。
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日冲突中，中方在硬实力上一直占有优势，但朝鲜甲申政变之后的十年时间，情况就悄然发生了变化。
这段时间，日本一直关注着中国，日本军界要人山县有朋指出“邻邦之兵备愈强，则本邦之兵备亦更不可懈”。
故自1890年后，日本以国家财政收入的60％来发展海军、陆军，1893年起，明治天皇又决定每年从自己的宫廷经费中拨出三十万元，再从文武百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补充造船费用。举国上下士气高昂，以赶超中国为奋斗目标，准备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
在1890年时，北洋海军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有7艘，总吨位27000多吨；而日本海军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仅有5艘，总吨位约17000多吨。
1892年，日本提前完成了自1885年起的十年扩军计划，到了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已经建立了一支拥有63000名常备兵和23万预备兵的陆军，包括6个野战师和1个近卫师。
战前日本海军拥有军舰32艘、鱼雷艇24艘，总排水量72000吨，超过了北洋海军。
日本还出动乐善堂、玄洋社等间谍组织和人员潜入中国，加紧对中国各方面的情报搜集和渗透。
而在此期间的中国，经过数十年的洋务运动，初见成效，开始得意轻敌。
又在与西方各国打交道的过程中，认为西方人“并不利我土地人民”，只是想在贸易上占些便宜而已，于是就更加放松了军备意识。
北洋海军自1888年正式建军后，就再没有增添任何舰只，舰龄渐渐老化，与日本新添的战舰相比之下，火力弱，射速慢，航速迟缓。
当时北洋水师有舰艇25艘，官兵4000人。
到甲午战争前，北洋舰队的大沽口、威海卫和旅顺三大基地建成。
但清朝军事变革基本停留在改良武器装备的低级阶段，陆海军总兵力虽多达80余万人，但编制落后，管理混乱，训练废弛，战斗力低下。
1891年以后，北洋水师甚至连枪炮弹药都停止购买了。
这是因为此时清朝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为了准备她在1894年的六十寿诞，将这些费用来修建颐和园，供自己“颐养天年”了。
中日两国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与明治天皇相比，对照何其鲜明。
这在某种程度上也预示了中国失败的命运。
甲午开战时，清朝陆军总兵力达96万人，而日军总兵力为24万人，清军与日军的兵力之比达到4：1；然而，清军一线战场实际参战部队主要以淮军为主，只有十余万人（有说法是最多20万人），实际参战兵力可能还不如日军（17万人）。
战争爆发
朝鲜问题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突破口，1890年，日本爆发经济危机，对开战的要求更加迫切，就在这一年，时任日本首相山县有朋在第一次帝国议会的“施政演说”中抛出了所谓“主权线”和“利益线”的理论，将日本本土作为主权线，中国和朝鲜半岛视为日本的“利益线”，声称日本“人口不足”，必须武力“保卫”利益线，加紧扩军备战。
战争的导火索终于来了，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军节节败退，被迫向清朝乞援。
日本认为发动战争的时机已至，向清廷表示“贵政府何不速代韩戡？……我政府必无他意”，诱使清朝出兵朝鲜。
清朝没有识破这是日本的阴谋，于是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淮军精锐2000人于6月6日后数日分两批在朝鲜牙山登陆，在此安营扎寨，准备镇压起义，同时根据1885年《中日天津条约》通知日本。
