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有这么一种连傻瓜都能轻松使用的引爆管就好了。”
教授示意服务员结账。奥斯邦还直愣愣地坐在那里，眼神飘忽，就好像刚刚饱受了精神折磨一样。直到服务员收了钱离开，奥斯邦才站起身，一脸的不悦。
“这让我如何是好。”奥斯邦自言自语道，“云德因为支气管炎，已经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了。他很可能再也没法下床活动了。迈克里斯现在正在乡村度假，有个出版商给了他500英镑，让他写本书。他能写出来什么好书。他在监狱里关了那么久，早就没有逻辑思考的能力了。”
教授正站着扣大衣的扣子。他一脸不屑地看了看奥斯邦。
“你准备怎么办？”奥斯邦疲惫地问道。他怕红色委员会怪罪于他。在委员会里，没有谁的职位是安全的，奥斯邦也不知道自己的成员身份能维持多久。如果委员会对这次的爆炸案十分生气而迁怒于他，取消他们对“无产阶级未来”宣传册出版的资金支持，那维罗克这件事真是办得太蠢了。
“和极端的行动保持一致是一回事，和愚蠢鲁莽站在一起是另一回事。”教授冷冷地说，“我不知道维罗克发生了什么。这事有蹊跷。但他现在人已经不在了。无论你个人的感受如何，现在，对整个队伍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和维罗克撇清关系。你们要竭力表明，你们和维罗克没有任何关系。你们能做得多么可信，我就不知道了。”
教授已经穿戴整齐，准备离开。他真的非常矮小，站着也就和坐着的奥斯邦一般高。教授扶了扶眼镜，盯着奥斯邦。
“你可以让警察给你出具一份行为良好的证明。他们知道你们每个人昨晚是在哪里过的夜。如果你去找他们证明的话，说不定他们会同意给你一份昨晚不在案发现场的证明。”
“他们肯定知道我们和这次的爆炸案没有一点关系，”奥斯邦不快地说，“但他们不一定承认啊。”奥斯邦在不停地思考着，完全忘记了站在他身旁的教授，“我一定得去找迈克里斯，我得让他在集会上好好讲一番。大家在心里还都挺敬重迈克里斯的，他说的话有一定分量。我也认识几个日报的记者。迈克里斯说的话肯定也是瞎胡扯，但他善于措辞，肯定能帮我们大事化小。”
“就是说些甜言蜜语呗。”教授低声插话道，面无表情。
困惑不堪的奥斯邦依然在自言自语，就好像是独处的人在自我反思。
“维罗克这家伙也真够混账的。给我留下这么一个烂摊子，我也不知道……”奥斯邦咬的嘴唇。他觉得如果直接去维罗克的商店打探消息的话不太合适。现在，警察一定已经在维罗克商店周围设下了埋伏，他们一定会抓些人回去审问。他越想情绪越激动，明明没有做错什么，自己的革命生涯却因为这次事件受到了严重威胁。可是，如果不去维罗克的商店的话，他有可能会错过许多重要的信息。他转念又一想，如果公园里的那个人真如晚报所说，已经被炸得粉碎，那警察一定还无法确认他的身份。这样的话，警察没有理由会在维罗克的商店周围布置更多的警力。警察早就知道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喜欢光顾维罗克的商店，但无政府主义者经常去的地方多着呢，警察没有必要针对维罗克的商店。反正，在这个时候，各处的警察都增强了警戒，也没什么好担忧的。
“我现在该怎么办？”奥斯邦脱口而说，自己和自己商量。
教授在他旁边嘲弄地说道：“傍个女大款吧。”
教授说完就离开了。奥斯邦对教授最后的那句话感到十分意外，他起身想站起来，却没有成功，就像被死死地钉在了凳子上一I样。门口孤零零的钢琴又执著地奏出一些乐曲，最后换成了一组民族风曲调。奥斯邦上楼离开酒吧时，听到钢琴在演奏《苏格兰的蓝铃铛》。他穿过大厅，推开大门，背后的钢琴声越来越弱。
门前人行道上有许多卖报纸的人，他们沿路边一路排开，个个都赃兮兮的。现在是早春，天气阴冷料峭。昏暗的天空，泥泞的街道，衣着褴褛的卖报人，搭配起来竟也是一幅协调的图景。报纸的材质很劣质，油墨还没干。下午，人流来来回回，穿梭不止。这时候，报纸总能卖得很快。奥斯邦站在门口左右张望。一步踏入了人流。而教授早已不见了踪影。
