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长可自立”（4），“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5）。
清代舆图，“淮军攻克苏州图”。凭借着西洋进口的枪炮，上海炸弹三局生产的弹药，淮军在攻剿太平军的战斗中如虎添翼，江南重镇苏州的收复，预示太平天国政权覆亡已不远。
装备西式军械，采用西法训练的淮军，作战中果然如虎添翼，成了克制太平军的法宝。激烈的战争中，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的弹药军火需求。当时完全依靠进口解决，不仅价格昂贵，而且获取渠道时断时续，极不可靠。有鉴于此，李鸿章谋取自制西洋军械的努力，就从迫在眉睫的需求迈开了第一步。
1863年，一名刚从英法联军英军中辞职的英国人，走进了李鸿章幕府。马格里（Sir Halliday Macartney），字清臣（取意为大清之臣），苏格兰人，英国爱丁堡大学医科毕业，作为英军第99联队的军医随英法联军侵华。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马格理不愿回国，辞职加入常胜军，旋又投入淮军，后来更是娶了太平天国纳王（在苏州降清）的侄女为妻，和毕乃尔等认土归宗，入中国籍的外籍军官类似，都十分中国化。成为淮军一员的马格理，急欲显示自己的价值，尽管自己并非军械本行，仍从技术角度，向李鸿章提出一项重要建议。即淮军从西方购买弹药的成本太高，“买一颗从英国炮船上偷来的很普通的12磅炮弹要费30两银子，买一万粒最差的子弹也要19两银子，即6英镑。”“我告诉他（李鸿章），欧洲各国都开办大工厂制造军火，中国若为本身利益着想，也应该建立这样的厂。”为了让李鸿章相信此事的可行性，和自己的能力，马格里借担任淮军炮队教习之便，利用简单的工具，自行制造了一颗炮弹和一些引信等配件。
端详着马格里自制的炮弹，李鸿章自然不放心，专门寻找了机会，在不透露来源的情况下，请英法联军将领观看。最后好评压倒了疑虑，李鸿章当即命令马格里在上海松江淮军驻地附近开造军火，派直隶州知州刘佐禹配合管理，场地选择在一座古庙内。陪伴在悠扬的古刹钟声中，马格里和手下的技术工人依靠仅有的几把锤子和锉刀，开始了制造军需弹药的工作。
与此同时，为满足淮军对弹药的大量需求，李鸿章又派参将韩殿甲“督率中国工匠尽心学习”，模仿马格里，另开设一所军火厂。不久，又奏请将在广东有仿造西洋弹药经验的候补知县丁日昌调至上海，主持开办一个新弹药工厂。这三家附属于淮军的弹药供应工厂，史称上海炸弹三局。（6）
李鸿章的淮军使用洋枪洋炮，接连收复失地，成为举国瞩目的劲旅。其本人此时又破天荒地决策仿造西洋军火，而且颇有成绩，又成为名噪一时的新闻人物，以至清政府中央都直接从京师八旗火器营挑选弁兵，派往上海炸弹三局学习制造西式军火，而这又成为后来天津机器局的种子。
1863年末，随着淮军战线的前推，李鸿章下令将马格里的军火工厂搬迁到刚刚收复的苏州，成立苏州洋炮局，就近生产供应。恰好当时阿思本舰队被清政府退回拍卖，根据马格里的建议，李鸿章将阿思本舰队随船携带的车床机器全部购入，用于苏州洋炮局，进一步壮大了工厂的规模。此时，李鸿章已不满足于自制弹药，而是梦想着自行生产西式军械武器了。
与李鸿章拥有同样梦想的，是他的恩师曾国藩。
和李鸿章经历了类似的寻梦之路，曾国藩最初也只是为了供应湘军所需的西式弹药，于1861年在安徽安庆设立了湘军安庆内军械所，网罗徐寿、华蘅芳、李善兰等国内洋务人才于其中。从生产枪炮弹药开始，逐渐试制西洋枪炮，但是成果并不乐观，所造的西式行营炮“不甚合式”。有些特殊的是，曾国藩当时就流露出了对西洋轮船的浓厚兴趣，1863年安庆内军械所试制了一艘蒸汽小轮，结果“行驶迟钝，不甚得法”。
