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赌价。几个男人，一边吸烟，一边填写单子，谁也不与谁交谈。赌博是斗法，和政治一样。简梅面对电视屏幕思索的当儿，无意中扭头看见我站在一旁，立即笑道：
“我可能交上好运了。”
她从店铺职员手里要两张单子，填写好，付了钱，朝我摇了摇单据存底，喜气洋洋地说：
“瞧吧！后天我就会赚一大笔。上次我睹了一匹纯种的英国黑马，一下子赚了二百镑。”
“如果输了呢？”
“那就自认倒霉。运气有好有坏，你既然掌握不了它，就得靠它。”
我们站在街头。
“我得回去了。晚上英国文化艺术委员会为我举办一个小型酒会。我得回去洗洗弄弄，准备一下。这里还有什么新鲜玩意儿，找一天空闲，你再陪我见识见识。”
“一定奉陪。不过你总得来我家玩玩。我还得托你带些东西回去给我家。”她把技在肩上的头发甩向背后说，“后天行吗？我歇班，你来我家。”
我掏出珍妮小姐给我的活动安排时间表看了看说：。
“后天下午吧！你家在哪儿。”
“这上边有我的地址。”她掏出一张名片给我，颇有某家大公司经理的派头， “你还坐九路汽车，多坐两站就行了，不用换车。”
“好，后天下午，一言为定。”
“我送你回去！”简梅说。她站在路边一招手，在大街上跑来跑去的黑色出租小车中，立即有一辆机灵地拐一个弯儿，停在我们跟前。我们上了车。在车里，我问她：“我后天能够见到你的先生了吧？”
“不能。”
“为什么？”
“你见不到他。”
“他在哪儿？”
“伦敦。就在这里。”
“怎么，他病了？”
“不，他好着呢，大概正在和什么女人睡觉……”她咯咯地笑。但这决不是一句玩笑话！
我听了不禁一惊。幸好没使一旬莽撞的话脱口而出：
“他把你”
“甩了吗？”简梅接过话反问我。倒比我更痛快、更直截了当，并且不当做一回事儿。笑容虽然还在她脸上，她却认真地说：“是的。不过在这里一夫妻不合适而分开，叫做‘分居’，没有‘甩了’这个词儿。那是男尊女卑观念的专用语。一片叶子从树上掉下来。你说是叶子拒绝了树，还是树把叶子丢弃了？”
“那，那要看你怎么理解。”
“我活得不是很好吗？”
“独身？”
“谁都是单独的。难道你和谁连着？”她说。她一直微笑着，笑得自然、随意、开心。
“你不是开玩笑吧。”
“正常的事，没有玩笑内容。”她为了表示不是玩笑，收敛了笑容。雪白的脸十分平静。
比她大十五岁而和她仅仅认识了四个月的男人，迟早会甩掉她。我早就料到。
我痴呆呆看着她，不知该说什么。车停了，已经到达我的旅馆门口。
“你该下车了，作家。否则司机要我多付钱了。”
“晤！”我木然地下了车。
“再见：”她微笑地朝我一摆手，“啪”地关上车门。汽车一溜烟儿地开走了。从车子的后窗看见她的背影，黑衣黑发，很快就同飞速而去的黑色汽车混在一起了。
四
金拐杖旅馆非常舒适。
深红色的地毯、床罩和粗呢椅面，使人感到沉静。红，并非仅仅给人以火热，也含着镇定。
我洗了一个热水澡，躺在松软的床上，懒洋洋地伸一下胳膊大腿，真要好好睡一大觉，把几十个小时以来旅程和活动中积累在身上的疲劳排除掉，蓄足精力，好应付下边一连串紧张繁忙的访问。
不知什么原因，我脑袋挨上枕头，精神反而抖擞起来，睡意一扫而空。怎么？我并没有换地方睡不着觉的毛病呵！由于时差吗？记得，在北京上飞机之前，有个朋友要我在肚脐上贴一块伤湿止痛膏，据说可以消除时差反应，我这样做了，看来不管用，就把那块还紧巴巴贴在肚皮上的膏药扯下来。然后打开电视解闷，屏幕显现出一部正在播放中的电影，题材是当今西方最流行的。即性解放造成家庭解体，最后致使孩子到处流浪，老年孤居寡伴。一个老鳏夫用这么一句话倾诉衷肠：
“你以为我脸上笑，心里就轻松吗？人世间还有什么比孤独更可怕？”
这话使我一下子联想到简梅。她是我睡不着觉的原因吗？
