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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里，读者已不免发问：霍布斯的立案无非“士农工商各安本业”，土地所有权则追溯到11世纪的根源上去，他为何不照此直说，兜一个大圈子，最后并没有提出任何开创性见解？这一方面固然由于作者拘泥于他的“科学”体裁。他坚持每一项历史事迹都可以用他的公式去“证明”。另一方面则征服者威廉划分的土地原为封建格式，一般不能买卖，执有者为陪臣，对领主服有无偿的义务，至此已近600年，当中经过无数合法与不合法的易手，内战前后又有退佃改业没收赎还等等情节（详第四章），所有权在法律上早成问题，很多人已指出当中的不公平为一切问题之渊薮。他们指出威廉夺取人民的耕地赏给他的陪臣，所形成的地主几百年后仍用佃租奴役农夫。内战即为一种革命，则应该在此时将此桎梏除去。霍布斯站在保障私人财产的立场，力争所有权之合法。他提出威廉以征服者的地位，原有权将地产全部没收，他让不少业主保持他们的家庭，也可以算为一种分配。至于公平与否由他作主，也不容旁人置喙。全国所到之处，即产生营养的功效。至此他也引用哈维血液循环之原理，说明国家收入解缴于国库，已由国库外放，经过大动脉，使全身各部分活跃，其功效与血液之循环于人体相似。
英国在光荣革命前后已大致符合上述条件。土地所有权，一般已规律化。土地税虽不能说是“无限制”，但是以面积征收，按国家需要而定，不受过去成例之束缚，是为今后的一般法则。关于财产转手，则采用平衡法补正习惯法之不及，也有成效。1694年英伦银行成立之后，国家赋税之收入也与民间经济相通。而最重要的，此后农业上的财富可以与工商业的财富交流。叙述这一串的情形时，我们不能夸显霍布斯的预言正确，只能说17世纪的英国极需将国家机构合理化（rationalize）。霍布斯是一个“唯理论者”（rationalist），所以他在世纪中叶已掌握这个重点。他虽没有构造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但他所想象的国家高层结构已接近其需要。
资本主义的社会亦待司法权来维持。在这一方面的解释，霍布斯着重个人之差异（individual differences）。乍看起来，这和他以前所说所有人品格容量大体相同之说完全相反。其实前面说的是触及人类互相争斗的品性及在生死关头的拼命精神，这样才不相上下。若在平常，人与人之间还是有高低长短之不同。其基本原因，在于个人对外界反应的不同。想象力或敏捷，或迟钝，注视方向可以经恒，也可以短促。这仍是认为人类是一种机械。他对外界事物的关系无非是一种运动。运动则有缓、速，又有久、暂。在不同程度的反应中，产生了圣贤、才智、平庸、愚劣。于是个人有不同的权力。什么是权力？权力无非是现有的媒介和工具，用以获取未来的好处。霍布斯在此处提及过去之成功、名誉、言辞之流利，以及形式之美好（此处他用form，所指为容貌，因为他说这种品质能使男人得到女人及陌生人偏爱），都是权力。他在另一处又问什么是权力？权力乃是获得所欲物品之工具。但是一个人之权力常为另一个人的权力所阻碍，所以究其实，权力之能算数的是超越于旁人权力之外的一部分。又因为各人的好恶不同，社会上有分工合作的办法，于是每个人都有他的价值（worth）。这价值也不是一个绝对的因素，而是旁人要利用他的权力时愿付之代价，所以由旁人之需要及判断而决定。
有了以上各种观念，霍布斯区分司法权之行动为“交换的公平”（mutative justice）及“分配的公平”（distributive jus…tice）。前者以同等的价值交换，其“比例是算术的”，后者将同等的好处分配于有同等功绩的人，其“比例是几何式的”。他又继续解释，分配的公平，亦即是均平（equity）。这样一来，在他所想象的社会，所有价值都是“市场的价值”，全部法庭和民法所谓的公平都离不开一个“市场观念”。
