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处记载，表面看来很符合魏延的性格，但是因为诸葛亮让杨仪督军的前提错了，所以魏延的激烈反应也就成了无本之木，这些记载是否属实，也就很可疑了。
接下来，《三国志》这样叙述：大军撇下魏延回师，魏延恼羞成怒，在杨仪出发前，魏延率领自己所领的部队“径先南归”，“所过烧绝阁道④”。魏延和杨仪都上表朝廷说对方叛逆，他们的奏章，在同一天到了成都（“一日之中，羽檄⑤交至”）， 杨仪等人紧急修造栈道（“槎山通道”），昼夜兼行，紧跟在魏延后边（“继延后”）。
这里，关于“烧绝阁道”“一日之中，羽檄交至”“槎山通道”的记载，明显违背事理，甚至可以说是无稽之谈了。
狭窄的褒斜谷，两边是高达千米的陡峭直壁，谷底南为褒水，北为斜水，湍急奔流。假设魏延真的是先行南归，烧毁了栈道，那么杨仪军队就被留在了后边。二人的羽檄又怎么会在同一天到达成都？“烧绝阁道”与“一日之中，羽檄交至”之间，明显相矛盾。杨仪临时修造栈道，居然还能紧跟在魏延后边，这个施工速度，即使在有先进工程机械的今天，那也可以称得上是神速。褒斜道的栈道，曾经在第一次北伐时，赵云为断绝魏军通道，烧毁了赤堐以北阁道一百余里，后来诸葛亮费了好大力气才修复，为此还给诸葛瑾写了一封信发牢骚。所以说，“槎山通道”绝非易事，杨仪在魏延烧毁了栈道的情况下还能“继延后”，绝对是不可能的事情。另外，根据《晋书》记载，司马懿在蜀汉军队撤退后，派军士两千人，“马步俱进，追到赤岸”，确认了诸葛亮已死的消息，然后返回。
杨仪修造栈道的速度，既能追得上魏延，还能不被司马懿军队追上，真是天神啊！
就事情的发展看，杨仪与魏延的羽檄同一天到达成都，而且他也追上了魏延，也没被司马懿军队追上，那就只有一个可能：魏延根本没有“烧绝阁道”！
《三国志》接下来的叙述，就是著名的“南谷口事件”了。按照《三国志》的描述，魏延先到达南谷口，然后掉回头去攻打杨仪大军（“延先至，据南谷口，遣兵逆击仪”），杨仪命令王平等人上前抵抗魏延。王平上前，没有用刀，而是用“狮吼功”，大声斥责魏延的先头部队：“公（诸葛亮）亡，尸骨未寒，你们这些人怎么敢这样呢！”魏延的士兵就一哄而散。
这个记载匪夷所思。久经战阵的魏延，深谙军机，自会知晓他要干的是“不成功，便成仁”之事，一定会精心筹备，政治动员，战前发动，调兵遣将，一定会拿出全身的本事来，王平等人，岂是对手？王平一声“狮吼”，便让魏延士卒逃散，可见其“狮吼功”可抵千军万马。要真如此，诸葛亮当初派王“狮吼”大侠到司马懿营下吼一句：“曹贼，何不快快投降！”那样，司马懿就会乖乖投降，多好呀！
魏延“善养士卒”，肯定有一大批拥趸。王平当时在军中并没有多少权威，魏延的士卒，不一定认识他，谁会理他呢？王平一声吼，魏延士卒散，这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三国志》的记载里，“南谷口事件”接下来的发展，更是离谱。士卒逃散，魏延只好和自己的几个儿子，狼狈逃走，逃的方向居然是汉中！南谷口为褒斜道南端口，距汉中仅有十八公里。多年以来，汉中一直由魏延经营，从某种程度上说是魏延的地盘。一杯茶的工夫，魏延就可以回到自己的革命根据地了。魏延要是真的动手，选择这个地方是很恰当的。久经战阵的魏延，又怎会在王平面前一触即溃呢？而且，“善养士卒”的魏延，失败后居然只有儿子们相随，身边一个士卒也没有，这可真是奇怪到极点了。动辄就杀身边人的董卓，死的时候还有卫兵要上前保卫他呢！魏延既然挑起了事端，而且落败，肯定会知道自己的下场是什么，那他逃走的话，应该是远离蜀汉，不投魏不降吴的话，那他该直奔陇西而去，躲得远远的，最起码避免跨省追捕啊。可是《三国志》记载他逃向蜀汉重镇汉中，莫非他要投案自首吗？
历史的魅力在于没有真相，历史的价值在于还原真相。
