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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诗人的恢弘气质：铿锵大唐》
引言：诗歌“梦之队”（1）
唐诗琳琅满目，唐代诗人流光溢彩。
生活在诗书传家的国度里，我们从小就得到唐诗的滋养，与唐代诗人有跨越千年的“神交”。自咿呀学语时，我就开始吟诵“春眠不觉晓”、“慈母手中线”，直到大学、研究生毕业，专攻中国古代文学，一直与唐诗有不解之缘。2006年10月，我和几位唐代文学专家游览徂徕山，找寻“竹溪六逸”的遗址，想见李白等人的诗酒风采，禁不住手痒，试着吟小诗一首：
山深林茂密，古木异石多。
云气接东岱，泉流通汶河。
竹溪太白酒，梁父孔明歌。
日暮烟雾起，留连忘登车。
写成后，与熟知的唐诗相比，自惭形秽。所以后来再游成都草堂，便不敢再写古体诗，而改用现代诗与杜甫“对话”，记录一下自己的心绪：
你这个忧郁的老人曾在此栖身，
诗韵酒香至今存留在花径竹林。
我不敢说我写过有关你的论文，
今天只带来你没喝过的剑南春，
轻轻用手帕擦去石凳上的苔痕，
真心想请你出来摆一摆龙门阵：
这次的话题你就别再忧国忧民，
不妨随便谈谈酒以及翠袖红巾。
风起雨飘你迟迟没有现身，
面前只有蝴蝶肆意撩拨我的眼神。
古诗也罢，新诗也罢，也许是心理定势作怪，写来写去总觉得不如唐诗。知人论诗，我开始关注唐代诗人的生存状态，想用理性的思考来归纳唐代诗人的特点，分析唐代诗人生平事迹背后所蕴含的意义。
应该说，唐代诗人最突出的一个特点，也可以说是他们的共性，就是有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愿望，有狂放不羁的精神气质，有侠胆雄心。置身于大唐帝国开拓进取的时代氛围，诗人们不甘落后，跃跃欲试，即使在奋斗中遭受到挫折，也表现为十足的狂傲、自信。在这方面，最出风头的是李白。李白爱功名，自言“遍干诸侯”、“心雄万夫”（《上韩荆州书》）；好饮酒，“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赠内》）；爱剑术，“高冠佩雄剑”（《忆襄阳旧游赠马少府巨》）；生性狂傲，“一醉累月轻王侯”（《将进酒》）；尽管他多次声言“功成身退”，但“身退”是以“功成”为条件的，内心里仍充满获取功名的热望。对这样一位诗仙酒徒狂客，上至皇帝，下至平民，都对他给予礼遇和尊重，诗人任华甚至作诗羡慕说：“新诗传在宫人口，佳句不离明主心。身骑天马多意气，目送飞鸿对豪贵。承恩召入凡几回，待诏归来仍半醉。”（《杂言寄李白》）这说明唐代是个健康向上、张扬个性的社会。
从这个意义上说，唐朝、唐诗、唐人是大气磅礴、铿锵有力的，名之曰“铿锵大唐”，当是恰如其分。
描绘唐诗的盛况并不难，而要解释唐诗繁荣的原因，却要花费相当的功夫。无论有多少种解释，有一种解释是众口一词的：唐代的进士考试、诗赋取士的制度，是唐诗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考试面前人人平等，只要有佳作名篇，即可登科授官，由布衣平民跃升为公侯将相，这种诱惑实在难以抵御，使得大批读书人努力钻研诗艺、创作诗歌，久而久之演变为自觉自愿的主动行为，吟诗作赋蔚然成风。但是科举考试的竞争是激烈而残酷的，更兼有“场外功夫”、“意外因素”的介入，使考场上风云变幻五花八门，出现了一些大喜大悲、甚或是啼笑皆非的故事，展示了科场悲欢、宦海沉浮的景象。
引言：诗歌“梦之队”（2）
诗人之间的赛诗赌唱、切磋品评，全民爱诗、朝野崇尚诗道的风习，也是唐诗繁荣的两个原因。唐人不惧怕竞争，喜欢在竞争中夺冠争魁，像王昌龄、王之涣、高适三人酒楼赌唱，宋之问、沈佺期二人较量律诗等等。正是在竞赛和考评中，产生了在唐诗中举足轻重的诗体——律诗。律诗有严格的格律限制，这种限制在诗人们看来，不仅不会妨碍他们的诗兴，反而更刺激了他们难中见巧的欲望，促使他们更加纯熟地驾驭技巧，思维也更富有发散性和逻辑性。因爱诗而竞诗，因竞诗而更爱诗，进入了良性循环的轨道，全社会每个角落都飘荡着诗的气息。我们注意到，在唐代出现了前代所罕见的诗歌“追星族”，他们都有心目中的偶像，并对偶像顶礼膜拜。例如有人崇拜李白，便改姓名为张碧，字太碧；有人崇拜白居易，就称姓名为黄居难，字乐地；有人崇拜贾岛，即对贾岛的铜像晨夕跪拜。就连社会上一些闲杂人员，文身时也把诗歌刺在身上，堪称是“铁杆诗迷”。正因为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在众多铁杆诗迷的呐喊与鼓噪声中，诗人们才情绪亢奋、各展绝技。
