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区还是共产区呢！
我说：“为的是纪念安德烈·马蒂获得释放。”
“我明白，我要是你，为了免出麻烦，还不如换个名字。”
我回去征求露芭的意见。为了纪念我们在巴黎最先住在拉丁区，也叫圣米歇区，所以便给孩子取名米歇。
露芭跟我一样，都参加党的活动。问题在于晚上谁看孩子。—朋友们都得出把气力嘛，轮流看看孩子吧。
他们说：“不用道谢啦，这是当然的事，反正都是给党办事嘛！”
毛病只有一个，有些同志宁愿看米歇，不愿去开会。
我们就这样好好歹歹安排了新钓生活，挣的钱还够维持，党的活动使我们的思想有了寄托，作为革命者，当然只能过一天算一天。革命的道路是荆棘丛生的。要走这条路，就得应付一切，特别是应付意外的变故。1932年6 月一个早晨，只见斯特罗姆满腹心事似的走来问我，有没有人寄给他一封信。这件事马上说明，搞革命的人，总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外来。
我反问他说：“私人的信件吗？”
“不，不，信很要紧。”
我觉得他古怪，便对他说：“我是外劳局负责人，寄信给我谈非法活动，非得百倍警惕。”
斯特罗姆原本跟我一道在文化联盟搞工作。1931年，他爸妈寄钱给他，在技师学校报了名，想学当绘图员。从此，他便不再在公共场所露面。我没有叫他摆明问题，只怀疑他参加波共的地下活动。
过了两天，他更加忧心仲忡地来问我曾否接到给他的信。
临走时，他叮嘱说：“不管怎么样，多加小心。”
我根本想不到，横祸会从哪儿来。可是不用几天，报纸便告诉了我。斯特罗姆被捕了。说他替苏联搞间谍活动。间谍网的头头叫比尔，大概颇有才能，连警察都给他起了绰号，叫做魔侠。《人道报，的记者李杰，也受到牵连，成了所谓“魔侠事件”。
巴黎的许多报纸都纷纷议论这件案子。这么好的机会哪能放过了，不去揭共产党的疮疤，指控它“受外国的雇佣”？法国从来爱搞文字游戏，魔侠案变了魔马案，马是影射马克思。
至于我，我跟魔侠集团有什么关联呢？除非就是我跟斯特罗姆是朋友。不过，我是党的积极分子，自己觉得有责任把自已的情况报告组织。经过了研究，还是劝我离开巴黎。因为，警察有可能利用我跟斯特罗姆的朋友关系，来打击犹太侨民。这种顾虑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当时的反动报刊早巳在指摘“移民没边”，同时又吹又煽，想把最庸俗的排犹思想煽得死灰复燃。我的一切手续都是完备的，只要我愿。
意，就可以到，比方说，到布鲁塞尔去等候事态逐渐平息。
可是，我想趁机会去苏联，因为从1931年开始，我已经提出这个要求。为什么呢？为的是打从离开波兰以来，我一直没有喘息的时间，就算在经验方面收获很大，毕竟还缺乏理沦知识。该及时补上这个漏洞了。
我的档案大概已经送去，人选则由法共领导向莫斯科提出。主管机关是第三国际的干部局，而主管法国的则是马纽尔斯基的妻子勒别德娃。我的妻子随后再去。这样，1932年初夏，我匝去到苏联首都。
第五章 终于来到莫斯科
在去莫斯科的路上，我在柏林逗留了几天。
在那儿碰到的一些左派活动家，都低估了纳粹的危险。
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只根据议会选举来看问题，认定希特勒的党绝对得不到国会多数。我一说纳粹会以暴力夺取政权，说他们在这方面做的准备远远胜于其他任何工人党派，听的人都不以为然。
纳粹冲锋队的靴子声，却越来越把大街小巷敲得震天响，巷战成了家常便饭，冲锋队干脆袭击左派的一切活动分子。
就在这样的时候，社会党和共产党一共掌握一千四百万选民，就是不肯成立统一战线。德共总书记台尔曼有句名言，说是“纳粹是棵树，社会民主党是树林，不可见木不见林。”半年以后，纳粹这棵树的阴影，已经笼罩了整个德国。
一直要到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才从惨败中汲取教训，主张实现统一战线。而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却在集中营铁丝网后面，实行统一战线已经有一个时期了。