“南谷口事件”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还是从《魏略》里找到了合理的记载：诸葛亮死后，魏延代行军权。杨仪平素与魏延不合， “惧为所害”，就先下手为强，散布流言说魏延要带军投靠魏国，于是带军攻打魏延。魏延本无反心，自恃脚跟正不怕影子斜，加上看不起杨仪，为维持大局，他就不战而走，没想到杨仪一定要置其于死地。杨仪追上他，杀了他。
这中间，我们还可以根据事理完善一些情节：魏延带军，杨仪不配合，魏延就上表杨仪谋反，于是《魏略》就有了杨仪“惧为所害”的记载，杨仪决定反击，就恶人告状，上表说魏延要带军投靠曹魏。
有了这个推断，《三国志》里其他几处莫名其妙的记载，也变得合情合理了。
首先是《三国志·魏延传》，当魏延和杨仪的羽檄都到的时候，刘禅问侍中董允、留府长史蒋琬怎么办，蒋琬、董允都“保仪疑延”，于是魏延就被定了罪。
不调查，不审问，靠类似投票的方式来直接给一个人定罪，这对于蒋琬来说很不可思议，因为蒋琬是诸葛亮选定的接班人，而诸葛亮是讲究法治的。是什么原因让蒋琬做出了违背法治思想的决定？很显然蒋琬、董允被杨仪的奏章忽悠了。也许，他们和杨仪都是诸葛亮器重的人，有更多的共同语言，也许，魏延平时人缘太差，但最关键是杨仪“编故事”的水平高，给魏延找了一个“烧毁阁道”的罪名。也许魏延因为和杨仪怄气，真的烧了几小段栈道，但是未给大军撤退带来影响，否则，魏延坐在汉中喝茶的时候，杨仪也许还在山里指挥修造栈道，也许早被司马懿追上了。
《三国志·魏延传》里还有一处记载，蒋琬带领宿卫营去南谷口处理魏延事件，才出成都几十里，魏延的死讯就传来，蒋琬就回去了。死讯就没到褒口来，而是回成都了。
这里的记载表明，蒋琬是去镇压魏延的，因此魏延一死，蒋琬就没有再去的必要，就打道回府了。这说明，在杨仪和魏延的互诉中，官方采信了杨仪的说法，定了魏延谋反之罪。
《三国志·杨仪传》记载，杨仪“平叛”，事后只被拜为中军师，根本没有统兵权，基本是被晾在了一边。这就奇怪了，杨仪可是“平叛”的第一大功臣啊！要是魏延造反的话，那杨仪就是力挽狂澜的人物，事后肯定会高官厚禄，可是他又怎么被弃之不用呢？
这只能说明，当大军完全撤回后，为魏延鸣冤的人多了，真相渐渐浮出水面——杨仪暴露了。魏延人缘虽然不好，但是诸将仍然议论纷纷，都推断说魏延绝对不会投降魏国了却还要赶回来（“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诸将分析，魏延只是想杀杨仪（“但欲除杀仪等”），但惹火烧身。杨仪暴露了，当然不能给他升官了。
问题出来了，既然杨仪暴露了，那朝廷怎么不为魏延平反，治杨仪的罪呢？
纵观历史，历朝历代，哪位统治者纠正过自己主办的冤假错案？最大的可能，是后代纠正祖宗办的错案，后任纠正前任办的冤案，而且也要费很大力气。曹魏灭蜀功臣邓艾，因钟会构陷，正好司马昭想扫平篡权路上的障碍，就在263年定了邓艾罪，然后邓艾在被押解的路上被杀。后来，邓艾蒙冤已是大白于天下的事实，可是也无人为他平反。直到267年，司马昭死后第二年，议郎段灼上书为邓艾鸣冤，此事才被提起，可是即使是这样，司马炎也是到了273年才下诏为邓艾平反。要不是段灼坚持不懈，要是司马昭还活着，邓艾有可能洗清冤名吗？
定魏延罪的是刘禅、蒋琬，费祎和姜维在中间也起了作用，蜀汉一直是这几个在魏延案件中洗不清的人掌权，魏延案件也就一直没有反过来的可能。所以，杨仪也不会被追究责任。
一些人，为了登上权威的宝座，不惜把真理踩在脚下。
魏延，这个战场上所向无敌的英雄，在自己人的算计里败下阵来。《三国志》以惊心动魄的文字，记载了魏延的结局：魏延逃亡后，杨仪派马岱追上去，马岱斩杀魏延，然后把魏延的首级献给杨仪邀功，杨仪亲自踩在魏延的头上，骂道：“庸奴！复能作恶不？”这时，杨仪心里肯定是爽极了：看你以后还能不能在老子面前拔刀！小人得志便猖狂，杨仪又派人到汉中，夷灭魏延三族。
