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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军控制的任何地方，电波检查站全体出动，搜索日益加紧。德国人迟早总会找出线索来，就得看他们的能耐和运气了。
果然，1941年11月，德军情报部派在比国的头子皮普上尉，在比京侦察出了一部发报台。那时候，我们到底搞得怎么样了呢？1940 年底，我在比国布置几架电台，碰到不少困难。我请情报中心给我联系一位能够修配电台的技术员。这样我才接触了约翰·温策尔。他从1936年便在比国定居，领导一个专业小组搞兵工情报。
他的过去足以保证现在，年纪很轻，已经为德共工作；原籍革坦斯克，汉堡红色堡垒的积极分子，熟识德共总书记台尔曼。他在鲁尔区建立了一个工业情报小组，后来迁往比利时。他是地下工作的老手，对无线电专业又十分内行。
比京小组的全体成员都把他当老师，因为他能以身作则，既能培养报务员，又在他的电台上发报。他收的头一个学生便是阿拉莫。1941年年中，法国小组缺报务员。我决定派去两个实习生，一个是大卫卡米，一个是索菲·波兹南斯卡。
卡米是位百分之百的革命家，一位不分国界的战士。他是卡茨介绍给我的。他们俩又是在巴黎第五区党支部里认识的。年轻时候，他在巴勒斯坦住过，后来又去西班牙打仗。
“红色乐队”里不少类似人物。在加入我们这个组以前，他在法共担任技术工作。他爱好无线电，又是一位很好的化学师。他布置了一个小小的地下化验室，制造不少玩意儿，诸如化学墨水，自动灭迹的文件等等，更主要的是制造微型胶卷。他在这方面已经十分精通。
温策尔老师讲课的时候，索菲当助教。她也是我在巴勒斯坦认识的，表现十分出色，既勇敢又聪明。
可见我很关心这两位实习生。我曾吩咐肯特给池俩找个可靠的隐蔽场所。可是肯特没理睬，只让索菲住在阿特雷巴德街101 号，原来是我们租下来发送材料的。卡米则住在阿拉莫家里。连最起码的安全条件也不具备，简直是要诚心闯祸。
12月初，我接到索菲一个通知，说她很担心，要我去处理一下。阿特雷巴德街的情况十分糟糕，很可能出事情。
12月11日，我来到比京，发现情况确实不妙。阿拉莫的积习难改，老带些外面的男女朋友到别墅里玩。温策尔觉得不对头，暂时停止阿特雷巴德发报站的工作。11月份，每天只工作几个小时。
12月12日中午，我会见了索菲。她向我报告了这种恶劣的情况。我马上决定叫她跟卡米一道回巴黎。丢下的工作由肯特设法找人代替。然后，我又约大家第二天中午在阿特雷巴德街会面，把新采取的措施通知他们。可是，德军情报部的皮普上尉也跟时间展开了竞赛。他虽然侦察出了发报地点，但是还说不清到底是99号，101号，或者是103 号。当天深夜，他决定搜查101 号。他率领部下冲到楼下，遇见丽达·阿尔努。丽达是荷兰人，反对纳粹，是斯普林格的朋友。房子就是她出面租的，可是对于我们的活动，她几乎全不知道。
楼上，索菲正在译电报，一听见楼梯上的皮靴声，马上把手头的东西都扔进壁炉。基本上什么都烧掉了。德国人毕竟还抢出了一张纸，只烧了一半。
卡米却在另外一间屋子里监听别处一个电台发报。这是规矩。我们的电台发报，总有自己的电台监听。他一听见德国兵到，拔腿就跑。经过一场狂奔猛追，他终于被捕。丽达，索菲，卡米都被带走。德国人还布置下一架老鼠夹子。
第二天11点半，阿拉莫还一无所知，扬长而来赴约。他几天没有剃胡子，手里挎着一筐子兔子，准备做饭待客，脚还没有跨进门槛，德国宪兵便扑上去，要证件看。
他倒神色不动，摸摸口袋，掏出一本乌拉圭的护照，署名卡尔罗斯·阿拉莫。
问话一句接着一句：“你来干什么？ 你打哪儿来的？ 你是干什么的？ ”
他便讲了一个小故事；他的铺子在奥斯当炸毁了（ 这倒是真的） ，从此只得搞点黑市维持生计。他说：“我正好来卖兔子。”
话说得很逼真。他那派头，他那兔子，确实象个游街串巷的小贩。
