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把宋江等人的根据地——“梁山ND056”前面非要加上“太行山”三字，仿佛“梁山ND056”是太行山的一部分。南宋龚开的《宋江三十六赞》中更是多次提到“太行”，如玉麒麟卢俊义赞中有“风尘大（太）行，皮毛终坏”；燕青，“大（太）行春色，有一丈青”；张横，“大（太）行好汉，三十有六”；戴宗，“汝行何之，敢离太行”；穆弘，“出没太行，茫无畔岸”等。这种地理的错位，《水浒传》研究者的解释是除梁山故事外，还有一个太行山的故事系统，只是这个故事没有流传下来罢了（王利器《耐雪堂集·〈水浒全传〉是怎样纂修的》）。我认为宋江故事的原始创作者之所以强调“太行”，是顺应了当时的民族情绪的。因为南宋初年王彦所率领的太行山上的“八字军”是被视为北方“忠义人”代表的。
说招安（7）
“八字军”，北宋末在河北都统制王彦率领下聚兵太行山，所部一万余人，皆在面上刺有“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字，用以表达自己的决心。他们是北方汉人坚决抗金的一面旗帜。绍兴三年随张浚入蜀，后来频繁在北方（汴京一带）、南方与金人作战，屡建功勋。绍兴六年七月，在王彦率领下“八字军”万人赴杭州，王彦官浙西制置副使（《宋史·王彦传》）。这些必然给杭州人留下深刻印象。宋江等人故事最初就是在杭州瓦子里演说的，把宋江等人与太行山的“忠义人”联系起来，这一方面是为了使听众对这些武装造反者更为理解，对他们的故事不再敏感，以取得合法性；另一方面也是借此指出宋江等人的招安行为就像“八字军”“忠义人”一样，在抗击外来入侵中是起积极作用的，他们的故事是应该受到全社会的一致欢迎的。
南宋初年是民族精神高涨时期，要把宋江等人的故事演说成为具有报国精神的故事是符合时尚的，后人在梁山聚义故事之后加上“征辽”也是这种精神的延长，然而这一切的前提就是接受宋王朝的招安。基于上述的种种理由，所以《水浒传》写作过程中前后作者都未放弃宋江等人被招安的情节。
4《水浒传》的“招安”
提到《水浒传》的招安，宋江的思想和作为给读者留下的印象最深，所以毛泽东发动“评论《水浒》”运动时就指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实际上所有的农民起义本质上都不反皇帝，即使是反对在位的皇帝，其目的也在于谋求自己做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仿佛招安都是宋江一人的过。梁山的一百零八将中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游民，如李逵、武松、鲁智深等；二是各个阶层的边缘人物，他们多是官方文件所说的“不逞之徒”，如宋江、柴进、林冲、卢俊义等；三是朝廷大小官员——主要是各级将领、武官，宋代朝廷的“重文轻武”政策，使他们往往受到文官的排斥。这三类人，虽然地位差别悬绝，处境也有很大不同，但他们也各有自己的不如意之处，这些人也多有改变自己处境的意识，民众的武装抗争就可能成为这些人改变自己处境的一个契机。如何利用民众的武装抗争，道路只有两条，一是推翻现有政权，自己做皇帝；另外就是被招安做官。实现第一条路，需要许多条件的配合，而“招安”只要统治者愿意就可以了，因此，宋江努力争取招安的行为并没有受到梁山好汉们坚决的抵制和根本的反对。一百零八将中的活跃人士大多赞成招安，即使有些反对宋江过急做法的人士，也非反对招安，而是不赞成不讲任何条件的“招安”。这种“招安”不仅不能使他们变泰发迹，而且威胁到个人生命的安全。他们反对的是不成功的招安，要的是成功的招安。
“评论《水浒》”时期的许多大批判文章都把武松说成是反对招安的好汉，实际上，《水浒传》中最早说出“招安”两个字的就是武松。在第三十二回中，武松被宋江救下，二人同榻而卧，长夜谈心，宋江邀武松去清风寨，武松怕连累了他，要上二龙山，并说：
