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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说，根据第三个故事，缺陷造成了我们所谓的‘风格’。”黑毕恭毕敬地说，“这种缺陷是否来自于画家所爱美女的面容、眼睛和微笑中的暗示？”
“不，”我以自信而骄傲的语气说，“从画师所爱的姑娘身上进入画中的东西，最终却不是瑕疵或缺陷，而成为了一种规则。因为，经过一段时间，大家都开始模仿画师，在画姑娘们的脸时都会照着那位美女的脸来画的。”
我们陷入了沉默。我看见之前一直专心聆听我说故事的黑，此时转移了注意，他听到了我美艳的妻子漫步于回廊与隔壁房间的脚步声。我盯着他的眼睛。
“第一个故事证明‘风格’是瑕疵；”我说，“第二个故事表示一幅完美的图画不需要签名；而第三个故事则结合了第一个与第二个故事的主旨，说明‘签名’与‘风格’只不过是画家对于瑕疵作品愚蠢而无耻的沾沾自喜，除此别无其他。”
我给他上了一课，而这个男人，究竟对绘画懂得多少？我说：“从我的故事里，你明白我是什么样的人了吗？”
“明白了。”他说，但语气毫无信服力。
为了让你们不必局限于他的眼睛与观察来辨别我是什么人，就让我直接来告诉你们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可以做任何事情。我可以像加兹温的前辈大师们一样，欢欣愉快地画画和涂彩。我是带着自信的微笑说的：我比谁都优秀。如果我的直觉没错的话，黑来访的目的是为了镀金师高雅先生的失踪，而这与我没有丝毫关系。
黑问我关于婚姻与艺术的相互影响。
我工作很努力，而且是高高兴兴地工作。最近我刚刚娶了街区里最美丽的一位姑娘。当我不作画时，我们发疯似的做爱，然后我再度去工作。当然我没有这么回答。“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说，“如果细密画家的画笔正在纸上描绘经典，那么，当进入自己妻子体内时，就很难挑起同样的欢愉。”“反之亦成立：如果一个男人的芦秆笔使妻子得到了快乐，那么他绘画的芦秆笔就会相形失色。”我补充道。就如每个妒忌细密画家才华的人一样，黑也满心愉悦地相信了这些谎言。
他说想看看我最近所画的书页。我让他坐在我的工作桌前，坐在了各种颜料、墨水瓶、磨光石、毛笔、硬笔与削芦秆笔的板子之间。黑细心研究我正在为庆典叙事诗画的一幅双页图书画，内容描述王子殿下的割礼仪式。我坐在他身旁一只红色坐垫上，坐垫上的余热让我想起有着诱人大腿的美丽妻子不久前才坐过这里。我用芦秆笔画出苏丹陛下面前那些可怜囚犯的悲伤时，聪慧的妻子就握着我的另一支芦秆笔。
我所画的双页画中的场景，内容描述一群因还不起债而被判囚禁的债务人，以及他们的家人，在苏丹陛下的恩泽下获得了解救。我把苏丹安排在一条地毯的边上，地毯上堆满了一袋袋的银币，就如同我在庆典中所见到的一样。苏丹身后，我画出了财务大臣，他手里拿着债务账本，大声宣读。被判罪的囚犯们脖子上戴着铁制枷锁，彼此链在一起，在我的笔下，他们皱着眉、拉长着脸甚至泪眼汪汪，透露出悲惨和痛苦。在苏丹即将颁布赦免这些囚犯并给他们分发仁慈礼物时，乌德琴手和塔布尔琴手，为满脸欣喜地念着祷告、为吟唱着诗歌的人们弹起了伴奏，我用红色调画出了这些琴手，给了他们一张张漂亮的脸孔。