宪兵们商量一下，便叫他留下待命。
就在这工夫，我也来了。
12点正，我一按电铃，开门迎上德国宪兵。我清楚地觉得心脏停止跳动，使一使劲才平静下来，马上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哎哟！对不住。我不知道这所宅子住着德国部队，大概我搞错门了。”
宪兵不相信，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差点把骨头捏碎，呼拉一声把我拽进里屋。
好罢，咱们来一场紧凑的……。宅子里已经彻底搜过，乱得没法形容，正是一片典型的抄家景象。我上楼时，通过大屋子的玻璃隔板，瞧见阿拉莫。我不等德国人向我要，慢腾腾地掏出证件，递给了他，神情十分安详。
宪兵看罢证件吃了一惊，脸拉长了。证件上面，签名和盖章搞得花花绿绿，证明持件人吉伯特是多特工程局派驻巴黎为国防军收罗战略物资的。工程局局长咨会占领军各机关予以便利并加协助。
为了打破沉闷，我补充说明：“我以为对面车库里有废铜烂铁，谁知道没开门，所以我过来打听打听那车库到底什么时候开门。〃 宪兵显得和气了一些，不过，纪律毕竟是纪律，他答道：“我相信你，不过还得等我上级回来。”
“没办法，没办法，我得赶火车。多特工程局局长今天下午亲自等我去向他汇报工作，你这样会惹出事来的。不如把我带到你的上级那儿去。要不，就打个电话给他。”
宪兵迟疑一下，决定去打电话给皮普上尉，告诉他出现了我这个人。我今天还仿佛听得见对方在电话里大嚷大叫。
宪兵脸色发青，仿佛遭了五雷轰顶。
“混蛋！ 你扣着这个人想干什么？ 马上放了！”
阿拉莫也走了过来，也听见了这话，便向我投个眼色。
我跟宪兵一道走下楼去，走到门口，我向他问道：“这儿出了什么事？ 犹太人案子么？ ”
“吓！严重得多呢！ ”
“什么事，那末严重？ ”
“间谍案子。”
我听了假装关心，表示我很理解事情的严重性。我们两人分手时十分友好。我对他说：“要是你到巴黎去，千万去瞧瞧我，让我高兴高兴。”
走到街上，我意识到情况确实严重，打击真是不轻。我们好几个情报员落进了德军谍报的罗网。事情会搞到什么地步呢？ 瞧瞧表，十二点一刻，真是迅雷不及掩耳……我猛咕丁想起了斯普林格还在就近等我。一会儿也不能耽搁啦！ 他要等不到我，也钻进老鼠夹里怎么办？ 总算还好，他还在等我。我简单地把情况告诉他，问他身上有没有嫌疑品。他说：“满口袋都是。”
“到底是些什么？ ”
〃 安特卫普的港口图纸。”
“好家伙！ ”
我记得几个星期以前，局长表示要港口的详细图纸，看看潜艇能不能混进去。斯普林格居然弄到了手。
“这儿一秒钟也不能再呆了。咱俩再让人盘问一番，那就不妙啦！ ”
过了一小时，我找到了肯特。不用多说，他马上意识到情况十分严重。我们的人被捕三个，尽管对他们十分信任，可是落进了盖世太保的手，那就没法说咯。尤其是丽达被捕，格外叫我担心。正因为她意识不到有什么必要只字不能泄漏，一定会问什么讲什么。她一共见过肯特两次。她认识斯普林格，听说过温策尔……德国人弄到了我们的电报，会不会搞清楚我们的密码？ 非得马上采取紧急保卫措施不可！肯特和斯普林格必须离开比国，越快越好。其余的人完全转入地下。
比国小组暂时停止活动。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行动要快，我走公路，去到里尔，转乘火车回返巴黎。
第二天，我跟格罗斯沃格尔和包利奥尔在一起，做了个小结，决定再成立一个专业小组，专门负责注意情况的发展，对付敌人的打击。小组成员得找几个极靠得住的人，总的由我那两位朋友领导。显然，自从出了阿特雷巴德事件，太平时代已经结束。从此以后，德国人将白天黑夜放出群群警犬，追踪我们。
格罗斯沃格尔和包利奥尔动身去比京，把事情抓起来。