我离开柏林的时候，已经肯定大难即将临头。去莫斯科的火车上旅客不多，过境时，只有我一个人，不仅我那座卡里只有我一个人，整个车厢里也只有我一个人。那时候，苏联在外界心目中还是一个谜。世界各大洲的有钱人，都把它当做一场恶梦，而我却把它当做劳动人民的祖国。
边境大牌子上，写着马克思的伟大召唤：“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我一瞧见，心里说不出的激动，说不出的自豪，能够参加建设这个新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砸断锁链，扫清过去。我一向梦寐以求的社会主义国家，现今已在眼皮子底下。
到边境车站的时候，已经有人在等我。过境以后，换坐两个人一间的车厢。再走了两三个小时，一位红军军官走进来，瞧见外国共产党人，十分高兴。大家便用俄语、波兰语、德语交谈起来。快到莫斯科站，那位军官起来收拾行李。我瞧见的东西，使我十分惊讶；他的两个大箱子里，装满了干面包块。他收拾好了对我说：“瞧见了吧？这是我带给家里人的礼物。他们都住在乡下。”
我刚到莫斯科便瞧见了离奇的事情。车站和车站周围，呆着成千上万的农民。他们拖男带女，没精打采地等着，大都抱着，靠着包裹口袋，等候火车。我心想：“她们上哪儿去呀？”他们被撵出自己的村子，只好远去东方，去到西伯利亚，开垦那无边无际的处女地。
走出车站，我放下手提箱，空手去向一位民警问路。他说：“你是外国人吗？”
我点点头。
他说：“我劝你手提箱永远不要脱手。这儿不是没有小偷小摸的。”
十月革命过了十五年，莫斯科还有小偷！我简直弄得目瞪口呆。我叫辆出租汽车，去找我那老朋友艾伦博根。我们还是在巴勒斯坦认识的。他为人十分聪明，有组织能力，在“团结”小组里积极活动。1927年得了病，差不多全身瘫痪了，所以组织上批准他回莫斯科。我到了柏林，便通知他我要来莫斯科，所以他正在等我。桌上有面包，黄油，香肠，伏特加酒，可是红军军官满箱的干面包仍然在我眼前。艾伦博根瞧出了我惊讶的神色，便对我说：“你一定觉得奇怪吧？我家居然有这些东西。这是黑市上搞来的。象我这样的人，收入不少，想买什么就能买什么。”原来，他是工程师，还在两个专门学院兼课。
我们整整谈了一夜。他尽管不是党员，却并不反对苏维埃制度。可是，他谈集体化，谈莫斯科的生活，谈党案，却跟我听到的和读到的全不一样。从头一天开始，我就发现，宣传和生活之间的鸿沟，简直无法逾越。
第二天，我去伏龙卓维，波尔。那是政治侨民住的地方。
一座大楼，离市中心不远，熙来攘往，十分活跃。世界各国的老牌活动家，波兰人，匈牙利人、拉特维亚人、南斯拉夫人、甚至日本人，流亡出国，便在那儿安身。他们等待分配工作，往往要等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所以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讨论问题。有人赞成搞集体化，有人却说集体化在乌克兰引起了饥荒。我这才知道那儿还在饿死人。大家说话非常随便，也很激烈，很象我们在巴黎，跟社会党人和托派分子漫无边际地淡天说地。我被派到一间屋子，跟另外两位同志合住。
莫斯科的新鲜事儿，还有待发现。在市中心的驯马广场，矗立着第三国际大楼，建筑高大，警卫森严。进门以前，先得跟见客的人通电话。大楼各层，分布共产国际的各部。一座搂管整个世界。我由法国组的书记接见。他已经接到我来到的通知。他已经办好手续，让我进共产主义大学。当时，莫斯科有四所共大。第一所是列宁大学，专收实践丰富而缺少理论的活动家。将来的共产党领导人，都是从这所大学出去的。那时候，铁托也在那儿上学。第二所是马什列夫斯基大学，用的是第一任校长的名字。我已经在那儿报了名。