曾国藩，字伯涵，湖南湘乡人，道光进士出身。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曾国藩回籍办理团练，先后创建的湘军、淮军，形成两支影响中国近代历史的重要军政派系。曾国藩幕下人材辈出，接纳留美归来的容闳，不仅促成了江南制造局的快速发展，更进一步开阔了其眼界。鲜为人知的是，这张曾国藩照片，是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用容闳赠送的相机所摄。
自制比弹药更为复杂的西式军械遭遇重重困难时，曾国藩在暂设于安庆的两江总督署约见了一名着装奇特的茶商。广东香山人容闳，早年得教会资助赴美国留学，毕业于耶鲁大学，加入美国国籍。太平天国战争时代回国，起初同情太平天国，切身目睹太平天国政治实情后大失所望，改投商业。经好友李善兰、华蘅芳等引见，认识了曾国藩。曾国藩和容闳的这次会见，话题主要围绕自制枪炮展开，耶鲁高材生的一席议论令曾国藩茅塞顿开。容闳强调，中国如要开办军工厂，自行建造武器，最急切的就是完成基础的工业设施，即购买车铣刨磨钻等基础车床设施，“大致谓先立一母厂，再由母厂以造出其他各种机器厂”。而这正是几天前，容闳在与曾国藩的幕僚们聚会时言论的重复，“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也”。
整个交谈过程，曾国藩始终不露声色，称“此事予不甚了了，徐、华二君研此有素，若其先与二君讨论，后再妥筹办法可耳”。直到一星期后，容闳才明白了一切。曾国藩授予他五品军功，加蓝翎，命令其负责前往西洋购买“制造机器之机器”。所拨付的6万8千两经费，其中大半来自上海。曾国藩、李鸿章师徒对出洋购办机器，从而自制军械的计划，此时达成了共识。
1863年底，容闳与在上海结识的美国机械工程师哈司金（Haskins）前往泰西，开始了寻购机器的旅程。
高昌庙
容闳从上海出发时，即定下在美国购买机器的计划。但为了增广见闻，取道香港，首先到法国和英国游历，在伦敦参观了英国威斯窝斯机器厂，即福建船政军舰大量装备的威斯窝斯火炮的生产厂家。1864年初春，容闳乘轮船离开欧洲，转赴美国。当时美国正值南北战争末期，各机器厂应付国家订单尚力有不逮，根本无心招揽来自中国的生意。幸亏哈司金帮四处联络，终于在马萨诸塞州费区堡市的朴得南公司（Putnane＆amp；Co。，）签下合同，由该厂承接中国所需的上百台基础机器。
此后，所有机器的监造、包装等事，容闳悉数委托哈司金办理，自己则在参加了耶鲁大学的同学聚会后，在美国各地盘桓游历。
中国近代首批官派留学生——留美幼童计划的开创者容闳。
容闳游走在美国城市乡间时，中国国内发生了一桩大事。对久无音讯的外购机器活动显得没有耐心，李鸿章不愿继续坐待，开始了其他途径的尝试。“于就近海口，访有洋人出售铁厂机器，确实查验，议价定买，可以立时兴造，进退之权，既得自操，尺寸之功，均获实济”。1865年9月20日，李鸿章报告清廷，属下丁日昌已经在上海虹口寻访到一家有修造军舰，制造大炮、枪支能力的外国工厂，“实为洋泾浜外国厂中机器之最大者”，外国人索价出售。预感清政府遇到大额经费支出，必定不会痛快答应，李鸿章还预作准备，称江海关的几名雇员因犯案被革职查办，现在愿意出资购买这座外国工厂捐献给国家，以图“报效军需赎罪”。
江南制造局平面图。建立在高昌庙土地上的江南厂，从清末、民国至现代，一直是中国重要的工业生产基地。
即不用自己花费，又对镇压太平军、捻军起义有重要意义，如此周密的安排，清政府立刻予以批准。
丁日昌找到的机器厂，是19世纪60年代上海滩诸外商机器厂中规模较大的一座。厂名为Thos。Hunt＆amp；Co。，中国译作旗记铁厂，由美国商人科尔开办。由于坐落在虹口租界内，周围的外国人均对租界内存在一家生产军火的工厂感到不安，不愿别生枝节的科尔遂决定出售了事。李鸿章购得旗记铁厂后，为“正名辨物，以绝洋人觊觎”，起名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中国工业史上著名的“江南”品牌，就从这一刻奠定基础。
