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之后。在一个豌豆大罐头底部，藏着区区十英镑的款项。
别动队的人完全缺乏幽默感，他们设法解释为什么只有那么一点点钱。我给他们提出一个解释，使他们大为满意。我对他们说， “这简单得很，情报中心肯定要先检验检验联系是否畅通无阻，然后再送大笔钱来……”
他们便老等着以后的拨款。
关于荷兰方面，别动队要求给温特林克拨一大笔钱：情报中心回复说完全同意，但要求指定一个万无一失的信箱。
这些先生们高兴若狂，赶紧把一个前荷兰共产党员的地址报出去……但是情报中心发来的电报给他们泼了盆冷水：为什么把盖世太保所熟悉的一个地址报来呢？别动队十分狼狈，难以自圆其说。于是情报中心便主动叫温特林克同布鲁塞尔某工程师接触，向他要五千美元。别动队高兴得情不自禁，马上派去一个特务。那个工程师目瞪口呆，还以为是开什么4 月1 日愚人节的玩笑呢。别动队只好又一次画饼充饥。
情报中心还寻开心，再次捉弄他们，把一个墓碑商人的地址告诉艾弗雷莫夫，说这个人欠下了莫斯科市政当局一笔五万法郎的款项。实际上正好相反。情报中心把墓碑商人的地址告诉对方，是象征性地通知对方，到埋葬这个经费故事的时候了。但这种玩笑是别动队所不能明白的。
第二十四章布拉格的刽子手
1943年6 月，杰林的身体越来越差，他的喉癌有了严重的发展。我独创的药方——我介绍他喝白兰地，但是，即使我不介绍，他自己也会选择这种治疗办法的——这个药方也不灵。他喝得愈来愈多，觉得自己没有希望了，不久就要退场了。尽管他向柏林写报告，次次都说胜利了。但可以肯定，他并不是信心十足的。毫无疑问，为了让上司安心，他给柏林写道，大首长已经投到德国一边。但是每一次我同他长谈，他总是老话重提，表现出他的不安。有什么更深的原因促使我参加“大赌博”呢？ 我的回答是千篇一律的：那就是预料到苏联和德国会单独议和。
他并非深信不疑的，他知道我是犹太人，也知道我始终是个共产党人，而且是坚决反对纳粹的。
杰林是个聪明的警探，但是作为一个真正的德国人，他不能不按照逻辑来思考问题。如果有人向他揭发：在牢房里，虽然日夜受到监视，但是我竟能写了报告，并且交给了朱丽叶。他一定会回答说，不可能。同样地，那些苏联反间谍组织幽灵使他胆战心惊，但是他一分钟也没有怀疑过确有这样的组织，因为这是合手逻辑的。
有一个念头始终指导他的行动，那就是：只有别动队的头头应该了解整个行动如何开展。他经常大口大口地喝着酒，向我谈他行动的原则：“一个人领导着象我领导的那种大赌博，应该善于断定，在同他合作人的关系中，应有多大分量是事实，又有多大分量是谎言……对于柏林的负责人，主要是让他们放心，无论发生什么事，都要让他们相信一切顺利。至于军人嘛……他们对于这桩事的微妙性质懂不了什么。还有德军情报部，他们知道得愈少愈好，我认为他们应该知道多少才告诉他们多少，唯一掌握全部真情的人就是我。……”
下属所接触到的情报仅仅是严格地对他们工作有用的那一些。
当潘维茨代替杰林出任别动队头头时，他没有别的材料做依据去估计情况，只有发给柏林的报告，但内容同现实形势相去甚远。我深知杰林是个残酷无情的敌人，狡猾，诡计多端。但是，我也担心，他的继任人会使“大赌博”的结局更加惨酷。我应该指出，与此同时，雷塞也给解职了，并调到卡尔斯路赫的盖世太保总部去。这样，我的对手都换了人。
我在1943年7 月初认识潘维茨。我记得十分清楚他到纽伊走进我房间的那一天．当时，我非常注意和好奇地观察别动队的这个新头头。我之所以好奇，以后大家会明白的。这个人成了我的主要对手。从外表上，他同他的前任大不相同：年青，肥胖，面庞又圆又红，贼溜溜的眼睛藏在厚厚的眼镜后面，穿着得很讲究，派头象个小市民，一会儿沉着，一会儿急躁，给人的一般印象是一个黏糊糊、不好抓的球。