可以肯定，《三国志》对这件事的记载，没有出错。鲁迅先生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这句话，完全可以用在杨仪身上。
可叹魏延，一代豪杰，生里走过死里来过，没死在敌人手里，却被自己人残杀！
可悲魏延，一身豪气，威震汉中，叱咤风云，死后落得了千古“反”名！
魏延啊，当你被杨仪踩住头颅时，为何不再气壮山河地慷慨陈词——
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
良知被挤压得无处可存，但是我们仍然感觉到它的力量。蒋琬，魏延案件的实际拍板者，后来还是通过一个非常隐秘的方式表达了对魏延的忏悔。延熙元年（238年）冬十一月，大将军蒋琬出屯汉中。凄厉的寒风里，蒋琬望着破碎的山河，想到蜀汉无人，想起在这个地方，二十年前，魏延曾经无比豪迈地说：“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魏延的战场传奇，在蒋琬的记忆里复活。蒋琬叹口气，传令下去，对魏延重新以礼收葬，并在墓前立了石马⑥，以纪念魏延的战功。
可是，蒋琬毕竟没有勇气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
我们是通过分析《三国志·魏延传》的错误而知道蒋琬的错误的。以“信史”著称的陈寿，为何在一篇人物传记里犯了这么多错误？魏延事件，就由得他任意打扮吗？
其实，陈寿本来对魏延案件是了如指掌的。
历史家的难言之隐——
陈寿是蜀汉巴西郡安汉县人，出生于蜀后主刘禅建兴十一年（233年），魏延事件发生时，他已经两岁了。陈寿的父亲，参加了街亭之战，在马谡军中担任参军。战后，马谡被斩，陈寿父亲也被株连，受到髡刑的处罚，就剃去头发，这是种极具污辱性的处罚，然后逐出军营，这个时候陈寿的父亲才回到家乡，几年之后结婚生子，得了陈寿。蜀汉灭亡那一年，陈寿三十一岁。蜀汉历史，对于陈寿来说，是当代史。
陈寿在大约在18岁时进入了太学学习，谯周是他的老师。诸葛亮去世后，朝廷派时任益州劝学从事（相当于省教育厅长）谯周第一个去南谷口吊丧。谯周是成都方面第一个亲临“南谷口事件”现场的人，掌握了魏延案件的第一手资料。陈寿与老师谯周的关系格外亲密，谯周不可能不告诉他魏延事件的真相。
既然如此，陈寿又怎么对魏延事件的记载如此漏洞百出？
陈寿写作《三国志》时，距魏延事件只有四五十年，但是蜀汉没有史官，因此陈寿对蜀汉历史的记载，主要依据是蜀汉朝廷的文书、公告等，还有当事人或者相关人的讲述。
陈寿写完《三国志》时刘禅已死，但其“子孙（在晋朝）为三都尉封侯者五十余人”，这是一股强大的官场势力！魏延案件的处理，刘禅虽然仅仅起签字盖章的作用，但是名义上是刘禅的行为。刘禅的子孙，允许陈寿揭露真相，为魏延事件翻案吗？陈寿若真如实写刘禅制造了一场三国奇冤，刘禅的子孙可能就会到晋朝皇帝那里控告陈寿诬蔑后主。
陈寿写《三国志》时虽然晋已统一全国，但前三国人物关系犹存。刘禅投降后，蜀人在晋朝做官的很多，许多魏延案件制造者的后人在晋朝为官、为将，他们能允许陈寿揭露真相，为魏延事件翻案吗？那些魏延案件的受害者、被诬者人数众多，其后人见到陈寿揭露魏延案件的真相，能不起来和魏延案件制造者的后人闹事吗？
有时，距离远了，才能真切地把握。
为了“和谐”，为了“稳定”，陈寿只能牺牲真相，按照蜀汉朝公布的信息为魏延立传。陈寿写的历史 ，距离现实很近，反倒难以写出真相来了，因为他不能置身事外。古有假历史，今有假新闻。记录历史的人，和记录现实的人，都有自己的难言之隐。
就这样，魏延，作为一个话题人物，留在了历史上。魏延，注定要永远活在人们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