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政创建时，外籍雇员的雇佣合同实际是和建厂计划捆绑在一起的，所以建厂计划完成之日，也就是这些洋员合同到期之时。沈葆桢等认为，船政的外国雇员到期后应该不再续约，鉴于洋员们在合同期间表现出色，尽心尽力完成了东家安排的任务，应当按照当初定下的赏格予以奖励。普通洋员之外，项目总承包人、洋员正监督日意格“始终是事，经营调度极费苦心，力任其难，厥功最伟”，应当予以破格重奖。船政建厂初期与日意格发生矛盾，但是与左宗棠私交甚好，后来改投入西北左宗棠军中的原洋员副监督德克碑，也被列入推荐褒奖名单，原因是“经始之时度地计功，购料雇匠，驰驱襄事，亦未便没其微劳”（2）。
船政建厂五年计划完成时，清政府向有功人员颁发功牌作为奖励。功牌分为金牌与银牌，材质分别为银质与铁质，性质类似现代的勋章。照片中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收藏的实物。
两份奏折经同治皇帝御览后，均批发由总理衙门负责讨论，拿出参考意见。1874年1月6日，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奕沂领衔奏报商议的结果。关于洋员的赏赐方案，除驳回了封日意格为男爵的请求外，总理衙门对于其余各项要求的答复非常爽快，均建议予以准奏。同治皇帝立刻谕旨批准。按照建厂合同的约定，一共发给十五万两银巨款，用作洋员的奖金和回国路费。日意格、德克碑还各得到一枚一般只授予外国元首的一等双龙宝星勋章，此外日意格格外获得了加一品衔，赏穿黄马褂等无上荣耀。（3）同时，清政府向所有船政建设的有功人员颁发勋章（功牌）以作奖励，勋章正面为双龙簇拥下的“大清御赐金牌”文字，背面则是激情四溢的“福州船政成功”六字。（4）
当闽海关、福建税厘局解送的十五万两银和清廷颁发的各种赐物到达船政时，“各员匠感戴皇恩，欢声雷动”。随后在欢天喜地中，雇佣的英、法洋员尽数按约离开船政，带着大笔奖金喜归故里。阿思本舰队事件中那种洋人到达中国后，就凭借技术百般要挟、勒索，不肯离去的情况，在马尾没有重演，船政雇佣外国技术人员的计划获得善始善终。
关于建厂计划完成后，船政究竟应当为了节省经费而尽弃前功，停止造船，还是继续发展，争取日起有功的问题。总理衙门商议的结果显得模棱两可，先是称船政“图始维艰，既费百万之帑项，复竭六七年之经营，现甫立有基址，中国匠徒且能放手自造，若尽弃前功，诚属可惜”，认为沈葆桢建议的继续发展方案，“系为中国力图自强之意”。但之后又说“惟每岁造船之费尚有限制，而以后成船日多，养船修船之费，层迭加增，诚恐为数愈巨，势不能支”。建议原则上支持继续造船，但是需要就经费问题由南北洋大臣会商解决后，才能做出决断，将资金问题这只大皮球踢给了地方督抚。
受悬而未决的资金问题制约，船政继续发展的方案就此搁置。无论是清政府中枢，还是南北洋大臣，都没有再接续下文的。船政建厂时设定的从闽海关提取的经费，只够维持船政的正常运行和拨发船政舰队所需的养船费用和薪粮开支，无力满足新造舰船所需。自第十五号轮船“大雅”下水后，船政厂区就变得冷清了起来，一座座船台全部空置，满目的萧条景象。这种停滞状态一直到1874年台湾事件爆发后，才出现了重要的转机。当年8月25日，沈葆桢从海防等实际需求出发，再次上奏清廷。这次没有再婉转地提出两项方案，要求二选其一，奏折直奔主题，请求批准船政继续建造军舰。强调平息台湾事件，军舰已不够使用，而且“厂中多造一船，即愈精一船之功；海防多得一船，即多收一船之效。况由熟生巧，由旧悟新，即铁甲船之法，亦可由此肇端”。清廷受寇氛日逼的形势触动，当即发上谕：“闽厂轮船，即照所请，准其续行兴造得力兵船，以资利用。”（5）
