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趟民国:1912-1949年间的私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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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趟民国:1912-1949年间的私人生活- 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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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子恺1933年时曾著文说:“我每天还为了糊口而读几页书,写几小时的稿,长年除荤戒酒,不看戏,又不赌博,所有的嗜好只是每天吸半听美丽牌香烟,吃些糖果,买些玩具同孩子们弄弄。”40年后,丰子恺死于肺癌。
    数学家吕竹人香烟瘾极大,在清华任教时,与人闲谈半小时能抽一匣。他的宿舍整天烟雾弥漫,别人进不去,偶开窗户,烟味能传到十米以外。
    某年正月,北大教授周作人、马衡、钱玄同等同逛厂甸,撞见黎子鹤和张凤举,黎拿出刚高价收来的“酱油青田”印章给马衡看。马当时已有些眼花,将石头拿远些一看,便不客气地说:“西贝,西贝!”(意为假的)
    北大教授朱希祖喜好旧书,而且收旧书的本事极精,很多书商都弄不过他。他留着大胡子,琉璃厂旧书铺没有不知道“朱胡子”的。
    徐曾以《论烟》为题著文,头一句话就是:“烟是可爱的!”文中大谈抽烟的方式、抽烟的好处及享受抽烟的美妙:“吸的烟类,有‘旱烟’、‘潮烟’、‘纸烟’、‘雪茄’、‘斗烟’、‘鸦片’等,这些,我都喜爱。我爱在冬天太阳里听江南父老们喷着旱烟讲长毛的故事;我爱在田亩旁,在农夫们潮烟旁听田事的研究;至于房间中纸烟、雪茄、斗烟的烟雾里,同师友们与爱人谈些无系统的感想,当然是我所喜爱的事;而在鸦片烟旁听些或谈些深奥的问题,也是我所喜爱的事情。”“吸烟不当专吸某一类的,应当在适宜时候来吸各类烟才好,照普通生活来分配,早晨当吸水配,出门当吸纸烟,中饭后当吸雪茄,晚饭后当吸旱烟,星期日当吸一次鸦片,到田野去玩时该吸潮烟。”
    刘半农的业余爱好是照相。据说当年在非职业摄影家里,他的造诣名列第一,曾著有《半农谈影》一书。
    上世纪30年代,刘文典曾任清华国文系主任,同时在北大兼课。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教授。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散伙,教授们“各回各家”时,刘却留在了云南。据说这是因为他舍不得云土(烟土)和云腿(火腿),并由此而得了个“二云居士”的雅号。
    “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兴趣广泛。收藏是他的头等爱好,此外据张中行介绍,他还不乏其他雅兴:“他喜好围棋,我的邻人崔云趾(围棋三段,晚年评四段)教他许多年,据说造诣不高,距离初段还有一大段路。他也喜好京剧,学老生,唱得不怎么样,音量太小,可是老师很了不起,是鼎鼎大名的余派创始人余叔岩。他还喜好古琴,弹得怎样,有没有名师,我都不清楚……他喜好书法,常写,字我见过,面貌清秀,只是筋骨少,过于纤弱。下款总是署丛碧,这是他的别号。他能填词,我像是在谁的书房里见过他的词集,确切情况想不起来了。他还能作诗,我的友人蔡君告诉我说,曾见一本《洪宪记事诗》,后部续诗是张伯驹作的。总之他是个出于锦绣堆中而并不完全声色狗马的人物。”
    上海作家赵景深一度喜欢看根据名著改编的电影,有时一天连看几场。他还把这类电影说明书按作者名字的第一个字母排列起来,夹在一本讲义夹里,大约攒有一百多张。他曾承认,当年看这类电影的初衷是为了偷懒,以为看了电影就不必读原著了,后来感慨说:“这怎么行呢?”