第五章
新线索
教授出了酒吧，向左拐，走进了一条小街。他走路时腰背挺得很直，尽管如此，几乎每一个和他擦肩而过的人都比他高。他不想再欺骗自己，听到奥斯邦说的那个消息后，他确实感到失望。不过那也只是转瞬即逝的感觉而已。他这人寡欲又隐忍，这种事件或其他类似的失败尝试都不会让他有任何情绪波动。他想，也许下次，或者下下次，这群革命者能干出点惊天动地的大事，真正地憾动社会不平等的根基，让法制的大厦出现裂缝。教授出身平庸，长得又不出众，虽然天资聪颖，却一直不受重用。他听过很多穷人通过自己的努力赢得地位和金钱的故事，他深受这些故事的鼓励。他的思想非常极端，甚至可以说是单纯至极，简直就像是一位苦行僧。他一心想获得权力和荣耀，却不懂得社会运行之道，不谙世事。他不想依靠任何人的帮助，不懂得待人处世之道，不愿意社交，一点也不圆滑老练。他就想依靠自己的才能。他觉得，单凭自己的才能，他就可以毫无疑问地取得成功。教授的父亲是一位宗教狂热者，他全国巡回传播自己的基督教思想，对自己的正直感到十分骄傲。教授在性格上属于个人主义者，他也继承了父亲的极端思想，只不过他父亲对宗教的热忱到他这儿变成了对个人雄心追求的狂热。教授一直雄心勃勃，他认为追求自己的志向也是神圣的事业。只有当他前进的道路受到重重阻碍时，他才真正认清这个世界，看清楚这个世界的虚伪、腐败和侮慢；就连正当的革命都要把个人的意志作为信条。教授感到十分义愤，他决定用破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而且他认为他所做的郎是理所当然的。尽管摧毁公众对法制的信仰不是最完美的选择，但教授深知，如果没有集休或者个人的破坏力量，现行的社会秩序很难瓦解。他一直把自己当作社会的道德催化剂。通过一系列不顾一切的反抗行动，他现在似乎已经为自己赢得了一定的权力和名声。他受过了那么多的不平等待遇，吃了那么多的苦，因此，他非常需要这种受人敬仰的感觉。这种感觉能让他起伏的内心平静。就和平常人需要满足虚荣心，需要填饱肚子，需要让自己的良心好过一些一样，教授作为一个热诚的改革分子，所追求的是内心的平静。
矮小的教授被淹没在人潮中。就算走路，他还一直自负地想着自己的能力。他一只手始终放在左边裤子口袋里，别人都看不到，他正轻轻地抓着那个橡胶引爆管。他现在如此自由、如此狂妄都靠那东西。走了一会儿，他开始变得烦躁起来，他不喜欢看到街上拥挤的车辆，还有川流不息的人群。他走的这条路又直又长。其实和其他主要道路比起来，人流车流并不算多。但放眼望去，他觉得周围一望无际的除了房子就是人。他瞧不起这群普通人，乌压压的就像一群煌虫，忙忙碌碌的就像一群蚂蚁，头脑空空，毫无思想，无论工作还是生活，都盲目服从，没有目标，没有感情，没有逻辑，甚至都不知道恐惧。
教授最担忧的就是这个了：对恐惧的无动于衷。他独自一个人走路的时候，经常会有这样一股情绪袭来，那就是对自己同类的恐惧和不信任。要是无论发生什么，这群人都麻木不仁怎么办？但凡希望理解人性的人都会和教授一样遭遇过这种情绪，例如艺术家、政治家、思想家、改革家和圣人。教授的这种想法其实很卑鄙，他又是长久一个人居住，这让他极端的性格更加严重。教授现在特别思念他的房间，还有他上锁的大碗橱。家是他这个完美无政府主义者最好的避难所。为了能早点到达车站，他拐出了这条还算热闹的街道，穿进了一条又窄又暗的胡同。胡同的一边还矗立着许多低矮的灰砖瓦房，房屋的样子十分破败，就好像随时都有可能倒塌一样，难逃被拆的命运。没有人还住在这样的房子里面。胡同的另一边还是有点人烟的。在这条胡同唯一的一盏煤气灯下有一个卖二手家具的商店。商店面积不大，却很狭长，里面堆满了各种衣橱碗柜。一眼望去，满眼都是桌子腿，数不清有多少旧桌子。一面高高的穿衣镜立在其中，就像是一片茂密的森林中的一镜湖水。还有个孤零零的沙发，不知道被谁遗弃在这儿。可怜的是它身旁的两把椅子和它还不是一套的。走进这条胡同的可不止教授一个人。迎面有一个人正快步径直走来，在教授面前停下了飞快的脚步。
