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样的话，你得租借另外一种播放器。我们是用Beta SP设备拍摄的。”
“什么设备？”
“一种与VHS1不同制式的设备。更专业。有点象16与35毫米胶片的区别。”
“更贵些？”
“那当然。”
“那么，只好这样了。”
“好吧，不过，审判结束后还给我好吗？我不想弄丢了。”
“没问题。”
我说自己会给麦克的文件做个新的主文档，并且把原始录像带寄给他；同时，我们约定了会面时间，好让他指导我如何陈述证词。
“你觉得他还有机会吗？”
“很难说。不过我们现在掌握的证据比以前要多。谢谢你自愿帮助我们。”
“就算是尽公民义务吧。”
挂断电话后，我竭力想搞清楚：究竟是什么让我对这个律师感到困惑？但我却说不清道不明。他并非不胜任。他确是在做着这项工作，可我感觉不到他是在全力以赴。不过，他是一名辩护律师，不可能对每个当事人都倾情辩护。尽管如此，只要能听到他说些伸张正义、揭露真相之类的话，我也会很赞赏的。我站起身来。也许，我只是在对他的自恋做出反应。
我换上运动装，走到外面福阿德那里。此刻阳光灿烂、微风拂面，这样的天气会让人蓦然生出与大自然合二为一的愿望。我手搭凉棚，看着福阿德从他的皮卡车上卸下施肥机。他瘦了——劳动时穿的那条帆布裤此时低低地滑到臀部——当然，话说回来，他也从来没怎么富态过；如今脸庞瘦削，那对黑眼珠就被衬托得很大很大了。
我的前夫将护理草坪视为一种竞技运动。我们结婚的4年里，巴里将成千上万的美元花在庭院景观设计、各种工具和草坪护理产品上，为的是让我们的草坪生长着北岸最碧绿、最茂密的草皮。刚刚进入四月，甚至地面还覆盖着白雪的时候，他就会要求福阿德精确地告诉他何时施肥，何时修剪灌木，何时除草等等。可以说，他患上了严重的“绿色攀比症”。
离婚以后，单凭我的收入无法继续雇佣福阿德了。有那么几年时间，绿草枯萎，杂草疯长，害虫横行；到后来，整个草坪犹如风沙侵蚀区。今年春季，福阿德隔几天就来打理一次，当然我也会协助他，结果还别说，真的是大有改观。“今天将是入冬前的最后一次施肥。”他注视着长满野草的草坪，颇为伤感地说道：“很抱歉，以前来得太少了。”
我俯身去拔一根马唐草，但一只有着黑色斑点的瓢虫正沿着茎干向上爬。瓢虫是益虫。我没有碰它，站起身来。“大自然母亲得谅解一下了。”
福阿德笑了笑，将一袋看起来像橙色沙子的东西倒进施肥机里。“‘信奉真主，积德行善，方得众多花园，河水穿行其间。’”
福阿德开办了一家园林景观服务公司和一个花园用品商店，尽管生意兴隆，已经算是成功人士，但其内心深处，依然是个谦恭、虔诚的穆斯林。他推着施肥机，撒出的肥料一行一行的，整齐而笔直。
绿草坪上覆盖了一层微小的橙色颗粒。他推着施肥机前行，我跟在他身后。
“你们这次去西弗吉尼亚还顺利吧？”
“吓死人了。”我就说了那段激流飘筏的经历。
他停下来，手还放在施肥机把手上。“你和蕾切尔没受伤吧？”
“受伤倒没有。不过，再也不想玩那种心跳的游戏了。”
“理解。”
我回想着那次徒步穿越树林，德雷柏咖啡店，还有阿卜杜勒的盘子。接着，我记起谁说过我看不到多少月桂了。“有一件事你说对了。”
“什么事？”
“我所见到的唯一月桂，是雕刻在一块黄油上的图案。”2
* * *
1 VHS：家用录像系统。一种录像拍摄格式。
2 此处艾利记错了，黄油上的是杜鹃花图案，见到的月桂图案是在阿卜杜勒的盘子边缘；现实生活中，这样的记忆错误对于中年人来说比较常见，也就显得很真实。
第8章