旗记铁厂的经理科尔、工程师史蒂文森等几名外籍技术人员，还有大量技术工人都被留用。淮军原先设立的上海炸弹三局，除马格里的工厂迁往苏州，后又挪往江宁成立金陵机器局外，其余的韩殿甲、丁日昌二厂的机器、人员均并入江南制造局，由丁日昌负责督办局务。眼见中国终于拥有了一家真正能生产西洋军械的工厂，李鸿章充满感慨，“臣于军火机器，注意数年，督饬丁日昌留心访求又数月，今办成此座铁厂，当尽其心力所能及者而为之，日省月试，不决效于旦夕，增高继长，尤有望于方来，庶几取外人之长技，以成中国之长技，不致见绌于相形，斯可有备而无患”（7）。
犹如给江南制造局成立献上的厚礼，旗记铁厂易主更名后不久，1865年底，容闳自美国订购的大批机器飘洋过海归来，曾国藩决定将这批机器全部拨给江南制造局使用，以壮大规模。1866年，江南制造局创始人李鸿章代替老师曾国藩，出任钦差大臣，率淮军北上剿捻，曾国藩返回江宁本任，继续担当两江总督。返回江宁途中，曾国藩特地绕道上海，查看江南制造局的厂务情况，目睹国外购得的机器都在正常工作的情景，“文正见之大乐”。同时曾国藩感觉到，小小的虹口铁厂内再也无法容纳如此庞大的生产规模了。
1867年夏天，上海城南高昌庙镇一夜之间热闹了起来。大批军队、民夫聚集而至，大兴土木。濒临黄浦江的大片土地上，一座座中西合璧的厂房建筑拔地而起，当年共建成机器制造、木工、铸铁、铸铜、打铁、修船、锅炉、火炮、步枪、火箭等多个车间（和福建船政一样，这些车间当时也都称为“厂”），制造局公所、文案房等办公、培训机构，以及煤场、仓库等材料堆储场所。在这连片建筑的入口处，门楼上赫然在目几个大字：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从这一年起，江南制造局便正式移师高昌庙，局面日益扩大，高昌庙从此也成了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一个重要代名词。
四海波恬
脱胎出江南制造局的美商旗记铁厂，原本是一家轮船修造企业，以此为主业，“铁厂向以修造大小轮船为长技”。自被中国人收购后，为了应付眉睫之迫的内战需要，火炮、枪支及弹药军需成为生产重点，源源不断供给淮军。同时，李鸿章开创江南制造局时，局务经费主要从淮军军费中支出，数量有限，根本无力涉及轮船，造船被暂时置之于次要地位，“如有余力，试造一二，以考验工匠之技艺”（8）。
曾国藩回任两江后，再度表现出对近代化轮船的热心。1866年4月，迁至南京的安庆内军械所，试航了一艘自制的明轮船“黄鹄”号。这条排水量25吨的小船，激发了曾国藩对获取大型军舰的向往。
江南制造局大门，照片拍摄于清末宣统年间。这座中国近代军事工业企业标志性的建筑现在已荡然无存，不过江南制造局门口大路的路名“局门路”，至今依然沿用。
1867年春天，曾国藩上奏清廷，申请江南制造局开始建造轮船。曾国藩决定从江海关的四成洋税中，每年提留一成，约20余万两，专门作为江南制造局制造轮船的经费，至于究竟是要制造运货的商船，还是专门用于作战的军舰，和创办福建船政的左宗棠一样，曾国藩也并没有多少见解。得到经费保障，此时的江南制造局总办应宝时立即着手执行，与会办冯焌光、沈保靖等制造局官员“朝夕讨论，期于必成”。
制造近代化的军舰，对于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无疑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尽管徐寿、华蘅芳等曾有关小轮船的建造经验，但包括“黄鹄”在内，都属于试验性质的火轮舢板。江南制造局第一艘近代化蒸汽军舰的建造，具体的承制使命落到了由旗记铁厂转来的外国洋员肩上，很可能旗记铁厂原先那位“技艺甚属精到，所有轮船、枪炮、机器，俱能如法制造”的经理科尔，承担了总监工的工作。这些洋员多是籍贯美国，江南轮船早期的美国特征，也由此埋下伏笔。
江南制造局炮弹车间、步枪车间内景。弹药、枪炮从江南制造局建厂开始就是其主要生产内容，虽然江南制造局一度挺进造舰领域，形成北江南、南船政的近代造船工业格局，但是最终江南制造局还是黯然退出了造舰舞台。
目前的中文史料中，对江南制造局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