“你好啊！”那个人问道。他侧身站在一边，一副十分警惕的样子。
教授看到那个人也停下了脚步，身体侧向一边，肩膀差点碰到墙上。他右手扶住路边的一个破沙发，揣在裤子口袋里的左手下意识地抓紧了引爆管。教授依然面不改色，面色阴沉。透过他圆圆的眼镜片，教授猫头鹰般的眼神盯着对面那个人。
这两个人怎么会遇见呢？这就像是在一个满是宾客的房子里，人群熙熙攘攘，唯独这两个人在走廊上巧遇了。对面那个身材健壮的人穿着黑色的大衣，带着一把雨伞。他虽然戴着帽子，但是帽子被拉得很靠后，他的大部分前额都露了出来。虽然现在已是黄昏，那个人的前额看起来还是很白净。他有点黑眼圈，但眼神看起来还是十分锐利。他下巴宽宽的，子巴尖上留着长长的玉米须颜色的八字胡。
“我不是来找你的。”那个人突然冒出了这么一句。
教授没有做出任何回应。身后街道发出的热闹的人声车声现在已经似有似无，几乎完全消失。那个人正是总督察西特。
“你这是正往家里赶吗？”西特总督察话锋一转，简单地问了一句。
教授心里感到一阵欣喜：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其貌不扬的破坏者，面前站着的警官有着保护社会免受威胁的神圣使命，却也要敬自己三分。教授觉得自己比卡里古拉还要走运。卡里古拉为了满足自己残暴的欲望，要和整个罗马元老院对抗，而他在西特警官一个人身上就看到了他憎恨的一切——法制、财产、压迫、不公。他发现了这些敌人，并且高傲无畏地和他们对抗。为此，教授感到非常自豪。他反而十分高兴撞见了西特警官，这样的碰面让他更加深信自己高人一等、与众不同。
说起来，这次碰面完全是巧合。那天上午快十一点的时候，西特警官的警局接到了来自格林尼治的第一份电报。从那时候开始，西特警官就没闲着。一周前，他刚刚跟上司保证过这个地阶、无政府主义活动，结果却发生了爆炸案，这让他十分恼火。西特警官当时觉得这种保证完全没有问题，而且他深知上司的心理，他知道上司想听到什么样的话。他向上司保证，无政府主义者不敢在他的地盘上活动，只要那些无政府主义者敢策划违法活动，警局在24小时内就一定能够得到消息。西特警宫也确实有资本这么讲，他真的是一位很出色的警官。可这一次，他夸下的海口有些大了，有些不该讲的话他也讲了。聪明人都知道哪些该说，哪些不该说，不过西特警官也不能算是个聪明人。现在的社会瞬息万变，矛盾重重，聪明人绝对不会把事情绝对化。如果西特警官足够机智的话，他能下那种绝对的保证吗？换句话说，西特的上司也不是什么聪明人，要不然，怎么会看不出来西特的愚蠢？西特的上司要是聪明的话就不会提拔西特了。正相反，西特警官一路晋升得十分迅速。
“无论是什么时候，只要我们想抓他们，我们就能一个不剩地把他们全部逮捕。他们每时每刻的行动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西特警官当时是这么说。上司满意地笑了笑。高居总督察这样一个职位，说出上面那一番中听的话也是情理之中，总督察可不是白当的。上司也相信了西特的话，因为他觉得西特所讲的情况符合自己对现状的观察。可无论是西特还是他的上司，都是做官做久了，思考问题的方式难免官僚化，而且他们面临的问题不是理论问题，而是一个现实问题。在现实中，警察和策反者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说不好在哪一点就出了差错。所以，纵使计划得再周密，也会有疏漏的地方。某些疏漏可能是意想不到的，可能是某个地点没有监视到，可能是某段时间出现了空白。就算警察对一名无政府主义者监视得再严密，也总有那么一段时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