芝加哥刑事法院1五楼的审判室天花板很高，大理石的墙壁，围绕证人席的桃花心木栏杆擦得锃亮，不同于下面几层楼的审判室那么狭窄（那里有厚厚的玻璃将旁听者与审判人员隔开，环境就像一个发放驾照的场所）。看样子，还真像是一个正义得到伸张之处。
审判是在星期一开始的。因为我即将出庭作证，所以不能出席庭审；但我有一个朋友在电视台“十一频道”，他也是制片人，认识另一家电视台在场采访的速写画家，请那位画家告诉了我具体情况。第一个证人是警方探员。在接受助理州检察官柯克？瑞安讯问后，他确认杀死受害人的子弹来自一只38口径左轮手枪，不过他们一直都没找到那把枪。接下来是法医。他说明了受害人死亡的原因及方式，以及从受害人指甲里找到的一些碎屑，DNA测试结果表明与桑托罗的一致。
瑞安然后领着受害人的母亲陈述证词。玛丽的母亲于是眼泪汪汪地陈述了一番。她说，玛丽·乔是个听话孝顺而且有进取心的孩子。因为钢厂发生事故，玛丽的父亲终生残疾，她自己只得打两份工，但都只能挣到最低工资。玛丽·乔立志改变处境，读了夜校，希望将来在卢普区2做一名办公室簿记员。
“可现在，我可爱的孩子离开人世，我们的生活全都给毁了，”她泣不成声，并且很夸张地指着桑托罗说：“都因为他！”
布拉谢尔斯没有在盘诘中将她驳得体无完肤，而是旁敲侧击，淡然指出这么一个事实：即她和丈夫跟桑托罗多次见面，甚至曾邀请桑托罗到他们家吃饭。
接着检方指出，玛丽·乔遇害那天晚上，她和桑托罗都出现在了湖滨客栈。湖滨客栈是个不上档次但很安静的街区酒吧，离卡柳梅特公园不远，单身女子偶尔进去喝杯啤酒是不会受到骚扰的。酒吧侍者作证说，玛丽·乔大概十点钟的时候进来，要找桑托罗。他知道桑托罗是个码头工人，口袋有了现钱才来这里。那天晚上，桑托罗大约午夜时分才出现。侍者说，当时他显然已经喝了几杯，当玛丽·乔责备他迟到的时候，他反唇相讥。两人争吵的声音很大，侍者告诉他们，要吵架就到外面去。几个小时后，卡柳梅特公园内船舶下水处就发现了玛丽·乔的尸体；检察官特别提醒陪审团注意：尸体就在桑托罗的小车旁边。
检方的主要证人就是玛丽·乔的闺蜜，朗达·迪萨皮奥。她们同在一个学校上的学，加入的同一个天主教会，玛丽·乔还是朗达·迪萨皮奥婚礼上的女傧相。朗达体态丰盈，染一头金发，戴一身珠宝，口抹猩红的唇彩。她作证说，玛丽·乔一直在抱怨桑托罗不仅是个穷光蛋，而且没有志气。她还说，玛丽·乔觉得桑托罗不但言行粗鲁，而且是个百无一用的废物，她很后悔自己竟然跟桑托罗搅在了一块儿；其实，就在遇害的那天晚上，她正打算跟桑托罗分手。
布拉谢尔斯立即表示反对，说她的证词纯属道听途说。法官对他的反对表示支持；但布拉谢尔斯煞有介事地申请延期开庭，立即遭到否决；不过，法官指示陪审团不予考虑这名证人的评论。
不予考虑？真像是闹市区出现了粉红色的大象，却呼吁人们一定不要大惊小怪一样。
瑞安结束了讯问，布拉谢尔斯走向证人席。他再次决定不在盘诘中攻击朗达，不过也确实指出朗达一些言辞前后不一之处，逼得朗达承认自己并不清楚桑托罗和玛丽如何相遇、也不清楚当晚他们为何争吵；布拉谢尔斯便为自己赢得了几分。速写画家还跟我说，朗达从证人席走下来时，还用纸巾揉擦双眼。
星期二，检方自动停止提供证据；这时的形势本来已经对被告方有利了。布拉谢尔斯却说，这正是陪审团喜欢的那种案子，容易让人根据情况推测出真相：男友喝得烂醉，跟踪怒气冲冲的女友；女友将他甩掉；男友勃然大怒，开枪打死女友。这样联系起来分析，案情很容易真相大白。
星期三早上，审判室座无虚席，除了各路记者、对庭审感兴趣者，还有不少麻木的看客。一想到自己穿了灰色职业装，我就很庆幸——尤其是我在审判室外见到布拉谢尔斯之后。
“除了我，还有谁作证？”我问。
他透过眼镜冲我皱了一下眉头。“供水区的一位副总裁将谈到橄榄公园的开放时间。”