他1911年诞生于柏林。他发展成为刑事警察确实可以为精神病学家提供大好的研究题材。少年时代，他参加了一个基督教童子军组织。由于在家里接受了严格的基督教教育，他接着就研读神学，花了三年时间b 但是他没有成为牧师，却当了刽子手，上帝的道路是无法捉摸的。
潘维茨二十岁时，希特勒上了台。他在刑事警察部门当差，后被凋到“难案”组。但是，他负责处理的刑事案不能真正地让他大显身手。呸！多么庸俗呀。他所要干的是政治镇压。他认为只有这样，英雄才有用武之地。为了在纳粹制度下一步一步爬上去，最可靠和最迅速的道路就是走“盖世太保”的道路。他狗运亨通，受到了注意和赏识。这条狼崽子便高攀兽王了。他成了诲德利希的助手。当时海德利希招募一批年青有为、野心勃勃的潜在杀人犯。这帮人后来都哄动一时，他们叫做艾克曼，叫做席伦堡。
1941年9 月29日，海德利希提升为波希米亚莫拉维亚的总督，进驻布拉格，他的左右手是潘维茨。这样，捷克人民便经历一个可怕的痛苦时期，到处都是集中营，反抗纳粹主义的人成百成百地被枪决，流放和折磨。伦敦和捷克流亡政府决定空投游击队反击褐色恐怖。1942年5 月27日，经过精心的准备后，袭击了海德利希的座车。这个刽子手受了重伤，6 月4 日丧了命。
报复是可怕的。潘维茨是亲自负责海德利希的安全的，这次竟然措手不及出了事，所以怀恨在心，布置围剿。戈培尔宣布，犹太人首先要对此负责。于是，他们当中，囚禁在特西恩斯塔集中营的几百人遭到杀害。在捷克斯洛伐克全境，有三千人被捕。而且，海德利希6 月4 日丧命后，恐怖政策加剧了，实行了血洗，仅仅在布拉格监狱，就有一千七百捷克人被处决。在布罗诺，有一千三百人被处决。6 月10日，利迪斯这个小村庄的全部男人和儿童遭到屠杀，妇女一律流放到拉文斯布鲁克。
潘维茨亲自指挥追缉这次袭击的执行人。他就是所有这些屠杀的罪魁祸首。他肯定没有忘记这一切，肯定看见无数的受害者的身影，看见布拉格监狱地牢一幕接一幕的酷刑出现在眼前。又是他亲自指挥一团党卫军特务进攻圣·查尔斯·博罗海教堂，里面藏着执行这次袭击的游击队。
这些事情发生后，潘维茨同他的柏林上司之间，出现了一些麻烦。因此他宁愿销声匿迹一个时期。他到俄罗斯前线去，在部队里呆了四个月，无疑地觉得那里的气候，对于他虚弱的身体来说是太恶劣了。1943年初，他回到了柏林，当盖世太保——缪勒的帮凶。他负责审查从巴黎别动队拍来的电报。他的新上司赏识他的才能，知道他不仅是个呱呱叫的刽子手，而且有能力担负“高级政治”活动。潘维茨的想象力十分丰富。他刚回到布拉格，便提出了一个计划。他自认为这就能消灭捷克的抵抗力量。他解释说，这也是他的经验谈，每逮捕一个爱国者，就会起来十个爱国者。因此，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逮捕他们的头头，并招降他们。等到他们倒向德国一边，但是仍然保留在抗敌运动里的地位，这样才能破坏地下活动。
潘维茨的计划，在纸面上是很有吸引力的，但并不适应紧急形势。在捷克，盖世太保连一秒钟也不能耽误了，必须迅速而又有力地进行打击。于是，就仍按得力的老办法行事。
潘维茨一看到巴黎别动队的报告便跳起来；至少，那里在执行他的计划。至少，那里是懂得了。此外，潘维茨之所以更加深信自己的想法十分美妙，是因为杰林为了丑表功，加油添醋地宣传“红色乐队”的大首长以及其他队员如何变节，如何不费吹灰之力便投效德国。这样，他的计划是明确的：即设法得到任命，取代杰林。这个病号马上就要离职了。
为了达到目的，他便利用他所拉拢的一切上级关系。
我第一次看见潘维茨，想不到这个举动象个小会计的家伙，双手竟然沾满了捷克爱国者的鲜血。他假装斯文，好象只搞“高级政治”活动。他不久就可以如愿以偿了。他来得正是时候。他的柏林上司认为“大赌博”的头一阶段已经过去了，在尽了一切努力——和作出了许多牺牲——博得情报中心的信任后，要更进一步，开展第二阶段。
