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松，君臣相得，撸起袖子，大干起来。
雍正四年，世宗大举清除异己，胤禩、胤禟、胤禵等政治反对派，或幽死，或圈禁。统治稳固了，世宗便立即着手“改土归流”。
“改土归流”遇到了意料之中的激烈反抗。时任云贵总督的鄂尔泰铁腕镇压。当年，即平贵州长寨土司叛乱；次年，平云南乌蒙土司、镇雄土司叛乱。这两次平乱，都杀戮极惨，尤其是平长寨土司叛乱，到了“老少无遗”的地步。
土司们终于被震慑住了。
雍正六年，世宗任命云贵总督鄂尔泰为云、贵、桂三省总督，加快在上述地区推行“改土归流”。
云、贵、桂地区的“改土归流”，自雍正四年始，至雍正九年，历时五年，基本完成。两千年的历史上，中国中央政府，第一次对云、贵、桂三省，行使了完整的行政权。
需要指出的是，“改土归流”大业，能够在雍正朝完成，除了彼时中国国力强大、中央政府权威巩固、世宗本人坚定不移之外，自明朝开始的汉军、汉民向西南地区的迁移，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到了雍正朝的时候，当地的土、汉人口比例，较之前明，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改变了。
靠近贵州、广西的湖南、湖北、四川境内，亦有不少土司，在这一轮的“改土归流”中，也被一勺烩了。这班土司最近内地，本来就已相当程度的汉化，独立性亦远不及偏远地区的土司，慑于朝廷雷霆之威，几乎都是主动“投献”的。
不过，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还是留下了一个大大的尾巴，这就是四川接近西藏的一大片土地，也即是瞻对、理塘所在之处。
这个地区的土民，以藏人为主，和西藏关联紧密，在此“改土归流”，就是动西藏的奶酪。
康熙末年，准噶尔袭杀固始汗之孙拉藏汗，灭和硕特部，控制西藏。朝廷抓住这个机会，用兵西藏，派大将军王胤禵入藏，驱逐了准噶尔。自此，朝廷的手，才算真正伸进了西藏。
雍正五年，也就是在西南地区开始“改土归流”的第二年，始设驻藏大臣。历史上，中国中央政府，第一次正式对西藏行使行政权力。不过，这个行政权力，是非常不完整的，仅仅处在一个“监督藏政”的阶段。西藏的内政，只要不出大乱子，朝廷是不干涉的。事实上，以彼时的力量，也干涉不了。
就是说，彼时，朝廷对西藏的统治，还十分之不稳固，因此，绝不能够在那种情形下，主次不分，横生枝节，去动川藏交界处的藏人土司。
现在时移势易，又凭空掉下了瞻对之乱这个天赐良机，关卓凡一把抓住，要借机斩掉这条大大的尾巴，补上这个大大的缺口。
事实上，关卓凡的野望，是对整个西藏“改土归流”，但是，动西藏本土的时机尚未成熟，一口吃不成个胖子，一步步来吧，柿子先找软的捏。
瞻对的土司没了，“改土归流”是顺理成章的。理塘呢？朝廷下旨，痛斥理塘土司，“坐视川边糜烂，不为所动”，该员行径，何止“尸餐素位”？简直“是无人心”！着革去一切职衔，黜为庶民。
理塘土司其实是有些冤枉的。瞻对兵横行境内，阻断西藏和内地的联通，他除了向拉萨的噶厦和成都的四川总督告急之外，确实没有打开寨门，出去拼命——可是，摆明了实力悬殊，打不过的呀！出去干什么？给人家磨碎了做糌粑吃吗？
但思前想后，终究不敢不奉诏。一是贡布朗杰父子殷鉴在前，二是轩军大军就驻扎在不远处的乐山，捏死自己犹如捏死一只蚂蚁，只好委委屈屈地“奉诏”、“谢恩”了。
不过，朝廷对他，还算是客气的，准他继续留居理塘，并保留一定数量的土地、金珠、奴仆。
瞻对设县，县治设在如龙镇，此地形如龙头，藏语呼之“主母龙”，因此，定县名为“新龙县”，取“龙获新生”之意。
理塘设县，名称不变，即“理塘县”。
瞻对、理塘开了头，接下来就好办了。
“督办川藏军务钦差大臣”伊克桑，四川总督吴棠，联名下札，给四川藏区土司们，一个个地打招呼，大致意思是，奉皇上的旨意和轩郡王的均谕，现给各位老兄三条路选，万勿自误：