纵观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唐代可以说是中华民族最少禁忌的时期。单就诗人来说，这可以举出两方面的证明：一是婚姻、爱情方面比较开放，一是言论方面十分自由。唐朝和汉代一样，在男女关系上比较开放（道学家因此便斥之为“烂汉脏唐”），像唐玄宗，本人十分风流，也允许宫女风流——一个宫女寂寞难耐，夹诗战袍寻觅佳偶，玄宗知道后不但不怪罪，反而予以成全；又如柳氏，爱上诗人韩翃，便说服丈夫准许她改嫁韩翃，一同资助韩翃科考成名；再如崔护，一首“人面桃花相映红”（《题都城南庄》），传为千古佳话。用“情天欲海、风月无边”来形容唐代诗人的浪漫生活，当不为过。翻开唐代的文史书籍，谐谑诗屡见不鲜，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言论自由的事实。像唐太宗和大臣宴饮、射猎时，竟鼓动大臣们互嘲互戏为乐；诗人张元一写讽刺诗嘲笑武则天的侄子，沈佺交甚至编顺口溜矛头直指武则天，武则天却一笑了之，不予追究；伶人在宫中的演唱会上公然说唐中宗“怕老婆”，不但不被治罪，反而获得“搞笑奖”；妓女请白居易给她的女儿取名字，白居易竟“不怀好意”地取名为“皎皎”，暗讽妓女的女儿知其母不知其父。诸如此类的“喜笑怒骂、谐谑嘲讽”，诙谐幽默，奇彩纷呈。在诗人言论自由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白居易，他的两首长篇歌行《长恨歌》、《琵琶行》，一首写的是唐玄宗，一首是写自己贬官的愁闷，但恰是这两首诗，给白居易赢来莫大的名声：对《长恨歌》社会上不责备其“不为尊者讳”，朝廷也不追究作者“诽谤先皇”罪；对《琵琶行》人们不仅不责备作者“牢骚太盛”，反而同情“江州司马青衫湿”；甚至于白居易死后，唐宣宗作悼诗总结他的成就时，概括说：“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吊白居易》）
穿行于唐代诗人队伍的行列中，我还看到许多聪颖早慧、才思敏捷的诗人，像王勃、苏颋、刘晏、李泌、林杰、史青、柳公权等等。仅以作诗的速度而言，三国时期曹植的七步诗传为佳话，而唐代的史青五步成诗，柳公权更是三步成章。记载“早慧”、“捷对”之类的故事，自南朝刘宋时期的《世说新语》就专辟有篇目，所以我们整理唐代诗人的奇闻轶事，也有必要单独开设一个章节。
另外想说的一点是：唐代全民爱诗，三教九流都作诗，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像“生吞活剥”、“趁韵诗人”、“打油诗”等，应该说是唐诗中的“等外品”。五万五千余首唐诗，不可能都是精品（选来选去，最流行的《唐诗三百首》也只是三百首）；三千五百多位唐代诗人，也不可能都尽善尽美。本着“不隐恶，不虚美”的原则，也收录了一些三教九流的奇闻怪事，这样更能反映唐代诗人的全貌，显示唐诗是兼收并蓄、宽广浑厚的“深山大泽”。
基于上述思考，本书分为八章，力求有点有面地反映唐代诗人的概貌。在材料的运用上，古籍主要参考的是《旧唐书》、《新唐书》、《太平广记》，今著主要参考的是周勋初先生主编的《唐人轶事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张忠纲先生主编的《全唐诗大辞典》（语文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以及一些有关唐代的别史、野史、笔记、传记、纪事、传奇等等。个别地方，可能与正史记载略有出入，但为了保留“趣闻轶事”的特征，也选录收取，以聊备一说。
铿锵大唐，唐代诗人队伍是强大而豪华的阵容，他们把豪迈、坦荡、锐意进取的精神，和任性、天真、逍遥潇洒的性情，完美融合在一起，了无痕迹。许多年以来，我一直想用一个简短的词汇来形容他们，但都“词不达意”。后来看奥运会比赛，见体育记者称道某个实力强劲的运动队叫“梦之队”，如称美国篮球队为“梦之队”，中国跳水队为“水上梦之队”等。受此启发，遂称唐代诗人为“诗歌‘梦之队’”。