该校专收少数民族，实际上差不多分了二十几个组：波兰，德国、匈牙利、保加利亚等组。每组又有专业小组，由各国少数民族活动家组成。比方说，南斯拉夫组，包括塞尔维亚小组和克罗底亚小组。至于犹太组呢，组里包括世界各国的共产主义活动家和苏联的犹太族活动家。我们了解苏联的情况，因为部分学员回家过暑假。第三所是古特夫大学，专收近东学生。最后是中山大学，专收中国人。四所大学一共选收学员两三千人。
1932年，学生生活并不轻松。大部分人住得很远，路上要走一小时。一直要到1934年，我们的大学附近才建造大楼，可以住学生一千二百人。至于饭菜呢，至少该说花样不乡。往往整个星期吃白菜，接着又整个星期吃米饭。有人编了一个笑话，几乎每逢上菜就有人学说。据说有一个学员动手术，肚子好似三层糕；一层米饭，一层白菜，一层土豆。
学校也管学员的衣服，一下子买进七百条裤子，条条一模一样。街上的人一瞧就说：“嘿！这不是马什列夫斯基的大学生吗！”保密措施实在不错！
我那时候的学生手册，至今还留着。手册里页印着列宁和斯大林的照片，后面一页是校长马什列夫斯基。照片下面都附有伟人的名言。列宁的话是：“建设的任务就在你们的面前，只有掌握了全部现代的知识，你们才能完成这个任务。”斯大林的话则是：“理论和革命实践密切联系，就会成为工人运动的伟大力量。”
课程共分三节。第一节是社会经济学，包括苏联民族史和联共党史，共产国际史和列宁主义研究。第二节是学员的本国情况，工人运动、共产党和民族特点。第三节学语文。
没上过文化课的，可以学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学习很紧张，一天平均要占十二个到十四个小时。
在我们的系里，我最爱搞犹太问题。我们的教授蒂门斯些是本世纪初最早加入共产党的犹太人。十月革命以后，他曾在斯大林手下当过民族部副部长。他熟识列宁，时常引用列宁的话：“排犹就是反革命。”蒂门斯坦教授从他跟列宁的多次讨论中，得出这样一个信念：列宁主张在苏联成立一个犹太民族共和国，享有其他共和国的同等权利。
共大的学员也受军事训练。练武，射击，救护平民，化学战的基础知识。我对兵器毫无兴趣，打靶老打在靶子外边。
苏共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时常来做报告。后来，逐渐稀少。
我们也参加老布尔什维克协会组织的一些晚会。直到1935年 5月，这种活动还受到当局的容忍。历史上的名人，有的还在写历史，如拉狄克、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都来主持过讨论。季诺维也夫给我的印象最离奇。大概是由于他说话拐弯抹角。他说起话来，老是火烧火辣的十分凶狠。嗓门又尖又酸，没法平静。他那天晚上讲的话，我怎么样也忘不了。他一面打手势，一面叫道：“我把耳朵贴在地上，便能听见革命来到的声音。就怕社会民主党当反革命的主力军！”
布哈林叫我惊心动魄：口才好，有学问，他放弃了政治搞文学。每逢他做完演讲，总是一片欢呼。可是他神色不动。
有一天，他忧郁的目光转向全场欢呼的人，嘴里漏出这么一句话：“每鼓一掌，都叫我早死一些。”
拉狄克也很清醒。不过他的挡箭牌是刻薄和厚颜。什么政治变局，他都同意，还写长篇大论的文章，解释官方的路线，可是自己连一个字也不相信。其实，谁也骗不了。
斯大林再也受不了他那些轰传全莫斯科的俏皮话，叫他去谈话。
拉狄克回答说：“怪我专讲反苏掌故，那是不公平的、还有别人……”
外国党员在莫斯科上学的，不同外界往来。我们不太有机会出去旅行，也没法接触老百姓。从1932到1935年，我们跟苏联社会毫无接触，所以还不受官僚机器的压制。以全国而论，官僚统治越来越厉害。我们谈的政治问题，在党内已经没人敢谈。通过我们民族组派在共产国际的代表，我们对于苏联的情况，比苏联公民还清楚。我们若是不同意，就可以说。
我到苏联才几个月，便听说斯大林的妻子“自杀”了。
参加丧礼的大学生，在队伍里咬耳朵说：“她到底是自杀的，还是给……干掉的？”
1933年初，露芭带着我们的儿子米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