    诗人朱湘嗜烟如命,在大冬天当袍子维持生计的困状下,他一天仍要抽一听(50支)白金龙烟。
    戏剧史家周贻白喜欢收藏业内艺术品。他把一种脸谱烟标贴在相册里,一共100号,一张不少。他还在账簿和讣文上贴四川高腔的脚本、刘宝全和山药蛋的秘本大鼓以及《抗金兵》、《五彩舆》之类。
    赵景深说:“我有一种癖性,常喜欢朋友所喜欢的,自然这也以自己范围以内为限。虽然仍旧是自己的癖性,没有朋友,或许会遭搁置;朋友也喜欢,我便感到兴趣盎然了。比方说,友人调孚喜欢弹词,我也跟着喜欢了一阵;现在他冷了,我也跟着他冷了。”
    徐调孚好昆曲,但不是票友。仙霓社所演的几百出昆曲,他场场不落地看过。还替仙霓社编了一个《戏目索引》详细注出见何曲谱,在第几册,第几卷。
    学者熊佛西喜欢兰花,栽培有道,能用一盆兰花分殖成几十盆。他的心得是不能多浇水,只喷云雾;在泥土里挖个小洞,灌入香油,以防虫患。熊痴迷于此,甚至动过这辈子当个园丁或花匠的念头。
    学者章川岛的乐趣是收藏钞票。号码依次排列或倒序排列或有规则的排列。赵景深受其影响,一度也收藏钞票,都是一百张一扎的新票,但一遇钱紧,又把它们花出去,因而始终不成气候。赵集藏纸片的爱好很杂,例如他一生未曾抽过半根烟,直至晚年还留有不少烟标;类似书信、结婚请柬、名片、贺年片、戏单乃至讣告等,他都收藏。
    曹聚仁生活中有一绝,他说:“即如我一生,没抽过烟,没喝过酒,也没打过牌。这是我的爱人所知道的;但,我能辨别烟叶质地的好坏,头叶二叶的高下,香烟配药的异同,我相信吸一辈子烟的朋友也未必有我一半的知识……我知道如何发酵,如何煮饭,如何配药,如何煮酒,酒的成色如何,连邓粪翁(邓散木)诗人与酒人,只能让我多嘴了。我从来不赌博,但我是研究或然律的人。”
    俞平伯酷爱昆曲。俞在清华任教时,家里聘了个笛师。课余或节假日,他便拎着一个篮子,内有笛子曲谱热水瓶茶杯之类,与妻子并笛师到学校后面的圆明园废墟中连吹带唱,往往一唱就是一天。天气不好时则在家唱,有时候能唱到后半夜。张中行回忆说:“记得30年代前期的一个夏天,我同二三友人游碧云寺,在水泉院看见俞先生、许夫人,还有两位,围坐在茶桌四周唱昆曲。”俞平伯1933年的日记中有他唱昆曲、俞振飞吹笛伴奏的记录,可见其昆曲造诣之高。
    周作人说:我不吸烟,用吸烟的时间看书,以破闷。林语堂则嘴不离烟斗,并在他主编的《论语》上大写赞美吸烟的文章,“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这句话的著作权就属于林语堂。
    叶灵凤收旧书,自然爱逛旧书店。他说:“在旧书店里,你不仅可以买到早些时在新书店里错过了机会,或者因了价钱太贵不曾买的新书,而且更会有许多意外的发现;一册你搜寻了好久的好书,一部你闻名已久的名著,一部你从不曾想到世间会有这样一部书存在的僻书。”他曾在上海北四川路一家名添福记的旧书店,买到一册巴黎版的《优力栖斯》和一册只合藏在枕函中的毛边纸的《香园》,一共花了一块四。老板那天喝多了,以当时的价格,前者值十美元,后者在100法郎以上。
    邵洵美是集邮爱好者,手里有几张名贵票。一张是龙票,极其珍贵;另一张是民国初期的试制邮票,以飞船为图案,乃孙中山亲自设计,因未投入使用,属于样张,几乎就是海内孤本。1943年,邵曾为文发表于《国粹邮刊》上,马上引起行家的特别关注。
    徐凌霄是与邵飘萍齐名的记者。他好京剧,不单是欣赏,而且对京剧极有见地。例如他认为京剧是严格的歌舞剧,唱是歌,道白也是歌,而且是更难唱好的歌,内行有“千斤道白四两唱”的说法。京剧舞台上的一举一动全都是舞,全要和音乐合拍。又例如他认为京剧的表现形式是抽象的,一般不用布景。马鞭一扬,就算驰马了。京剧舞台的任何布景,都会限制甚至破坏剧情。
    朱自清在俞平伯家学会了打桥牌,一时上瘾。每次打完牌,又痛悔荒度光阴。
    鲁迅在北京住绍兴会馆时,一度以抄古碑打发日子。一次章衣萍去访鲁迅,见他正抄《六朝墓志》,便问他抄这些目的何在,鲁迅答:“这等于吃鸦片而已。”
