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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上的成功没有给他带来金钱，却给他带来了信心，他不但相信可以靠写作挣钱，甚至还使他进入法兰西学士院。果然，1861年12月11日，他提出申请作候选人。这确是惊人之举，一个曾被法庭判处有伤风化罪的诗人居然想进入庄严神圣的法兰西学土院，真与发疯无异。这虽然是一种挑战的行为，但是，应该指出，这仍然是波德莱尔建立在资产阶级价值观念上的行动，他想通过此举来恢复名誉，想以此来向母亲证明，她的儿子并非一无是处，也能在社会上出人头地。当然，这并不排除他有文学上的考虑，他认为只有他才能在法兰西学士院里维护文学的地位。然而，想当院士，并不是递一纸申请就能如愿以偿，更主要的是要登门拜访院士，争取选票，也就是说，要想成为“不朽者”，得有已经是“不朽者”的人同意才行。波德莱尔只拜访了几位，先就厌烦起来，那些人只是敷衍他，并不当真，甚至有拒而不见者。只有诗人维尼热情友好地接待了他，并且善意地、明智地告诉他，他的位置不在学士院。极端守旧，被称为“赋闲的国务活动家的议会”的法兰西学士院的确不是一位反叛的诗人的去处。波德莱尔终于听从了圣伯夫的劝告，在选举前退出了。事实上，像波德莱尔这样离经叛道的诗人是进不了法兰西学士院的，“因为政府从来不允许属于反对派的具有伟大才能的人进入学士院。”
贫病交加的波德莱尔把希望寄托在布鲁塞尔。他想到那里去演讲，同时出售自己的作品。1864年6月，他到了布鲁塞尔，计划中的演讲遭到冷遇，比利时的出版商拒绝了他的作品。他在布鲁塞尔过着比在巴黎更贫困、更悲惨的生活，而债主又在巴黎等他，他不能回去，他的心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恶劣，当他听说有两个名叫马拉美和魏尔伦的年轻人著文赞扬他的时候，竟不胜厌烦地说道：“这些年轻人令我害怕，我只想独自一个人。”尽管如此，波德莱尔仍笔耕不辍。他准备写作《可怜的比利时》，发泄他对比利时资产者的守旧、猥琐的假道学的憎恶和痛恨。他发表诗歌，尤其是散文诗。波德莱尔的散文诗大部分写于1857年后的七八年间，多发表于1862年以后。这正是波德莱尔横遭指控并且疾病缠身的时期，然而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可以使他缠绵病榻，却不能消蚀他的想象和创造的能力。他的散文诗发表时常冠以《巴黎的忧郁》的总题，偶尔也称作《小散文诗》，在诗人死后结集出版时称《巴黎的忧郁》。波德莱尔说，《巴黎的忧郁》“依然是《恶之花》，但是具有多得多的自由、细节和讥讽”。他在献词中明确指出，这些散文诗是要“描绘现代的生活，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现代的生活”。不是随便哪一种，而是当时巴黎这座现代大都会的生活。因此，诗人就像一个漫游者，在巴黎城中信步来去，他的见闻、感受、梦幻和沉思，就成了这些散文诗的题材。波德莱尔说 《巴黎的忧郁》“具有多得多的自由、细节和讥讽”，是说他试图创造“一种诗意的散文的奇迹，它富有音乐性，却没有节奏和韵脚，相当灵活，对比相当强烈，足以适应灵魂的抒情性的动荡、梦幻的波动和意识的惊跳”。这使得《巴黎的忧郁》不单单是《恶之花》的另一种形式，而且在意境上、寓意上、细节上都有所深化，尤其是强化了诗歌所不擅长的现实主义细节描写。散文诗并非自波德莱尔始，但他的确是第一个把它当作一种独立的形式，并使之臻于完美而登上大雅之堂的人。