哈灵顿和海洋国家
霍布斯的世界没有中庸之道，要不是完全没有秩序，只有人与人互相残杀，就是一体驯服，听命于巨灵，虚构之人。有些作者批评他过于夸大人类的坏性格，未顾及彼此间相互合作相互提携也是一种天性。也有些作家指责他没有看清17世纪社会里的经济冲突并不是一般性的全面冲突，而是社会上某一特殊阶级和另一特殊阶级间之冲突，因之压平这种冲突的全能政权也要在这特殊阶级之间做公正人，而不能笼统地说成是在一个全部纷乱的社会中建立秩序。因为《巨灵》之中有了这些毛病，才引起后人之修正。最先修正者为哈灵顿，他的《海洋国家》出书于1656年，当时克伦威尔尚在人间。
哈灵顿出生于英国贵胄之家，祖先和部铎王朝及斯图亚特王朝都有密切的关系。詹姆士·哈灵顿生于1611年，壮年时遇到内战爆发，英国乾坤颠倒，他之未被卷入漩涡，一方面固然由于他不走极端的个性，一方面也出于命运安排。他在牛津大学未得学位，即决心前往欧洲大陆旅行。初驻足于荷兰，目的在吸收新时代的军事技术，并且一度加入英国人在欧洲的志愿军，而因为英国始终没有在三十年战争中遇到出头的机缘，他从军的目的未遂，倒以空闲之身前往意大利。以后他对威尼斯有相当的景仰，也基于当日旅行的经验。
哈灵顿也曾涉足德、法及丹麦，但是印象不深。他在1638年左右回英国。因为家世背景，被推为英王查理一世之随从，与国王相处极亲密。哈灵顿也曾在英王拟用军事力量削平苏格兰反叛时（详第四章“主教战争”）替查理筹款。可是他在国王与议会冲突时却同情议会，曾两次将款项贷予议会。也有人说他曾希望被提名为议会会员，只是此志未酬。
查理战败，被苏格兰人交给议会派之后，哈灵顿经各方同意，出任被拘禁国王之随从。这样他要经过双方之信任。他很想以这地位在两者之间找到一种妥协方案，却总是事与愿违。哈灵顿虽不在局势暧昧游离之时投机取巧，仍为议会所忌，而且因为他拒绝宣誓不资助国王逃亡，曾被监禁。
虽然他对国王多所维护，而且觉得很多攻击查理之辞与事实不符，可是他自己终身为民国派，无论在何种情形之下，此志不渝。1649年查理被处死之日，哈灵顿一直陪他走到断头台畔诀别，他还说此情此景给他精神上很大打击。可是他亦前后发行不少小册子，其中毫无勤王论调。《海洋国家》未出版时，一度被克伦威尔的政府查禁，由作者往谒独裁者的女儿请她疏通，才与世见面。查理二世复辟，哈灵顿一度入狱，被释之后健康已不如前，虽然晚年结婚，却未再发出任何政治言论。他于1677年逝世。
哈灵顿对马基雅弗利和霍布斯都有批评。比如说马基雅弗利在一个政局运转不周时，动辄斥之为“腐化”。哈灵顿经过一番思考，却指当中之组织可能未如所说。其弊不在一时人事，而可能在整个结构。又如霍布斯所叙，还可以说是替君主专制张目，哈灵顿则张扬共和优于君主。霍布斯所叙之权力牵涉到容貌、语言、过去之成功以及今日之谨慎，总之出入于个人品格之境界。哈灵顿则指出权力出诸刀枪，军事力量又要经济力量支持，因为“军队是一只猛兽，它有硕大无朋的肠胃，经常需要喂养”。他又说：“人依赖富庶之家，不出于选择……而是由于牙齿的需要。人需要面包时，立即成为推食于他们之人的仆从；一个人能如此喂养全民，则他们都为他帝国内之臣属。”
这样看来，他并不是与马基雅弗利及霍布斯对立，而是延长及强化他们的见解。哈灵顿曾谓马基雅弗利为“近代唯一政治家”；霍布斯则是“迄今全世界最优秀的作家”。大概马基雅弗利写作时比较注重当事人之权宜，较未考虑到社会经济的力量。霍布斯则大规模地勾画全体人类之政治生活，作文时气概之磅礴，世无其匹，可是也只注意到各个人之行止，而忽略了他们的集体性格。所以在考究资本主义之思想体系的形成过程中，应该看出一个前人开路，指示大概的方向，后人继续前进，脚踏实地，其立论愈为精密，其现实主义更为露骨的一般趋向。前面已经说过，霍布斯通过《巨灵》之笔画，建议创设一个新的社会高层结构。哈灵顿不主张这高层结构全凭理想，最低限度，要切应于下层的一般需要。