原来，毗邻水过滤厂的橄榄公园属于供水区。这公园“9·11”以前还一直对公众开放。
我点点头。“很好。还有谁？”
“就这么的了。”他微微笑了一下。
我瞪大眼睛：“就我一个？”
“我找不到其他见到桑托罗的人。要是你早点找我们，也许……”他的声音越来越小。
“你就不能申请延期审理，好接着找下去？”
“法官不准。”
“水处理厂的夜班人员呢？也许有人见到桑托罗在附近走动。”
布拉谢尔斯摇摇头。
“啊，那麦克呢？我的摄像师呢？“
“他们的证词会跟你一样的。不管怎么说，是你挑的头嘛。”
“可瑞安会百般折磨我。”检察官柯克？瑞安绰号“铁锤”，就因为在盘诘证人时老练凶狠，犹如铁锤连续猛击。
“别担心，”布拉谢尔斯说道，神情很乐观。“我们有录像带嘛。”
我对司法系统也了解不少，知道如果一名律师告诉我不用担心，那么正是我应该担心的时候。
法官问布拉谢尔斯是否已准备好，后者点点头，随即声音清晰、大声说道：“请法庭允许我们召唤埃莉诺3？福尔曼。”
我走过去时，尽力不理会审判室里的骚动，可所有的眼睛都投向了我，包括桑托罗的。我偷偷看了他一眼。他个子不高，但宽宽的肩膀结实有力，原先的平头已经长成一团厚实的黑发；身穿廉价的棕色西装，坐在被告席里。
迈上通向陪审团的台阶时，我们的目光相遇了。起初，他目光呆滞而恍惚，令人奇怪；随即又闪现出一线希望。
我不禁倒抽一口冷气。
“福尔曼小姐，感谢你今天来到这里，”我宣誓以后，布拉谢尔斯说道。“请告诉我们你的职业。”
“我是一名企业宣传片制片人。”我回答得非常简洁，不主动多说话，就像布拉谢尔斯叮嘱我的那样。
“企业宣传片制片人都做些什么？”
我本想说，“那该死的节目该干的我都干”——结果当然没那么说；我只是解释说，制片人的角色取决于导演、预算及其他一些情况，我通常负责所有的调研、各种后勤工作、写脚本，还要监督外景拍摄与后期制作。
布拉谢尔斯点点头。“让我们转向去年7月23日，玛丽·乔·博赛尼克那天夜晚遇害。那天晚上你在从事本行工作吗？”
“是的。”
“你当时在做什么？”
“我和摄制组在哈里森…卡特抽水房，正准备为供水区拍摄一个场景。”
“抽水房？”
我告诉他是什么抽水房，位于什么地方。“拍摄什么内容？”
我概括地讲了那个情景再现的拍摄项目以及我们的计划。
讲到“大比尔和卡彭”时，听到几声窃笑。
等到安静下来时，布拉谢尔斯说道：“好。那天夜晚你们还没有开始在抽水房拍摄，对吧？”
“是的。”我告诉他，我们试验了相机增益，在橄榄公园拍了几个镜头，才前往抽水房。
“请告诉我，福尔曼小姐：你看看全场，有没有看到当时在橄榄公园里或是附近出现的任何人？”
我按布拉谢尔斯教给我的方式，指向桑托罗。人群里马上有人开始低语。
“请在审判记录中载明，该证人指认了我的当事人姜尼·桑托罗。好，福尔曼小姐，他当时在干什么？”
“他躺在街灯下的一条长凳上。看起来似乎在睡觉。”
“他当时睡着了吗？”
“刚开始没有。他确实挣扎着要站起来；可就是站不起来，又倒在了凳子上；后来就一动不动了。”
“你怎么记得这些？我的意思是，你怎么能准确回忆起他所处的地方和他做的事情？”
“因为我有他当时情况的录像记录。”
人群中再次传来一阵窃窃私语。布拉谢尔斯笑得让人难以察觉。他停顿了一下，要好好利用这一刻。
“你什么时候意识到录像里那个人是我的当事人？”
“在新闻里看到他照片的时候；我当时就觉得他面熟，但过了几天才意识到在哪里见过他。我明白之后，立即给你去了电话。”
“那么，”布拉谢尔斯朝我的方向稳稳迈了一步。
“在你看来，我的当事人因为喝了几杯酒，当时行动不是那么灵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