外敌进犯的刺激给清政府打了一针激素，船政继续发展的大方向终于定局。但是和当初制定的五年建厂计划不同，这次转型再启动时，既未对资金保障作多少安排，也没有对技术发展提出系统方案，显得仓促、草率。不过，如果不是受到外敌的刺激，清政府可能连这样草率的决策也不会做出。临急抱佛脚，这就是晚清政府在洋务事业决策上存在的一个典型通病。
“元凯”舰
船政再度启动造船计划时，船政大臣沈葆桢正受命奔赴台湾防务，原先组织了“扬武”、“伏波”级军舰生产的船政提调夏献纶，也早被调任台湾兵备道，船政急需一名干练的官员来担起全厂的指挥、调度工作。与以往的情况有所区别的是，此时船政外国雇员已经全部解聘离去，在已无西方技术人员指导和技术顾问的情况下，领导船政重开造船事业的这副重担显得格外艰巨。
经过反复思量，沈葆桢最后推荐了福建侯官籍的船政提调吴仲翔，委任其来领导厂务。吴仲翔，字维允，与船政大臣沈葆桢不仅仅是同乡，二人还有着与众不同的特殊关系。吴仲翔既是沈葆桢的妹婿，同时还是亲上加亲的儿女亲家（吴仲翔的女儿嫁给沈葆桢的儿子）。船政开办之初，沈葆桢上任船政大臣时，吴仲翔就随其进入船政，担任文案等职务。船政第一艘蒸汽军舰“万年清”建造工程中，吴仲翔还曾跟随当时的总工程师达士博赴暹罗等地采办船料，办事极为得力。正是看到吴的行事能力，以及在船政的资历，沈葆桢举贤不避亲，在渡台以后，就将船政接续的具体事务交由吴仲翔负责。
得到清廷批准船政继续造船的上谕伊始，沈葆桢就立即致信吴仲翔，命令其抓住时机，从速着手新军舰的建造，以使船政的继续发展成为既成事实，防止旁生枝节。紧接其后，妹婿的办事效率丝毫没有让沈葆桢失望，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新军舰所需的船料已经大致采购办齐。1874年10月30日，闲置已久的船政木工车间里，重新忙碌起来，新军舰所需的肋骨开始加工。一切前期工作准备停当后，12月5日，吴仲翔主持仪式，为新军舰铺设龙骨，宣布开工。这艘船政建厂五年计划完成后新造的军舰，在船政工厂序列内列作第十六号轮船，沈葆桢为其命名为“元凯”，是为福建船政第一艘在完全没有外国技术人员参与情况下建造的军舰，船政发展的新时期就此开始。（6）
根据沈葆桢的要求，“元凯”舰选择的仍然是150马力炮舰的设计，即船政建造数量最多，也是设计、建造最熟悉的“伏波”级船型。由于“伏波”级最后几艘军舰被改型为商船，沈葆桢特别强调，从第十六号军舰“元凯”开始，150马力军舰的舰型回复为军舰式样。
没有另辟蹊径，独自进行新的设计，而是选用旧有的舰型，无外乎是从稳妥保险出发，属于船政国人自造阶段的最初尝试，也是进一步的技术积累。
以“伏波”级作为母型的“元凯”舰，舰体木质，属于炮舰舰型。舰长66。56米，宽10。24米，吃水4。16米，舱深5。28米，军舰外观和“伏波”级相似，都是飞剪船首，双桅单烟囱。“元凯”舰排水量为1258吨，选用和“伏波”级后续军舰相同的动力系统，即船政自造的150马力蒸汽机，配套两座方型低压燃煤锅炉，主机实马力580匹，单轴推进，设计航速10节。（7）虽然蒸汽机型号、舰型等都与“伏波”级军舰类似，但是“元凯”是诞生于完全国造时期的军舰，因而本书并不将其作为“伏波”级军舰考量。
舰型是熟门熟路的老设计，加之所需的蒸汽机、锅炉等又是船政早已造好的库存，“元凯”舰的建造速度显得非常之迅捷。在已无洋员顾问、协助的情况下，建造过程也并未遇到多少技术上的困扰。至1875年年初，全舰工程已经完成大半。然而就在此时，经费不足的问题如同恶魇一样出现了。由于事先未从清廷获得如何解决船政经费的意见，船政从1874年10月重新启工以来，各种费用累积相加，已经亏欠了二十万两巨款，船政职员的工资、薪饷都无从支付，迫使沈葆桢不得不从台湾防务经费中借用。“元凯”舰仅仅只能勉力购办造舰所需的各种材料，至于军舰所需的武备购置，成了无米之炊。