这一团火似乎耗尽了波德莱尔的心力，1866年3月，波德莱尔不慎跌倒，出现大脑活动障碍的征候，随即恶化，于7月2日被送回巴黎。次年8月31日，瘫痪了近一年的波德莱尔终于在巴黎的一家医院里停止了呼吸。参加葬礼的只有他的母亲和一些老朋友，没有一位官方人士肯来向《恶之花》和《巴黎的忧郁》的作者最后告别。人们在送葬的队伍中看见一个年轻人，就是后来震动诗坛的大诗人保尔·魏尔伦。
波德莱尔曾经在写给母亲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如果有一个人年纪轻轻就识得忧郁和消沉的滋味，那肯定就是我。然而我渴望生活，我想有些许的安宁、光荣、对自我的满意。某种可怕的东西对我说：妄想，而另一种东西对我说：试试吧。”这希望和失望之间永无休止的交战，就是波德莱尔一生的总结，就是他的天鹅之歌的主旋律。
波德莱尔是个神秘人物，更确切地说，是个曾被神秘化了的人物。围绕着这个名字，有过许多可惊可怖的传说，其中自然有现行制度的维护者因仇慨这位反叛的诗人而恶意中伤的流言，也不乏他本人面对丑恶的现实，悲愤之余自己编造的故事。属于前者的如：波德莱尔眼看着一个人被豹子吞掉而幸灾乐祸；波德莱尔为了开心，从五层楼上把一个花盆扔在街上一个玻璃匠身上；波德莱尔用雪茄烟烧一头狮子的鼻子，险些被咬掉手指头；波德莱尔将一只猫倒悬在一块玻璃上，听猫爪抓在又硬又滑的玻璃上发出的声响取乐；波德莱尔住在狄埃波旅店时，主人吓唬孩子说：“别哭了，再哭我叫波德莱尔先生吃了你！”……属于后者的，我们只须看他信中的一段：“我在此地（布鲁塞尔—笔者注）被视为警察（好极了！）（因为我写了那篇关于莎士比亚的妙文），被视为同性恋者（这是我自己散布的，他们居然相信了！）我还被视为校对，从巴黎来看下流文章的清样。他们老是相信，我感到恼怒，就散布说我杀了父亲，并把他吃了；而人们允许我逃离法国，是因为我为法国警察效劳，他们居然也相信了！我在诬蔑中游泳真是如鱼得水！”因此，波德莱尔对那些奇谈怪论非但不去辩白，反而推波助澜，添枝加叶，暗中品味着一种报复的快乐。这是一个人对周围的世界感到深恶痛绝而产生的一种可以理解的态度。实际上，我们认真检阅他一生短短四十六年的旅程，不难看到，那平凡的一生，是被丑恶的现实扭曲了、扼杀了，那些被秩序的维护者指为伤风败俗、亵读宗教的诗句，正是一个软弱而敏感的诗人诅咒黑暗、追求光明而发出的阵阵痛苦的喊叫。波德莱尔曾经写道：“如果一位诗人向国家要几个资产者放在他的马厩里，人们一定会感到惊讶，而如果一个资产者要烤熟诗人，人们就会觉得是自然而然的了。”他对资产阶级的轻蔑溢于言表，同时也流露出他无可奈何的悲观情绪。
波德莱尔一方面对资产阶级怀有轻蔑和仇恨，往往表现出不共戴天的激烈情绪，但另一方面，生活范围的极其狭窄，又使他不能深切了解广大劳动群众的苦难和斗争，从当时此伏彼起的革命运动中汲取精神上的力量，因此，波德莱尔始终象一个揪着自己的头发想离开地球的人一样，虽然费尽气力，痛苦万状，却终于不能离开。正如他在 《断想》中所说：“我迷失在这丑恶的世界上，被众人推搡着，像一个厌倦了的人，往后看，在辽远的岁月中，只见幻灭和苦涩，往前看，是一场毫无新鲜可言的暴风雨，既无教诲，亦无痛苦。”追求解脱而找不到出路，热爱生活而又不知何所依凭，预见到革命却看不到希望，始终在如来佛的掌心里翻跟头，这是波德莱尔的深刻的悲观主义的根源。
波德莱尔的一生是反叛的一生，他的反叛以悲剧告终。然而这是一出有血有肉的反叛的悲剧，他将其凝聚在《恶之花》中，以生动的场景，活跃的人物，撕心裂胆的喊叫，发人深思的冥想，使万千读者惊醒和感奋。反叛不是革命，但反叛可以成为革命的开端。波德莱尔的学生、著名作家雷翁·克拉岱尔积极投身到1871年的革命中去；俄国革命家、民意党人雅库包维奇—美尔欣在流放期间偷闲来翻译《恶之花》，都不是没有理由的。而著名的巴黎公社诗人克劳维斯·于格则毫不含糊地认为，在理论上是反对革命的波德莱尔，事实上是一位革命的传播者。这无疑指的是他的最重要的作品《恶之花》在许多人身上所发生的作用。