梦回唐朝，与“梦之队”一同做诗之梦、梦之诗。
朋 星
2008年11月20日
侠气雄心 狂放豁达
唐朝是一个文治武功彪炳于世的强大帝国。
“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旧唐书·薛仁贵传》），大唐帝国饱经铁血征战，武威远扬。“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高适《燕歌行》），人们尚武好勇，充满了从军报国、建功立业的热情，洋溢着豪放任侠的社会风气。将士征战沙场，“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王维《老将行》）；侠客仗剑云游，“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李白《侠客行》其二）。这种雄健有为、气吞山河的时代风貌，势必深深地影响了唐代的诗人，他们或“投笔事戎轩”（魏徵《述怀》），或“遍干诸侯”、“心雄万夫”（李白《与韩荆州书》），或坦言“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或立誓“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王昌龄《从军行》），或高歌“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高适《塞下曲》），或慨叹“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岑参《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他们敢于突出自我、表现自我、实现自我，胸襟开放，慷慨奋发，体现了乐观自信的英雄气概和独立精神。像豪放飘逸的李白，像盘马弯弓、亲历战阵的边塞诗人高适、岑参等人，其侠气雄心或可理解；但是就连一些“苦吟派”的文弱书生，也时时热血澎湃，想着“十年磨一剑”（贾岛《剑客》），“收取关山五十州”（李贺《南园》其五）。从这个意义上说，唐朝可以说是一个人人奋发图强的时代。
在这样一个自由开放的时期，诗人们尽情展露情感个性，狂放不拘。如杜审言之目空一切，如“饮中八仙”之纵酒使气，如李白之笑傲王侯。“狂”在唐人的字汇中似乎是个褒义语，贺知章即自号“四明狂客”，李白说自己“我本楚狂人”（《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杜甫则自称“狂夫”（《壮游》说“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狂夫》说“自笑狂夫老更狂”）。狂，表明诗人自傲自信、热情奔放，散发着鲜活美丽的人格魅力。
诗人而有狭义狂气，足可证明唐代的概貌：剑胆诗魂。
誉儿癖
隋末大儒王通的儿子王福畤（zhì），德才兼备，精于撰述，曾任太常博士、齐州（今山东济南）长史。王福畤的儿子王勔（miǎn）、王勮（jù）、王勃，也都因为写一手好文章而名传天下，王福畤平常也爱向别人夸奖自己的儿子。韩琬的父亲跟王福畤是老朋友，一次，王福畤写信给他，说：“王勔、王勮、王勃，三个孩子写的文章、词赋都清新俊逸。最小的王勃，好像也不错。”韩琬的父亲回信给王福畤说：“晋代王武子有爱马的癖好，你有夸奖儿子的癖好。你们王家人的癖好，恐怕是太多了吧。我需要见到你的儿子们的文章后，才能确认他们写的文章是好是坏，值不值得夸奖。”王福畤收到信后，就将三个儿子的文章寄给韩琬的父亲看。韩琬的父亲和一些知名人士，读了王福畤三个儿子的文章后，说：“生的三个儿子要都像这样，确实是应该夸奖啊！”
杜甫的从祖杜易简，曾经赞誉王勔、王勮、王勃兄弟三人为王家“三珠树”。
杨炯恃才傲物
“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炯，少有才名，十一岁时举为神童，后任校书郎、县令等职。他博学善文，以文词知名当时，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齐名，人称王、杨、卢、骆。一向恃才倨傲的杨炯对这个排名顺序很不满意，自称“愧在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