6月10日，朝鲜政府和起义军达成了全州和议，清军未经战斗起义就平息下去。
6月25日，原定计划的第三批清军在牙山登陆，驻朝清军总数达到2465人。
甲午战争时的日本大本营在朝鲜向清朝乞援的同时，日本通过其驻朝公使馆探知清廷将要出兵朝鲜的消息后，欣喜若狂。
当时的伊藤博文内阁正面临议会的不信任案弹劾，得到此消息后，便如同抓住救命稻草，全力着手挑起战争。
1894年6月2日，伊藤内阁决议出兵朝鲜。
6月5日，日本立即设立有参谋总长、参谋次长、陆军大臣、海军军令部长等参加的“大本营”，作为指挥侵略战争的最高领导机关。6月9日，日本派先遣队400多人，在驻朝公使大鸟圭介的率领下，以《济物浦条约》规定之日本有权保护使馆和侨民为借口进入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同时又根据《中日天津条约》知照中方，其后又在6月12日派兵800人进驻汉城。在日军先遣队出发前，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训令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得施行认为适当之临机处分”，授权大鸟挑起衅端，找寻借口发动侵略战争。
交涉破裂
全州和议达成以后，朝鲜政府要求中日两国撤兵，于是大鸟圭介开始和清廷驻朝大臣袁世凯进行撤兵谈判。
大鸟虽然口头上答应袁世凯撤兵，甚至就要达成书面协议，但是日本发动战争的决心已定，不可能同意撤兵。
所以日本政府一方面电令大鸟拒绝达成共同撤兵协议，另一方面则在6月15日抛出了“中日两国共同协助朝鲜改革内政”的方案，从而使共同撤兵协议一笔勾销。
此后，日本开始不断增兵，6月16日大岛义昌少将率领混成旅团第一批部队在仁川登陆，到6月28日混成旅团第二批部队登陆，侵朝日军达到8000余人，比起驻朝清军已占绝对优势；而清廷决策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则一直希望中日共同撤兵，既未向朝鲜增援军队，又没有按袁世凯、聂士成等人的建议由清军先撤兵，举棋不定，最终给日本人以可乘之机。
日本之所以提出“共同改革朝鲜案”，其目的是一面使自己的军队以“协助朝鲜改革内政”为名赖在朝鲜不走，一面又拖住了驻朝清军，完全是为发动战争而采取的挑衅手段。
清政府拒绝了“共同改革朝鲜案”，并强调日本必须撤兵，于是日本在6月22日向清政府发出了“第一次绝交书”。
此后，李鸿章一味寄希望于美、英、俄等欧美列强调停，让日本撤兵。
由于前述的各国利害关系，美、英、俄只是对日本表示“谴责”而已，并未采取强硬措施，加之日本灵活的外交策略，列强最后都采取了观望态度，于是调停均告失败。
7月14日，日本向清政府发出了“第二次绝交书”，拒不撤兵，并反诬中国“有意滋事”，扬言“将来如果发生意外事件，日本政府不负其责”。
至此中日谈判破裂！
日本向清廷发出“第一次绝交书”以后，便着手开始单独改革朝鲜内政的策略。
与朝鲜交涉期间，大鸟圭介一方面逼问朝鲜否认自己是中国属国，另一方面提出五项二十七条改革方案，强迫朝鲜限期接受。
但是朝鲜政府当时是亲华的，据当时日本驻朝公使馆一等书记官杉村濬所说：“当时的情况是，趁朝鲜变乱之机出兵的清国，暗中有所图谋，本应予以反对，但朝鲜政府不仅无丝毫憎恶之感，反而予以同情”。
因此朝鲜十分反感于日本的蛮横，敷衍日本的要求，并一再督促日本撤军。到7月17日，日朝谈判也宣告破裂。
战争爆发
1894年7月期间，日本发动战争的阴谋愈发明显，中国国内舆论和清军驻朝将领纷纷请求清廷增兵备战。
朝廷里也形成了以光绪帝载湉、户部尚书翁同龢（光绪帝老师）为首的主战派。
然而慈禧太后并不愿意其六十大寿为战争干扰，李鸿章为了保存自己嫡系的淮军和北洋水师的实力，也企图和解。
这些人形成了清廷中的主和派。
到7月中旬中日谈判破裂以后，一直按兵不动的李鸿章才应光绪帝的要求，开始派兵增援朝鲜。