    瞿秋白多才多艺,爱好甚广,篆刻即其中之一。茅盾曾忆及一件趣事:“当郑振铎和高君箴结婚仪式之前一日,郑振铎这才发现他的母亲没有现成的图章(照当时文明结婚的仪式,结婚证书上必须盖有主婚人,即双方家长,介绍人及新郎新娘的图章),他就写信请瞿秋白代刻一个。不料秋白的回信却是一张临时写起来的‘秋白篆刻润格’,内开:石章每字二元,七日取件;如属急需,限日取件,润格加倍;边款不计字数,概收二元。牙章、品章、铜章、银章另议。郑振铎一看,知道秋白事忙,不能刻,他知道我也能刻图章,就转求于我。此时已为举行结婚仪式之前夕,我便连夜刻了起来。第二天上午,我把新刻的图章送到郑振铎那里,忽然瞿秋白差人送来一封红纸包,大书‘贺仪五十元’。郑振铎正在说:‘何必送这样重的礼!’我把那纸包打开一看,却是三个图章,一个是郑母的,另两个是郑振铎和高君箴的,郑、高两章合为一对,刻边款‘长乐’二字(因为郑、高二人都是福建长乐县人),每章各占一字,这是用意双关的。我一算:润格加倍,边款两元,恰好是五十元。这个玩笑,出人意料,郑振铎和我都忍不住捧腹大笑。自然,我刻的那个图章,就收起来了,瞿秋白的篆刻比我高明十倍。”
    上世纪20年代,商务印书馆编辑傅东华每年要犯一两次“轮盘赌”的瘾。届时他先是把家里的现金输干净,再把妻子的首饰、衣服和自己的衣服送到当铺,最后是以种种借口向同事朋友以及一切他认识的人借钱,从一元到百元不等。直输到不能再向同事朋友开口了,他在家睡上一两天,这赌瘾就算过去了。于是他开始发愤翻译书挣钱,得了钱先还债,再去当铺赎回首饰、衣物等。渐渐等到手头有点积蓄,就又到了犯赌瘾的时候。
    学者罗尔纲随胡适到北平后,养成访书的爱好,自认为这“成为一个最感兴趣的生活”。初入北大时,月薪仅60元,不得不写稿挣外快贴补家用。后工资涨至130元,他仍过着90元一月的生活,囊有余钱,便去琉璃厂、隆福寺、头发胡同、东安市场等处逛书摊。
    抗战前,胡适住北平米粮库时,每晚6点下班,11点回家。这段时间是他一天最快乐的时光。罗尔纲说:“他不打麻将不跳舞,不看电影,不听京戏,他做什么娱乐呢?他喜欢倾谈,那他的娱乐就是倾谈吧。”
    鲁迅每天抽两三盒烟。1925年的一次病后,医生给了鲁迅若干警告,鲁迅在写给友人许钦文的信中说:“医生禁喝酒,那倒没有什么;禁劳作,但还只得做一点;禁吸烟,则苦极矣,我觉得如此,倒还不如生病。”11年后,鲁迅因肺病去世。
    钱穆说:“余好吹箫,遇孤寂,辄以箫自遣,其声乌乌然,如别有一境,离躯壳游霄壤间。”
    当年程小青和周瘦鹃相约戒烟。犯烟瘾时就用陈皮梅和五香豆替代香烟。忽一日包天笑从香港给两人各寄来两罐三五牌香烟。两人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终于没抵住诱惑,破戒复吸。有人事后评说:“引人入胜,是卷烟本色,包公可谓替物行道者焉。”
    学者潘光旦说:“除了收藏书籍,我就只爱好旅行了。在上海是青年会约我到各地去讲演的。在云南我每一次暑假总要到外面去跑跑。”潘一生爱书,1926年,他从美国留学回来,在上海下船的时候,兜里只剩一块钱,还不够付回家的交通费,因为回国前,他把所有的钱都花在买书上了。
    杨杏佛喜欢骑马,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时,他在上海大西路养了两匹马。逢星期天,他都会驾车出游,然后到大西路、中山路一带骑马一两小时。
    “五四”时期,唐山煤厂的工人在八九千上下,他们的日工资为2角,月薪6元。他们往往拼命干活,把两星期的工赶在一个星期做完,余下的一周便出去吃喝嫖赌。李大钊分析说:“因为他们太无知识,所以他们除嫖赌酒肉外,不知道有比较的稍为高尚的娱乐方法,可以安慰他们的劳苦。”
    顾颉刚在北大读书时,爱逛戏园子,有钱就去广和园、中和园、天乐园、广德楼等地听戏。他曾休学半年,其间几乎天天泡在戏园子里。
    梁实秋说:“麻将一道要推太太小姐们最为擅长。”他曾听说某太太有接连三天三夜不离开牌桌的纪录,后来身心近于崩溃,吃什么吐什么。他还认识一个太太,每天午后二时一切准备就绪,然后呼朋引类,一直打到深夜。梁实秋的朋友卢冀野和她多次交手,曾说:“国民政府于各部会之外应再添设一个‘俱乐部’,其中设麻将司,司长一职非这位太太莫属。”
    画家颜文樑少时喜欢吹军号,其父生性好静,对他的这个爱好颇为反感,不许他在家吹,颜便爬到屋顶上照样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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