她的生活真象她告诉我的那样快活？整天串饭店，迎客送客，与老板们斗智，梳妆打扮，逛商店，赌钱这就是她的生活内容。但生活是否幸福，不在于别人怎么看，而在于本人怎么理解。这种生活她很满足吗？那个比她大十五岁的男人终于象扔掉一个废烟头似的抛掉她。她真不当做一回事？化解开这些厄运和不幸，是她坚强的个性还是消沉灰色的心理？一个年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在这个人情淡漠又充满陌生的世界里，竟活得象鸽子那样开心，简直不可想象！她又为什么不回去？她的希望在这里么？生活的希望比现实更具有吸引力。不，不！简梅告诉过我：现实比希望更有力。人活在实实在在的现实中，不是活在梦幻般的希望里。只有傻瓜才不讲实际，只要实际的人就没苦恼？
我隐隐有些不安。虽然我说不出任何具体的东西，却总感觉她得意洋洋地炫耀富足，有点强撑门面的意味。尤其她的笑容后边，总象藏着什么令人担心的东西。我从来不认为笑就是快乐和幸福。人生中的笑，大部分只是一种表示。如果说敷衍的、假装的、勉强的笑是树上无数的叶子，那么真正舒心的笑不过是这树上有限的几个花朵。在我和她接触的十多年中，她一次比一次难以理解，这一次简直叫我摸不清头脑了。此刻，不知由于心里的莫名的担忧心情，还是一种捉摸不定的异样感触，促使我把深埋在记忆里的一本有声有色的旧相册打开
记忆是个筛子。该留下的都留下，该漏去的都漏去。
我自然忘不了，最初认识她时，她只有十四岁；我二十四岁，刚刚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不久，做为《光明日报》的记者去访问她。那时我挺神气，总爱穿一件风衣，没有风也立起衣领，见了人就掏出记者证。虚荣心谁没有？现在想起来真好笑。
她是这一年（1964年）全国青少年钢琴比赛的一等奖的获得者。她爸爸是音乐学院的副院长，妈妈是这个学院的钢琴教’师和有名的演奏家。简梅是个幸运儿，少有的天赋得到了最恰当和最充足的滋养。
那次见面，真是一闭眼，就能出现的一个光洁透亮、色彩鲜丽的画面。东交民巷。大树冠盖的宁静小路。一扇墨绿色的小铁门，洁净的铺石板的小院，一幢两层小楼，走廊，楼梯……然后是一大间向阳的屋子。屋里，细白的纱帘，窗外的绿枝，桌上的瓶花；阳光把这些东西的影子都投在一架斜放着的、漆得锃亮的黑色大三角钢琴上。简梅坐在琴前。这个身材修长的姑娘穿一条淡蓝色的连衣裙，长长而黑亮的头发梳成凤昆式，上边是鲜蓝色的丝带扎一个蝴蝶结，下边的裙带也在后腰上扎成一个蝴蝶结。她最动人的还是那张雪白而漂亮的小脸儿。
她为我演奏《热情奏鸣曲》。妈妈爸爸站在琴旁，一会儿看看简梅，一会儿看看我，表情是欢喜和紧张的，好象他们自己在应考一样。简梅的手很大，不费力就够上八度，可是琴音一响，我就不再为她的天赋条件和娴熟的技巧而惊叹，我感到有一股感情的激流倾注琴上，她的演奏便开始了。我不是音乐行家，却是一个入迷的爱好者。我几乎想不到着意去欣赏，就。给卷进音响的旋涡中去了。还觉得这旋涡中有股内在的、充沛的、难以摆脱的带动力。感动都是没准备的，而任何天赋首先都是感人的。我正在激动不已的当儿，曲子已经结束，她没站起身，腰儿一转，面对着我。表情有种大人样的严肃，与她的年龄极不相合，这是由于紧张吗？
“你想成为一名钢琴家吗？”
“是的。不然我弹琴做什么？”她说。小嘴很利索。
她的回答使我一怔。看来她毫不紧张，也决不是一个腼腆羞怯的姑娘。
“你妈妈弹得很好吗？”
“很好。我要很快超过她。”
“胡说。”爸爸在一旁说，“骄傲会成为障碍。”训斥的口气中透露出明显的宽许和娇爱。
“不是骄傲，是自信。”简梅的小嘴一努说。她又似乎比她的年龄小得多。