而随着中日、日朝谈判相继破裂，列强调停均告失败，日本终于可以放手大干，1894年7月17日，日本大本营作出开战决定；7月20日，日本编成了以伊东佑亨为司令的联合舰队，随时准备寻衅；同日，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向朝鲜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其”废华约、逐华兵”，要求48小时内答复，朝鲜继续敷衍日本，于是日本决定出兵控制朝鲜政府，以找到与驻朝清军开战的“委托”。
1894年7月23日凌晨，侵朝日军突袭汉城王宫，击溃朝鲜守军，挟持朝鲜国王李熙（朝鲜高宗），解散朝鲜亲华政府，扶植国王生父兴宣大院君李昰应上台摄政。
日本舰队击沉了高升号运兵船！
日本嗾使朝鲜亲日政府断绝与清朝的关系，并“委托”日军驱逐驻朝清军。
控制了朝鲜政府后，1894年7月25日（农历甲午年六月二十三日），日本不宣而战，在朝鲜丰岛海面袭击了增援朝鲜的清军运兵船“济远”、“广乙”，丰岛海战爆发，海战中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的“浪速”舰悍然击沉了清军借来运兵的英国商轮“高升”号，制造了高升号事件。
至此，日本终于引爆了甲午中日战争。
1894年8月1日（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中日双方正式宣战。
清朝在其宣战诏书中指出朝鲜历来是清朝的附属国，清朝是应朝鲜政府的要求出兵的，相反日本“不遵条约，不守公法，任意鸱张，专行诡计，衅开自彼，公理昭然”，令清朝忍无可忍，因此“着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厚集雄师，陆续进发，以拯韩民于涂炭。”
日本明治天皇睦仁在宣战诏书中则针锋相对，声称“朝鲜乃帝国首先启发使就与列国为伍之独立国”，声称其开战原因是“帝国于是劝朝鲜以厘革其秕政……朝鲜虽已允诺，清国始终暗中百计妨碍……更派大兵于韩土，要击我舰于韩海，狂妄已极。”
表示其目的是“使朝鲜永免祸乱”、“维持东洋全局之平和”、“宣扬帝国之荣光于中外”，日本的这些无理借口和诡辩之辞都充分体现了这场战争的非正义性质。
过程
这时在清廷内部，以光绪帝为首的主战派占上风。时年慈禧太后六十岁，她盼望从速结束战争，以免耽误她大办庆典，因此倾向和议，但迫于清议，一时尚不敢公然主和。
中日甲午战争主要分为以下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
1894年7月25日至9月17日
在此阶段中，战争是在中国境外的朝鲜半岛及黄海北部进行，陆战主要是平壤战役，海战主要是黄海海战。
1894年7月下旬，中日两军在朝鲜境内开战。
清军在丰岛海面被日军偷袭之后，很快也被在陆上的成欢驿的日军偷袭（详见成欢之战），由于朝鲜政府已被日本控制，叶志超、聂士成等部驻牙山的清军被迫绕道汉城，北撤到朝鲜北部重镇、平安道首府——平壤。毅军以分统马玉昆率五营一队（约2100人），与淮军盛字军以及奉天的奉字练军、盛字练军一起，构成了四大军29营，于8月先期入朝，在平壤与从牙山退回的叶志超、聂士成部汇合，朝廷命叶志超为驻平壤各军总统。
平壤之战是双方陆军首次大规模作战。
当时驻守平壤的清军共三十五营，一万五千人；进攻平壤的日军有一万六千多人，双方兵力旗鼓相当。
平壤城的地势也非常险要，易守难攻。
而且清军还得到朝鲜人民的支持。
当时虽然朝鲜政府被强行拉到日本阵营，但朝鲜的平安道观察使闵丙姡Щ寰髡剑踔亮毡就粕咸ǖ目艽笤壕顣g应都暗中给清军传递情报。
可惜清军并未充分利用这些优势，由于其主帅叶志超指挥失误和临阵脱逃，导致清军失败，以至于影响了整个战局。
日军分四路围攻平壤，兵力分散，由于李鸿章“先定守局，再图进取”的作战方针以及清将叶志超的胆小昏聩，左宝贵等人攻打日军的行动不断遭到叶志超的阻挠，日军遂顺利完成了对平壤的包围。
1894年9月15日，战斗在三个战场同时展开：其一为大同江南岸（船桥里）战场。
其二为玄武门外战场。
其三为城西南战场。
在大同江南岸战场，晨三时，日军第九混成旅团在大岛义昌少将的指挥下，首先向大同江南岸清军发起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