他们两人都未能预料以后有所谓资本主义的名目出现。站在17世纪中叶，他们却有澄清当日局势之宏愿。霍布斯讨论一般原则，对现实还只是若即若离。哈灵顿则毫不犹疑地对克伦威尔治下的英国对症下药。只因恐文字犯忌，他的书也以虚构的体裁写成，但“海洋国家”（monwealth of Oceana）是不折不扣的英国，无异纪实，并且内中有些建议，作者还期望克伦威尔能采纳。
《海洋国家》之要旨，是政府之权威必与民间之经济力量互为表里。以英国而言，土地之占有为决定性之因素。如果社会上某一阶级占有土地为全国一半（他称之为“平衡力”＇bal…ancd）或一半以上（他称之为“超平衡力”＇overbalance＇），则政治力量必落在这阶级手中。英国已经有了一段这样的变化。蔷薇战争（Wars of Roses）以来，亨利七世将大桩地产强制分裂，亨利八世又没收寺产，也在拍卖赏赐时化整为零，于是追至17世纪，英国已产生不少中级地主和小自耕农（yeomanfarmers）。本来控制于政府的权力也早应落入他们手中，只因伊莉莎白以她的手腕延迟这种发展。可是这种趋势终不可免，于是17世纪掀动全国内战。
在哈灵顿看来，一个国家的体制可以是绝对皇权，也可为封建皇权，或共和制，依土地在一人掌握之中，少数人掌握之中或多数人领有之中而定。在他的时代，英国已走上了第三途径。并且政局之妥定，也不是完全被动的视经济条件而转移。大势既决，执政者仍可以从中调节，力求均衡。他建议英国行土地法，限制地产，使每一个家庭由地产所得收入每年不逾2000镑。超过此数，即须分配给各个子孙。
哈灵顿的书中仍包含若干乌托邦的性格，例如作者主张重新安排社会的下层结构，将全民组成教区（parishes）、百家集团（hundreds）及部落（tribes），以为选举立法代表之凭藉，再按他们的贫富编成步兵及骑兵。这些建议虽然没有付诸实施，可是组织选举区及普遍征兵，则是现代国家之一般原则。《海洋国家》也主张草拟成文宪法，政府分权，执权者周流轮转（rotationof office）与秘密投票。这当中有很多特点显然受到威尼斯的影响，经过他的传介，这些影响以后也及于美国。
中国的读者务必看清，《海洋国家》虽然主张限制土地所有之最高额，但与中国的均田有天壤之别。中国之均田、占田或限田，使每家分得50亩至百亩之士地，全国之小自耕农不下数百万至数千万户。英国之土地集中于贵族手中时，领有爵衔之贵族通常不出一二百人。即在17世纪土地已一再分散，但是与中国土地之零星分割使用仍不能相提并论。例如在斯图亚特王朝下领有200至250英亩之地主，还只被称为小乡绅（lesser gentry）及中产阶级。计1英亩约等于6华亩，上开数字在中国已被认为庞大，一班文人即可用“膏腴万顷，田连郡县”的名目随便指责矣。哈灵顿的方案，最高限额每人只能有2000镑之收入，然则据估计，当日英国全国之士地收入也只有1000万镑，所以只有5000个如此之大地主，即可以将整个国家之土地全部霸占，使其他的人户全部成为他们的佃农（英国17世纪人口在400万至600万之间）。从这些条件看来，哈灵顿的建议只是预防唐朝“藩镇之祸”形态的巨家大室危害国家安全，他没有以纯粹经济上的理由禁锢自由的发展。
除了这2000镑年收入的限制之外，哈灵顿愿意让现有土地占有维持现状，不加干涉。纵使他提倡平等，也不是数目字上的平等，而是享有平等的经济机缘。他说：“勤奋为存积（资本）最有效的办法；存积则忌均平。”同时，他理想中的社会是一个流动性的社会，从工商业存积的资本也可以与农业资本对流，以至农村经济与都市经济合为一元。
这种说法，今日的读者不容易产生深刻的印象，因为以后事实既已如此展开，则观察者也觉得不足为奇。所以本书不惮再三提醒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