1875年6月4日，“元凯”舰建造完成，顺利下水。经过一个多月的舾装，7月30日，全舰竣工，随即在船政旁的马江江面试验轮机。一番调试、磨合后，8月16日，在船政的著名舰长贝锦泉管带下，“元凯”舰驶出闽江口，前往大洋航试，于8月31日抵达台湾安平，恰好迎接调任两江总督的沈葆桢返回大陆。乘坐着船政完全国产自造的“元凯”舰，沈葆桢感慨万千，军舰的建造质量令他十分满意，“发轫之始，即涉横洋，船身完固，轮机灵捷，与‘伏波’等。”然而站在飞桥上，一眼就能望见一个个空荡荡的炮位。“元凯”舰的炮位布置样式和“伏波”级大体相同，即一门换门架式主炮，配合多门侧舷副炮。“元凯”建造时对“伏波”级的设计略有变动，将侧舷副炮的炮位从六个增加到了八个。可是因为缺乏资金，无力购置火炮，船政从库存中勉力调用了三门火炮装备上“元凯”，舰上还空缺着六个炮位，只能期待将来“元凯”舰找到一个好东家，认领调拨后再配备完整了。（8）
“元凯”建成之际，带着对船政事业的无限留念，和对未尽的资金问题的万般忧心，沈葆桢离开福州，赴任两江。对于其走后的船政接班人人选，沈葆桢先是推荐了著名的湘系开明官员郭嵩焘，因郭嵩焘已被派任为驻英公使，遂又推荐“果毅精明，不避嫌怨，近日讲求洋务罕出其右”的山东巡抚丁日昌。在丁日昌到任之前，船政的厂务仍由吴仲翔负责料理。（9）
“船政足为海军根基”
就在沈葆桢调任北上的时候，“元凯”舰也踏上了北上的旅程。浙江是当时中国东南重要的财富之区，作为重要通商口岸的宁波，在浙江沿海的地位十分重要。港口航路繁忙，船舶众多，为了预防海盗劫匪，同时兼顾海上救护，宁波港对于蒸汽化军舰的需求十分迫切。早经船政调用了150马力炮舰“伏波”号前往驻扎听用，但是浙江沿海洋面广阔，岛屿众多，航运繁忙，仅仅一艘军舰并不敷调派，经浙江巡抚杨昌浚商调，新造的“元凯”舰花落浙江。
1875年9月12日，在首任管带贝锦泉指挥下，“元凯”驶离船政码头，开航浙海。两天之后，通过甬江口，顺利抵达宁波，与停泊在港的“伏波”舰会合。船政两代150马力军舰，同时在异地相会，同军服役，上演一出佳话。得悉“元凯”到来，浙江巡抚立刻安排宁绍台道和浙江提督黄少春等官员登舰验收。经检查验看，认为“元凯”舰“坚固结实”。之后，验收官员又乘坐“元凯”由宁波驶往镇海进行航试，水手们使用测速板等工具，测得航速近10节，符合设计指标。对于“元凯”舰欠缺的六门火炮，浙江提督黄少春提出了一个方案，准备全部添置安装120mm口径的火炮。但从后来的情况看，浙江省始终没有完成这项工程，因为这艘军舰难保将来不会再被调拨他处，到时候为其所花的钱款都将为他省做嫁衣。由此“元凯”在浙江服役期间始终只装备着三门火炮。
为尽量节省钱粮开支，船政在“元凯”建成，配置船员时，可能仅仅编制了轮机、水手等必要的人员，到达浙江后，空缺的人员便由浙江补齐。浙江水师从派在“伏波”舰，已经训练纯熟的提标左、右营的官兵中，抽调了二十人补缺。此外，“元凯”舰的管带贝锦泉并没有留在老家宁波，只身返回船政，“元凯”的管带一职由浙江省委任游击陈文英担任。至此，“元凯”成为浙江沿海水师的一员，担负起了宁波、温州等处巡缉洋面的任务。（10）
1884年，中国沿海风云骤起，8月23日，中法马江海战爆发。清政府急令南、北洋水师派出军舰南下支援，加强闽台防御。1885年2月12日，南洋水师派出的“南琛”、“南瑞”、“开济”、“澄庆”、“驭远”五舰编队，航行至浙江石浦附近海面时，遭遇法国舰队追踪。“澄庆”、“驭远”就近避入了石浦港，后来不幸损失。突遇法国舰队后，南洋军舰统领吴安康不敢再前往闽海，率“南琛”、“南瑞”、“开济”三舰南逃后不久，于2月13日折返甬江口，抵达镇海。与南洋水师南下军舰的狼狈表现不同，当时由贝珊泉管带的“元凯”舰与船政同门兄弟“超武”舰正好配属在镇海口，依托甬江口阻塞线，担负了防御镇海的任务。
中法战争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