第一条路，期限之前，主动“投献”，即主动交出土地和权力，则朝廷不但允许你们留居当地、保留相当数量的土地、财产、奴仆，还会下旨表彰，授予你们“恩骑尉”的世爵，并准尔等子孙世代承袭——就是“世袭罔替”啦。只是“恩骑尉”是世爵中最低的一档，札子中未使用“世袭罔替”这么隆重的字眼。
期限到了，始终不肯主动开口，就只好下旨免职了。
第二条路，免职的旨意下来后，如果奉诏，那么朝廷还是会仿理塘土司的例，准许你们留居当地、保留一定数量的土地、金珠、奴仆，只是这个数量，就没有“主动投献”的那么多啦，“世爵”神马的，更加不必提了，就是个平头老百姓。
第三条路，如果不奉诏，哼哼，那便是违抗圣旨、迹同谋反，本钦差立遣大军，到你们家里边，当面跟你们说道说道。
瞻对头人和理塘土司的例子摆在前边，轩军在一旁虎视眈眈，又有十二世达赖喇嘛入觐的大背景，四川藏区的土司，大部分选择了主动投献，剩下的，或者心存侥幸，或者看不明白形势，拖过了期限，等到了免职的圣旨。
这班土司，这才明白朝廷是来真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和理塘土司一样，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终究没有造反的胆子，流官到任的时候，一个个乖乖地交出了政权。
唯有新龙县正北三百里的色达，勒兵边境，朝廷派去的官员，不得其门而入。
伊克桑接报，立即率轩军向色达挺进。
川藏震动。
轩军先锋团进至打箭炉的时候，收到了色达方面送来的一个匣子，打开一看，是一颗人头——色达土司的人头。
色达土司手下的一个头人，杀掉了自己的主子，向朝廷投诚。
朝廷的官员，顺利进入色达，那个“恩骑尉”的世爵，就给了这个头人。
轩军入川之后，至始至终，一枪未放，一炮未开。
川地藏区，一批新设立的县，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新龙县在北，理塘县在南，我们就以新龙县和理塘县为坐标，来看一看这次“改土归流”的成果：
新龙县西，设白玉县；西北，设德格县；北，设甘孜县；东，设炉霍县、道孚县。
德格县北，设石渠县。
甘孜县北，设色达县。西北，设壤塘县。
理塘县西，设巴塘县；南，设得荣县、乡城县、稻城县；东，设雅江县。
雅江县东的打箭炉，设康定县。
这些新设立的县，在原时空，有的是在光绪末年、宣统初年，四川总督赵尔丰推行“改土归流”的时候设立的；有的，迟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方才正式设立。
在本时空，在关卓凡手上，四川藏区的“改土归流”，提前了整整四十至九十年。
关卓凡想，单凭这一点，我就不算白穿越了一次。
*（未完待续。）
第九章 推原论始（）
西藏本土，目下虽然尚不具备大规模“改土归流”的条件，但关卓凡并未轻轻放过。热振、夏扎之争，以及这场政争衍生出来的贝丹顿珠之乱，带来了天赐良机，他要以此为借口，改革西藏官制，为日后全面“改土归流”，打下一根有力的楔子。
朝廷下旨，说热振固然昏庸，但夏扎更加混蛋，“擅动刀兵，自相攻杀，蒙蔽上聪，行迹狂悖”，“致启贝丹顿珠之乱”。对了，瞻对之乱也是这个贝丹顿珠折腾出来的，推原论始，什么祸都是你夏扎闯的！
上谕中说，为儆效尤，敕夺夏某生前爵衔和身后荣名，夏扎的整个家族，被一脚从贵族的队伍中踢了出去。
夏扎这个冤哪。
说他“擅动刀兵，自相攻杀”，并不算冤枉他。当时的驻藏大臣满庆，虽然受了夏扎和李玉圃的蒙蔽，下了札子，斥责了热振，但并未批准夏扎动用武力，攻打热振。可是，夏扎的这个摄政，是经过满庆的奏请，朝廷正式任命的。“擅动刀兵，自相攻杀”于前，取热振的摄政而代之于后，则等于朝廷默认了他的“擅动刀兵，自相攻杀”，怎么事过境迁，就成了夏扎的罪名了呢？
哼哼，那是因为你“蒙蔽上聪”，朝廷才做出了错误的任命啊。
一句“蒙蔽上聪”，朝廷就把自己的责任摘得干干净净，什么镬都由夏扎来背了。
处分夏扎并不是真正的目的，真正目的是由此“痛定思痛”：这个，上边儿明明有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呀，下边儿的人怎么还是这么自把自为，乃至胡作非为呢？