为了强调欠债的痛苦及羞耻，虽然我最初并没有这么打算，但在最后一位痛苦囚犯的身旁，我画上了他那一身紫色长衫、忧伤而变难看了的妻子，以及他那身披红色斗篷、哀伤而美丽的长发女儿。黑皱着眉头研究，为了让他明白绘画如何等同于生命之爱，我准备向他解释，为什么这一排排拴着铁链的债务人要横跨两页；我准备告诉他图画中的红色有着什么样的暗喻；我准备讲述前辈大师们从来不曾做过的事情；我准备阐释画中某些我和妻子时常边观赏边笑着讨论的小细节，例如我为何情有独钟地为蹲在角落的那只狗涂上与苏丹的阿特拉丝绸衫一模一样的颜色。但他问了我一个相当粗鲁无礼的问题。
他问我是否知道不幸的高雅先生可能在哪里？
人们都叫我“蝴蝶”（3）
什么“不幸”！我没有说那是个卑劣的抄袭者，一个缺乏灵感、只为金钱镀金的笨蛋。“不，”我说，“我不知道。”
他问我有没有想过，可能是艾尔祖鲁姆传道士身边那些激进、暴力的追随者，伤害了高雅先生？
我克制住了自己，没有回答说他根本就是他们那一伙的。“没，”我说，“为什么？”
今日的伊斯坦布尔弥漫着贫穷、瘟疫，世风日下、道德沦丧，我们之所以沉沦于此，完全是因为远离了我们先知那个时代的伊斯兰教义，转而接受新颖的邪恶习俗，并任由欧洲法兰克人的思想在我们之中蔓延。艾尔祖鲁姆的传道士也是这么说的，然而他的敌人却试图说服苏丹不要信以为真，宣称艾尔祖鲁姆人的信徒们攻击了苦行僧修道院，因为那里有音乐的演奏，同时他们破坏了圣人的坟墓。他们知道我并不像他们一样仇视崇高的艾尔祖鲁姆人，于是想要客气地问我：“高雅先生是不是你杀的？”
突然间，我恍然大悟，原来这些谣言早已在细密画家们之间流传开了。那群没灵感、没才华的废物，洋洋得意地散布说我只不过是一个卑鄙的杀人凶手。这个蠢蛋黑竟然把这群妒忌的细密画家们的诽谤当真，单单这一点，就教我忍不住想拿起墨水瓶砸入这位切尔卡西亚人的脑袋。
黑仔细观察着我的工作室，记下了他所看到的一切。他专注地看着我剪纸的长剪刀、装满黄色颜料的陶碗、一碗碗的颜料、我一边工作一边啃食的苹果、安放在后面炉子边缘的咖啡壶、我的咖啡杯、坐垫、从半掩的窗户透入的光线、我用来检查页面构图的镜子、我的衬衫，以及刚才听到敲门声而匆忙退出房间时我妻子掉落在一旁的红腰带，这条红腰带像某种罪行般落在了一边。
尽管对他隐瞒了脑中的想法，我却把我所画的图画及居住的房间，毫无保留地呈现在了他那无礼而挑衅的目光下。我知道我身上的这种骄傲会令你们所有的人都感到震惊，但赚钱最多的是我，因此，最优秀的细密画家也是我！因为，真主一定希望彩绘成为一种喜庆，那就让那些懂得欣赏的人看到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一种喜庆。
人们都叫我“鹳鸟”（1）
接近正午祷告的时候，我听见门口有人敲门。是很久以前，我们小时候就认识的黑。我们相互拥抱。外头很冷，于是我让他进了屋。我甚至没有问他是怎么找到这个家的。一定是他的姨父派他探探我的口风，问问我关于高雅先生失踪的事，以及他的下落。不仅如此，他还带来了奥斯曼大师的话。“容我问你一个问题，”他说，“依照奥斯曼大师的说法，证明一位优秀的细密画家与众不同的是‘时间’：绘画的时间。”我对此有何想法？仔细听了。
绘画与时间