只是由兄弟投二龙山去了罢。天可怜见，异日不死，受了招安，那时却来寻访哥哥未迟。
这也是《水浒传》第一次出现“招安”。在“评论《水浒》”的运动中为了把罪名坐实在“投降派”宋江头上，不引武松说的这句话（因为武松已被定为反“招安派”），而突出之后宋江与武松告别时所说的：“入伙之后，少戒酒性。如得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刀一枪，博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可见在招安问题上他们是没有多大差别的。除此而外，江州小吏出身、已经在梁山入伙的戴宗，在遇到游民石秀时挑动他说：
如此豪杰流落在此卖柴，怎能够发迹？不若挺身江湖上去，做个下半世快乐也好。
石秀表示自己不能发迹时，戴宗鼓动他上梁山，并说：
如今论秤分金银，换套穿衣服，只等朝廷招安了，早晚都做个官人。
这一席话不仅为石秀等人赞同，而且引起他的无限歆羡，当前的享受，未来的前程，都是游民所向往的。社会下层人物如此，至于那些朝廷命官出身的好汉，其招安意识则更强烈。
许多研究者认为，梁山好汉中反对招安的领袖人物是军师吴用，他数次破坏宋江的招安计划，把宋江置于尴尬境地。这确是事实，然而，吴用也不是根本反对招安，作为军师，他要全面考虑到梁山的现实利益和招安以后梁山全体人员的安全问题，这是他的职责所在。所以他不能像宋江那样简单地、一心一意地想快点招安。当被奸臣蔡京、高俅所左右的招安使陈宗善到山东招安梁山好汉时，吴用向宋江建议说：
等这厮引将大军来到，教他着些毒手，杀得他人亡马倒，梦里也怕，那时方受招安，才有些气度。
可见吴用主张在实力的基础上才可以谈判招安，不能胡乱受招安，给将来留下隐患。高俅攻打梁山作了俘虏，曾许诺梁山若放他回京，他将在皇帝面前力奏保举梁山，并请皇帝派人来招安。高俅走后，宋江有些不相信他，吴用便对宋江说，梁山应该再派两个“乖觉的人”，多将金宝前去京师，探听消息，打通关节，让皇帝了解真实情况，实现招安。吴用在招安问题上也是尽其军师的责任，破除朝内奸臣对招安的破坏，实现完满的招安，并非一味反对梁山排座位后争取朝廷招安的总方针。
实际上，梁山泊中出身于社会最下层的英雄好汉们也是认同招安的，他们从开始进行武装抗争时就有招安意识。劫取生辰纲的好汉在抗拒官府逮捕的战斗中，渔民三阮唱的渔歌中已经表现出来这一点。他们不满的是贪官污吏，而非宋朝皇帝，而且他们与贪官污吏的战斗正是用以报答皇帝的。
例如阮小五唱的：
打鱼一世蓼儿洼，不种青苗不种麻。
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
阮小七唱道：
老爷生长石碣村，秉性生来要杀人。
先斩何涛巡检首，京师献与赵王君。
“报答赵官家”、“献与赵王君”的前提都是“招安”做官。
5宋江招安疑案的解决
历史上的宋江是被招安了的，这一点，过去也有些争议。史书上关于宋江的记载很少，有的还互相矛盾。但在马泰来先生于1981年第一期《中华文史丛刊》上发表《从李若水的〈捕盗偶成〉诗论历史上的宋江》的文章，披露了李若水的《捕盗偶成》以后，宋江被招安就成为定论。
这首诗是这样的：
去年宋江起山东，白昼横戈犯城郭。
杀人纷纷剪草如，九重闻之惨不乐。
大书黄纸飞敕来，三十六人同拜爵。
狞卒肥骖意气骄，士女骈观犹骇愕。
今年扬江起河北，战阵规模视前作。
嗷嗷赤子阴有言，又愿官家早招却。
我闻官职要与贤，辄ND057此曹无乃错。
招降况亦非上策，政诱潜凶嗣为虐。
不如下诏省科繇，彼自归来守条约。
小臣无路扪高天，安得狂词裨庙略。
说招安（8）
这首诗坐实了宋江一伙人是被招安的。此诗第五至八句描写宋江等36人受招安入京觐见皇帝时的情景，与《水浒传》第八十二回的“宋公明全伙受招安”中的描写是很相似的：