顺理成章得出结论：西藏现行的官制存在重大问题！
西藏现行的官制，是一种政教合一的制度，达赖喇嘛高高在上，既为宗教领袖，也是政府首脑。具体政务，由噶厦政府秉承达赖喇嘛之命实行。噶厦政府设四噶伦，一僧三俗，名义上地位平等，但僧噶伦为首席噶伦，实际权力，要大于三个俗噶伦。
达赖喇嘛的传继，行“灵童转世”制度，从幼年“坐床”到成年“亲政”，常常有十多年的“空窗期”，这段时期，择一大寺出身之高僧，任“摄政”，位居噶厦政府之上，代替达赖喇嘛执政。摄政非常设职衔，一俟达赖喇嘛亲政，摄政便即退位。
西藏并不是一开始就实行这种政教合一的制度的。
和硕特统治西藏时期，一切行政权力都掌握在蒙古人手中，达赖喇嘛只能管理宗教事务；准噶尔袭杀拉藏汗，取和硕特而代之，情形依旧：蒙古人控制所有行政权力，达赖喇嘛局促于教务一隅。
朝廷大军入藏，驱逐了准噶尔，设驻藏大臣，开始正式对西藏行使行政权。其后，清廷主要依靠驱准之战中的“有功藏人”来治理西藏，代表人物为颇罗鼐。此人在驱准之战中脱颖而出，由一个小税吏一跃而为“一等台吉”，然后一路固山贝子、贝勒、多罗贝勒，青云直上，最后居然做到了郡王，总揽西藏地方大权。
这个时期，达赖喇嘛依旧只能管理教务，不能插手政事。为防达赖喇嘛方面干涉藏政，朝廷还把达赖喇嘛之父诏传至京，给了个“辅国公”的衔头，请他在北京安生呆着，没啥事儿就甭回西藏去了。
颇罗鼐对朝廷“克尽忠诚，实心效力”，当政期间，西藏地方无事，民人安居乐业，前后凡二十年。
颇罗鼐表现不错，他病故之后，朝廷按照他的遗愿，准其次子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袭郡王爵，继续总理藏政。
这下子麻烦来了。
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这名字真特么拗口——上台之后，胡作非为，先是杀兄逐侄，构衅达赖喇嘛，继之自立名号，阻断北京和西藏的塘汛，最后，干脆跑去和准噶尔勾搭在一起——他老爸当年可是靠打准噶尔起家的。
得到准噶尔发兵支援的承诺后，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决定跟朝廷翻脸，他布置兵马，打算屠尽驻藏大臣以下客军客民。
危急关头，驻藏大臣傅清将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诱至驻藏大臣署衙，一刀砍了他的脑袋。
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的部下，鼓噪纵火，围攻驻藏大臣署衙，傅清及副手拉布敦，皆力战殉国。
傅清、拉布敦虽然死义，但叛军群龙无首，很快便被朝廷镇压下去，没有酿成全藏范围的大乱。
事后，高宗总结经验教训，认为再不能给某个藏人以统管全藏的权力，不然，西藏天高皇帝远，时日一长，不论是谁，都会骄狂难制、蓄萌逆志。
嗯，那该怎么办呢？
好吧，放达赖喇嘛出来吧。
高宗的算盘是，名义上，把最高行政权力交给达赖喇嘛，但实际政务，由下面的噶厦政府处理，这样，达赖喇嘛其实并不直接掌握行政权力。噶厦政府呢，只有办事权，没有最后的决定权，一僧三俗的四个噶伦，彼此的地位，又是平等的，每个噶伦的权力都是有限的，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之故事，再也不可能重演了。
乾隆十六年，《酌定西藏善后章程》公布，达赖喇嘛首次获授权参政。
应该说，高宗的设计，颇为精巧，甚至颇有一点后世之“虚君”的意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西藏确实无法自外于北京的朝廷了。
可是，这个制度的副作用，也非常之大。
一是西藏虽不生大乱，但政局却长期动荡不安。
摄政和噶厦、噶伦和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