大家都知道，很久以前，我们国家的插画家，比如说，阿拉伯前辈大师们，与当今的法兰克异教徒一样看这个世界，他们也是站在那儿看着街上的流浪汉和无赖、看着商店里的售货员和傻瓜而画出他们的一切的。由于他们不懂得今日被法兰克大师引以为傲的透视画法，因而他们所画的世界就像无赖和傻瓜所看到的那么单调而狭窄。接着发生了一件事，我们整个绘画世界也随之而发生了改变。让我从这里开始给你们讲。
三个关于绘画与时间的故事
一
三百五十年前，一个寒冷的二月，蒙古人占领了巴格达，并展开残暴的掠夺。伊本·沙奇尔是当时阿拉伯地区，甚至整个伊斯兰世界最负盛名且技术最为纯熟的书法家。虽然年纪很轻，但在巴格达几座世界知名的图书馆里，却已收藏了他所抄写的二十二册书籍，其中大部分是《古兰经》的篇章。伊本·沙奇尔相信这些书本将流传至世界末日，因此对于时间的永恒有着深刻而强烈的体认。而在短短几天的时间里，这些书就被蒙古可汗旭烈兀手下的士兵们一本本地撕碎、扯烂、烧毁，丢入了底格里斯河，因此这些书如今我们已无从知晓了。就在这二月的一个夜晚，一整夜，他勇敢地在摇曳的烛光下抄写了这些传奇书籍中的最后一部。传统的阿拉伯书法大师们，相信书本会是永恒的。过去五个世纪以来，他们习惯于背对初升的太阳望着西方地平线，借助于这种让眼睛休息的方法预防失明。伊本·沙奇尔也在凉爽的清晨登上了哈里发清真寺的宣礼塔，站在露台上，目睹了一切暴行，而这一切也即将结束五百年来延续着的书写艺术的传统。他先是看到了旭烈兀凶残的士兵攻入巴格达，但他却仍留在宣礼塔塔顶。他看到了整座城市被掳掠一空、摧毁殆尽，看到了城里的几十万平民惨遭杀戮；他看到了统治巴格达五百年的伊斯兰哈里发中的最后一位被杀害，看到了妇女们被奸淫、图书馆被焚毁、上万册的书籍被抛入了底格里斯河。两天后，在尸臭与死亡的哀号声中，他望着被书本里的墨水染红了的底格里斯河的流水，想到所有他以优美书法抄写的、而今已荡然无存的这十几本书籍，居然没有一丝一毫的力量能够阻止这场血腥杀戮与毁灭。从那天起，他发誓永远不再书写。不仅如此，一股强烈的渴望涌入心中，他想要透过绘画呈现自己亲眼目睹的痛苦与灾难，虽然直到那天之前，他对绘画始终不屑一顾，认为它是对安拉的侮辱。就这样，在随身携带的纸上，他画下了自己从宣礼塔塔顶所看到的一切。蒙古入侵过后，伊斯兰绘画的力量之所以能够持续三百年，他的崇拜者们的作品之所以能够有别于基督教的绘画，我们这个悲苦的世界之所以能够从安拉所观望的角度画一条地平线来进行描绘，全有赖于这一次神奇的经历，也有赖于伊本·沙奇尔在亲眼目睹大屠杀之后，带着他的图画及他心中对绘画的执着，前往北方，走向蒙古军队前来的方向，学习了中国大师们的绘画……就这样，人们终于明白，五百年来阿拉伯书法大师们心中的永恒时间观，不是在书写中，而是在绘画中才能得到体现。最好的证明就是，手抄本与书籍可以被撕碎销毁，而其中的绘画却仍会进入其他书册，流传到永远，继续呈现安拉的尘世领土。
二
世间的一切都在不断地重复着，因此如果没有老死一说，人们就无法察觉到还有时间这种东西的存在，而人们也总是以同样的故事和绘画来描绘我们的世界，仿佛时间根本就不存在似的。就在这既古老又崭新的时间里，正如撒马尔罕人萨利姆所著的简短《历史》一书中所述的那样，法希尔国王人数不多的军队打败了赛拉哈丁汗的军队。胜利了的法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