首先得设法把肯特搞到巴黎来，把斯普林格搞到里昂去。还要发指示给伊兹布茨基，莱希曼和温策尔。温策尔立刻搬家，尽量把行踪搞乱，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两个月内，跟情报中心暂停一切联系。 最要紧的是搞清楚被捕同志的情况。他们都关在比京圣吉尔监狱。巴黎去的那两位先跟参加抗敌的监狱看守搭上关系，打听到同志们的处境。原来德国人并没有搞清他们真的身份。阿拉莫在监里仍然叫阿拉莫。卡米仍然用他的假名字，叫戴斯梅。索菲叫做魏林顿。
他们在12月被捕的时候，就是这么一些情况。1942年4 月初，我们接到消息，德国人已经弄清了索菲的身份。卡米变了达尼洛夫。到底出了什么事呢？ 索菲说出真的身份，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德国人盘问得太紧，她说出姓名是表示好意，当然，这不过是表面。在她战斗的一生中，她一向都用假姓名。说出了真姓名也不会暴露踪迹。其次，她要隐瞒她出生在波兰一个叫做卡里茨的小城市。因为她的老家还在那儿，隐瞒得过便免得德国人报复。她这种用心，我们当时是不明白的． 卡米的动机却不一样。他搞过二十年地下活动，接触过的人很多，他不愿意为了他牵连许多人。于是，这个没有国籍的犹太人便在一次审讯特紧的时候，“招供”自己名叫达尼洛夫，是苏军中尉。他俄国话说得不错，可以取信。他说，他在1941年在维希的苏联大使馆工作。战争开始后，他被派到比京跟阿拉莫合作．他说除了同时被捕的人以外，他谁也不认识。德国人居然信以为真。几个月以后，德国人讲起苏联军官达尼洛夫，还有点肃然起敬，说他表现得很勇敢，什么也不肯说。他自称军官，实在非常巧妙。
阿特雷巴德事件过后，追索放慢了一阵子。丽达给了皮普上尉两个地址，其中一个是抗敌积极分子道夫的地址。这人是斯普林格的朋友。
12月16日，就是说在搜查阿特雷巴德街以后三天，道夫在五街开设的皮货铺里，看见走来一个人，模样很怪，自称是“大首长”叫他来找斯普林格的。道夫觉得不对头，让那人过四十八小时再来找他。他把情况告诉了斯普林格。斯普林格也觉得来人象个特务，劝道夫多加小心。
那人如约重来，道夫把他让进铺面旁边一间屋子，又在近旁安排了一位朋友，准备随时出来干涉。那特务果然掏出枪来，放在身旁。道夫全不惊慌，只告诉他说，没有找到斯昔林格。过了几天，他又在一辆停着的汽车里瞧见那个人，越看越象一个盖世太保。道夫一见，急忙躲开。
丽达交代的另一个地址很可能牵连到斯普林格，再从他那儿找到我们组织的心腔。这便是丽达的表妹伊冯·吉斯林格的地址。伊冯是斯普林格和阿特雷巴德街的联络员。这一次，盖世太保的特务做得比较巧妙。他们先派几个不怎样化装的特务去找伊冯，用意似乎要吓唬她，不是真要抓她，而暗地里他们却派人盯她的梢，想通过她发现斯普林格。可是他们这一手又没有成功。
在圣吉尔监狱方面，阿拉莫的消息却很叫人担心。跟我们有联系的看守，说他已经送往柏林。这事本身就非同寻常。
更古怪的是，后来又送了回来，登记册上改名为米凯尔·马卡洛夫。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新发现，但也没什么稀罕。马卡洛夫大概是他的真名字。我们为了安全起见，谁也不知道谁的真姓名。可是，我毕竟打了电报给情报中心查问这件事。回电是“肯定”。我马上又给局长去一个电报，通知他情况危险。
德军情报组织已开始围剿，但是走错了路。尤其关于阿拉莫，他们几乎失之交臂。就在皮普上尉搜查阿特雷巴德街的时候，好几位抗敌战士在法国北部被捕，其中有西班牙内战时安德烈·马蒂的秘书。德军情报组织就此认为这个法国抗敌核心跟比京的“红色乐队”同属国际纵队老战士的抗敌体系。我在上文已经讲过，阿拉莫过去参加过国际纵队。皮普就按这种想法，给柏林打报告，建议把逮捕的人送进集中营。这时候，杰林才出来过问这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