然而，波德莱尔是诗人，他的最根本的贡献乃是结束了法国诗的古典时代，使之进入现代。后来有一天，其它国家的诗人也意识到，波德莱尔不仅为法国诗开辟了一个新时代，也为全人类的诗开辟了一个新时代，正如邦维尔在他的葬礼上所说：“维克多·雨果虽然也是一位革新者，毕竟还是继续了古代的传统，他总是根据某种有意的理想美化人和自然；波德莱尔不然，他象巴尔扎克、杜米埃、欧仁、德拉克洛瓦一样，接受了全部的现代人，连同他的动摇，他的病态的优雅，他的无力的希冀，他的混杂着那么多失望和泪水的胜利！”这正是《恶之花》的现代性之所在：它打开了现代人的心灵世界，呈现出它的全部矛盾性和复杂性。
在恶之花园中游历
在《恶之花》即将受到法律的追究的时候，有四篇文章被波德莱尔汇集起来，作为辩护的材料。其中爱德华·蒂埃里把 《恶之花》的作者比作《神曲》的作者，并且担保“那位佛罗伦萨老人将会不止一次地在这位法国诗人身上认出他自己的激情、令人惊恐的词句、不可改变的形象和他那青铜般的诗句的铿锵之声”。巴尔贝·多尔维利的笔锋似乎更为犀利，直探波德莱尔的灵魂：“但丁的诗神梦见了地狱，《恶之花》的诗神则皱起鼻子闻到了地狱，就像战马闻到了火药味！一个从地狱归来，一个向地狱走去。”可以说，但丁是入而复出，波德莱尔则是一去不返。
当但丁被引至地狱的入口处时，维吉尔对他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当读者来到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园的门口时，他警告说：“读者倘若自己没有一种哲学和宗教指导阅读，那他说活该倒霉。”有人说，报纸是寻找读者，书籍是等街读者。那么，《恶之花》等待的是什么样的读者呢？他们有足够的勇气和清醒跟着波德莱尔进入恶之花园吗？他们将驻足欣赏、沉溺于这些花的醉人的芳香、诱人的颜色、迷人的姿态而将其编成花环戴在头上呢，还是手掐之、足践之、心弃之，而于美的享受中获得灵魂的净化？
《恶之花》的卷首是一篇《告读者》，开宗明义，道出了诗人要写的是“愚昧、谬误、罪愆、悭吝”，是“奸淫、毒药、匕首、纵火”，是“豺、母狗、猴子、蝎子、秃鹫、蛇”。根据传统，这七种动物象征着七种罪恶：骄傲、嫉妒、恼怒、懒惰、贪财、贪食、贪色。总之，诗人要写的是人类精神上和物质上的罪恶。不过，在人类的罪孽中，有一个更丑陋、更凶恶、更卑鄙！
它不张牙舞爪，也不大喊大叫，却往往把大地化作荒芜不毛，还打着哈欠将世界一口吞噬。
读者，你认识这爱挑剔的妖怪，——虚伪的读者——我的兄弟和同类！
联系到《1846年沙龙》卷首的那篇《告资产者》，读者是谁便可了然。
《告资产者》中写道：“你们可以三日无面包，绝不可三日无诗；你们之中否认这一点的人是错了：他们不了解自己。”这两篇宣言之间，思想上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读者就是资产者，资产者就是诗人的同类、兄弟。不同的是，资产者是虚伪的，诗人是真诚的；他解剖的是自己的心，照见的却是资产者的灵魂。他拈出了“厌倦”一词，用以概括当时社会中最隐秘也最普遍的精神状态，隐约地透出了世纪末的感觉。波德莱尔当然不是第一个感受到“厌倦”的人，在他之前，夏多布里昂、斯丹达尔、维尼、缪塞等都早已哀叹诅咒过这种“世纪病”，但是，他们都没有像波德莱尔感受得那么深刻、那么具体、那样混杂着一种不可救药的绝望：
我们每天都朝地狱迈进一步。
这是他下的判词。
波德莱尔敞开了自己的胸膛，暴露出自己的灵魂，展示出一个孤独、忧郁、贫困、重病的诗人，在沉沦中追求光明、幸福、理想、健康的痛苦旅程。这是一部心灵的历史，是一场精神的搏斗，是一幅理想和现实交战的图画。诗人千回百转，上下求索，仿佛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