这是那次谈话中我记得最清楚的几句。她说话随便，表明她在家中的地位 父母的掌上明珠．而一个人的性格，首先表现在他的说话上。当然从一个未成年的孩子的话里，又很难看到他的将来。她对世界和生活知道得太少了。钢琴、妈妈、爸爸、贝多芬、学校、音乐会和裙子……大概只有这些。而这些只不过是世界的几个微不足道的细胞而已。世界还有一双摆布人命运的巨手，一张吞食人的嘴！一个呼唤人早起的太阳和催人休憩的星夜，还有千千万万个机遇、机缘、机会，许多转折和十字路口，许多险滩和暗礁，许多陡坡和高峰……。
我把这次采访写成一篇报道，叫做《键盘上的希望》，刊在《光明日报》上。为此，只要她去参加演出，她爸爸准寄票给我。我很忙，采访工作迫使我全国各地奔跑，她的大部分演出我都给错过了。但我只要再沾上有关音乐的事，准要想起她来。她是属于音乐的？她的确是音乐的一个希望。
但是，希望仅仅是一种可能。千万种可能中的一种。不能依赖于它。
一九六七年的秋天。在别人眼里，我象一只丧家犬。由于父亲的历史问题，我的家被捣得粉碎。全家人给轰到一间窄小的屋子里，等待父亲问题结案而发落。人为什么会感到命运的存在？因为你有时必需听候它来安排。这期间我的记者证被报社收回。在收发组管理每天来来往往的大宗邮件的收发。记者的视线应当四面八方，我的目光却只能停在各种邮件的封皮上。当外界的压力不断朝帝迢来，使我只能考虑个人的出路，心情低落得很。虽然年纪不算小，却无伴侣。役人愿意跳进我所陷入的灾难的坑底，我更不想拉着别人一头栽进来，陪我受难。幸亏我爱读书，家中受劫之后残留的书便成了我最亲密的伙伴，它填满我打发不掉、无所事事的空虚时光，给我知识、经验和同情，宽解和抚慰我的痛苦，却不向我讨取半点代价和报酬。因此我想，我将来是否也写书，帮助那些我从未见过的人们，化苦楚为甜蜜，变颓丧为力量？当然这想法在当时只是一种空妄。
那天，我沙沙踩着满地干卷、焦黄、又脆又薄的槐树叶子，在街上漫无目的地溜达。一扇出现在面前的墨绿色的铁皮小门，唤起我的记忆简梅的家！一九六六年是中国当代史的一条分界线，过去的一切恍如隔世。如今这小铁门也沾上了时代色彩残留的大字报翘起的纸角，在凉嗖嗖的秋风里轻轻颤索。由此我猜想到，不久之前，这一家肯定也卷人时代狂潮的中心了。我受怀旧情绪所驱使，推开她家这小铁门。
依旧是那两层小楼，楼下的房门贴满封条。我头次来采访那房间不是在楼上吗？对，在楼上！我上楼，一边问：
“有人吗？”
没人应答。
楼上一扇门没关严，留一条缝，屋里的光从这条缝隙透到幽暗的走廊上。这就是简梅弹琴那间屋子吗？是的，是这间。“可以进来吗”我问。
仍没人回答。
我轻轻推开门。
屋里很静，但一切变得面目全非。三张去掉床架的垫子落地放着，成了地铺，铺上没人。周围没有一件家俱，连一张小板凳也没有。地上铺了许多张大大小小的牛皮纸和草板纸，上边放着水杯、饭锅、碗筷、烟碟、瓶瓶罐罐和几个小布包袱，象难民的住房。奇怪的是，那架大三角钢琴依旧摆在原处，使我想起广岛给原子弹轰炸过后，爆炸中心不可想象地耸立着一棵电线杆，那是奇迹，这也是一个奇迹！大概由于在当时钢琴毫无用途，又不好搬动，临时存放在这里。琴盖交叉贴着两条大封条，封条上写着“东城红卫兵”的字样。比上锁更难打开，我呆呆望着这个被囚禁的音响世界，幻想小简梅当年演奏。热情奏鸣曲。的景象。回忆使我一阵痴迷。忽然发现，在钢琴一侧的阴影里，还有一个人！一个身材修长的姑娘坐在放倒的破木箱上，脑袋斜靠着钢琴，默默而直怔怔地望着我、从这苍白、淡漠而依旧漂亮的脸上，我一眼认出是简梅。
“你在家……”我说。
她没有马上回答，停了一瞬，直起身子，抬手指指地上的床垫说：“坐吧！” 看她这平淡的神气，她大概把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