宋江传令，教铁面孔目裴宣，选拣彪形大汉，五七百步军，前面打着金鼓旗幡，后面摆着枪刀斧钺，中间竖着“顺天”、“护国”二面红旗，军士各悬刀剑弓矢，众人各各都穿本身披挂，戎装袍甲，摆成队伍，从东郭门而入。只见东京百姓军民，扶老挈幼，迫路观看，如睹天神。
从这首诗看，宋江一伙被招安这个历史疑案基本上可以定了下来。从中可见老百姓是赞成招安政策的。诗中已经写明“嗷嗷赤子阴有言，又愿官家早招却”，因为老百姓想的是少受些战乱之苦。李若水从统治者长远利益着想是不同意招安的，他认为招安政策会有不良后果，不仅官吏的选取要有一定的标准，而且从长远来看，招安政策也会鼓励不逞之徒群起而效尤。他还认为要使人民不为盗，根本还在于轻徭薄赋，减轻对老百姓的压迫剥削。
6从历史上的宋江到小说中的宋江
因为缺少记载，对于历史上的宋江我们知之甚少，我们只知道他是36个武装造反者的领袖，这群人活跃在北宋最繁华的地区——汴京四周，数万官军对他们无可奈何。侯蒙推断，宋江“其才必过人”，龚圣说他“识性超卓，有过人者”，都是有道理的。他能把36人的作战能力发挥到极致，并把数千倍于他们的官军搞得团团转，没有谋略、勇气行吗？没有才智行吗？他必定还有强悍、富于进击精神的一面。作为36位英雄好汉的领队，与做数万人的寨主不一样。作为大寨主，他不必身先士卒，只要在后方指挥若定就可以了。可是作为36人的领队，他必须冲锋在先，撤退在后。这种生活对他的性格必然有决定性的影响。元人陈泰从“长老”那里听说的宋江为人是“勇悍狂侠”，这是接近宋江的本来面貌的。《大宋宣和遗事》中的宋江还有其粗犷豪迈、敢做敢当的一面，杀了阎婆惜，还要在墙上题诗，不诿罪于他人。
可是到了《水浒传》中，宋江面貌、性格有了很大改变。首先在宋江还没有正式出场时，作者就把他定位为名满江湖的英雄好汉。他号称及时雨，受到见过面与没有见过面的英雄豪杰的爱戴与拥护。这种称赞调动了读者的想像力，以为我们将面对的是一位多么了不起的大英雄。待他出场之后，除了慷慨大方、该花钱的时候决不吝啬而外，宋江是再平常不过的一个普通人罢了。他没有什么武功，不能像鲁智深、武松、李逵那样去打抱不平，也不是像吴用那样的聪明智慧，大者能够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小者也能为人排难解纷，主持公道。当面临死亡时，他也不能像石秀、史进那样英雄气十足，视死如归。在上梁山以前，他还做过几件漂亮事，如为晁盖通风报信，杀阎婆惜，结识武松，等等；待上了梁山之后，所作所为，多是现代读者难以接受的。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每次梁山与朝廷作战，梁山好汉得胜，俘虏朝廷的文臣武将，押到大营，作为主帅的宋江都要为俘虏亲解其缚，并跪拜在地，向他们请罪，甚至对梁山的死敌高俅也是如此，而不考虑与高俅仇深似海的林冲会作何感想。这种屈辱的表现，并非是礼贤下士，而是要表达他对朝廷的忠心，为实现招安作铺垫，而不考虑这样做是否符合宋江的身份以及由此决定的思想意识和性格。作者随意决定文艺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的思想意识和动作行为，不尊重人物形象的性格本身发展逻辑，目的在于实现作者为作品所设计的情节。这一点我在前面已经谈到。为了实现“招安”必须把宋江写成这样，它既远离历史真实，也不符合艺术的逻辑。因此，评论家在论及宋江形象的意义时分歧最大。赞美者说他“忠义仁厚”、“忠义之烈”、“农民的革命领袖”；反对者说他是“犬彘不是”的“盗魁”，“虚伪猥琐”的反派人物，说他是“农民革命的叛徒”、“投降派”等等。这种认识都是只抓住《水浒传》所写的宋江形象的一面，而且不懂得江湖艺人在创造宋江这一形象时，是寄托了他们在反抗主流社会同时又有所妥协的态度。这种态度他们要寄植在游民领袖人物身上，也就是说寄植在他们的“大哥”的身上。
这种“大哥”类型的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