事情本身也要求有一个新的政策。战争的势头变了。自从斯大林格勒一仗以来，红军象碾路机一样轰隆隆地压过去，什么东西也阻挡不了。1943年7 月10日，美国人在西西里岛登陆，25日，墨索里尼被推翻。英，美军队在西海岸登陆的前景愈来愈接近了。柏林知道，要在军事上取得胜利是不可能了。希姆莱，席伦堡，卡纳里斯等人对于最后结局已不抱任何幻想，所以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单独同西方媾和上。从这种希望和这种思想方法出发，就可以理解“大赌博”在他们眼里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因此，需要加快步伐。潘维茨就是带着这种指示到达巴黎的。
是的，得赶紧了。从1943年夏季开始，马丁·包尔曼——领袖的左右手——十分关心这件事。他不仅组织一个专家组，负责准备材料，以便为“大赌博”服务，而且亲自动手，草拟电报。希特勒也知道了，但是他肯定不知道他的副手们的真正意图。在反对这个战略的阵营中，卡纳里斯和里宾特洛甫占有重要的位置。外交部长的敌意是很碍事的。因为提供外交方面的材料，必须经过他的手。自从包尔曼亲自掌握这件事以来，局势改变了：他拥有必需的权威去压服里宾特洛甫和伦斯德特两人的抵触情绪。就是从这个时候起， “大赌博”改名“狗熊行动”。我被捕的那一天，巴黎的盖世太保头子看见我时惊呼道： “瞧瞧他，这条苏联狗熊，我们终于把他逮住了！”所有这些战略家们都以为把这头野兽关到笼子里去了，对于这头野兽的爪子，谁也不去提防。他们忘记了这句俗话： “不要老熊未死就急于卖熊皮。。
潘维茨开始讲话。首先批评了他的别动队前任。他当着我面说：雷塞考虑这件事情，就象个低能的警探。至于杰林，他认为他太胆小了， “大赌博”开展得太慢。他给我进行解释，我也尽量装成专心听他讲的样子。他说，本来早就应该转入政治阶段了。然而，潘维茨的想法，表明他在了解情况方面，有严重的漏洞，虽然凭他的盖世太保经验，他可以识破一千零一种伪造和夸张报告的手法，但是，他对杰林给柏林送去的辩解报告，却完全象瞎子一样，看不出那些假事实。
别动队的新头头建议我从纽伊监狱迁到一座私人住宅去，并派人暗中监视。他对我申明，他认为，他的上司也认为，光用无线电同莫斯科联系不够了，在现时的第二阶段，应该建立直接联系。他怀着野心勃勃的计划，想派一个使者到情报中心去，告诉莫斯科，德国有一个重要的军事集团，想同苏联讨论单独议和的问题。这个特派员将随身携带一些文件，足以表明这种情绪的。但是，他的行李里，也带上相反的证据，证明德国另有一些派别，设法同西方商讨这种解决办法。
整个美妙的战略目的在于分裂反纳粹联盟。他死抱住这一点不放。潘维茨是相当低能的：这是一个正统出身的纳粹党人，头脑里装满了他那种所谓优秀民族的优越感。他很知道我是个犹太人，由于愚蠢地鄙视别人而瞎了眼睛，低估了自己的敌人。显然是因为陷入完全不自觉和中了假情报的毒，才会想象到“红色乐队”的战士竟然想到同纳粹分子同流合污。我们所进行的斗争是一场生死搏斗。但是，潘维茨之流是不可能理解的。
希姆莱得悉潘维茨的计划，认为派个掮客到莫斯科去太危险了。潘维茨告诉我说：他害怕共产主义对一个牢靠的纳粹党人的吸引力。“红色乐队’柏林组的成员这个事例在他的心目中记忆犹新。象波森和哈纳克这样的人竟然成为“苏联特务”，一些在社会上十分得意的人，毫无经济上的顾虑，却投身于反对纳粹的斗争，这是盖世太保的人无法理解的。
潘维茨并不灰心。他向我提出另一个建议，这一次是促请情报中心派一个代表来巴黎。我毫不犹疑，甚至还假装十分赞成，回答说；我认为这个计划完全行得通。肯特也被问及这事。他咬定说；这个计划完全是空想。就象一个钟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