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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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狮- 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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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德珩说着,带头鼓起了掌。
  立时,白塔下腾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现在,”许德珩接着说道,“请李主任和陈学长给咱们先讲一讲!大家欢迎!”
  掌声又起。
  掌声息落后,李大钊对陈独秀笑着说:“陈学长,您讲讲吧!”
  “你讲吧!”陈独秀仰了仰下巴颏儿,笑笑说。
  “还是您讲吧!长者为上嘛!”李大钊诚挚地说。
  陈独秀笑笑,说:“好吧!既然非得让我说,我就说上两句吧!我先给同学们介绍一下:教育部的周先生学识渊博、文笔犀利,经钱玄同教授引荐,现已正式兼作我《新青年》编辑,希望同学们今后多多向周先生请教!”
  同学们向周树人先生热烈地鼓掌。
  周树人先生微微笑笑,向同学们表示由衷的谢意,他声调不高,很沉稳,但嗓音雄浑,很有力度地说:
  “陈学长过誉了!豫才才疏学浅,实实不敢领受‘请教’两字,但豫才愿与同学们一起,相互为师,教学相长,恳望同学们不吝赐教为好!”
  “谦虚了!太谦虚了!周先生太谦虚了!”陈独秀摇摇头,不以为然地笑着说,“好了,再不客套了!现在我来就今天讨论的中心内容说两句,这次玄同先生和半农先生演出的这幕‘双簧戏’,实不相瞒,是仲甫与两位先生共同策划的。大家知道,封建文化专制现已成了阻碍我们社会前进的绊脚石,就像昨天我在课堂上给同学们讲的那样,是茅厕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人们止不住漾出一阵轻微的嬉笑。
  陈独秀接着讲道:“孔家店就是这又臭又硬的茅厕里的石头堆砌起来顽固的堡垒。孔学就是一种拼命地维护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的邪说。关于这一方面,过去,我,守常先生、适之先生,以及玄同先生、半农先生等,曾多次给同学们讲过。别的不说,就那‘三纲”之说吧,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为巨纲,则臣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的实质就在此。这种邪说,其实就是一种奴隶道德之说。要恢复独立自主之人格,就一定要打破这‘三纲’之说,打破这奴隶道德之说。再则,‘三纲’之说,内含之根本意图,在于维护阶级制度。所谓名教,所谓礼教,都是意在拥护别尊卑、明贵贱之制度。一句话:这种封建专制文化所宣扬的道德,就是为封建统治服务。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不都是用尊孔复古来开道的吗?共和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这是绝对不容置疑的!可现在有些人,仍把那些数千年之前的残骸枯骨紧搂抱在自己怀里,视为奇世珍宝,视为圣物,死守着那陈腐的圈子,冥顽不化。为打破这封建专制文化,仲甫在《新青年》上先发了适之先生的《文学改良刍议》,后又发了拙作《文学革命论》,原想定能引起一场鏖战,但没想到,陈腐圈子里的那些先生们根本不来正面交锋。听说咱们的那位刘申叔刘师培先生写了一篇《民魂精粹当盛说》,把一节妇自杀殉夫的愚昧之举,竟称之是‘义德之表率’,‘民族灵魂之精粹’,‘当发扬光大’。此文在《国粹报》上发表后,听说立即得到了段祺瑞段大总理的赏识,听说还特地把咱们的刘教授专车接到总理府去美餐了一顿。无独有偶,紧跟刘师培之后,那位林纾林琴南先生也来了一篇《尊孔读经乃正道》的奇文。这些先生们和咱们都不正面交锋,采取的是‘你说你的,我干我的’的办法。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和玄同、半农两位先生商量了一下,实出无奈,才想了这么一个办法,用激将法来激一下这些什么‘文选派’、‘桐城派’的先生们。”
  说到这里,陈独秀稍微停顿了一下,把脸转向胡适,微微笑着说:
  “适之先生,您是这场文学革命的发动者,是您的《文学改良刍议》打响了这场文学革命的头一炮,听说您好像对玄同先生和半农先生的这场‘双簧戏’不是很赞同,是这样吗?”
  胡适淡淡地一笑,说:“适之认为,用激将法激刘师培、林好那些人出来迎战,和我们正面刀对刀、枪对枪地交锋,这并不是不可,但这种演‘双簧戏’的办法,适之觉得不太合乎礼义。”
  “怎么不合乎礼义?”胡适的话音刚落,刘半农就心绪不平地马上反问道,“跟那帮子‘桐城派’谬种、‘文选派’妖孽开战,就按胡教授您刚才说的,刀对刀、枪对枪地交锋,难道还要像谦谦君子那样,温文尔雅,遵孔丘之训而‘温良恭俭让’吗?”
  “我也不是这个意思。”
  “那胡教授的意思是……”
  “我是说这样以化名玩这种文章游戏,故布疑阵,故弄玄虚,非正人君子光明正大之行……”
  胡适的话没说完,人们就很不赞同地七嘴八舌地纷纷议论起来。
  刘半农几乎有点生气地问道:“依胡教授之见,用化名写文章,就都是故布疑阵、故弄玄虚、非正人君子光明正大之行了?”
  钱玄同也忿忿然地说:“古今中外许多著名的文人学士写文章,不都是另外起了个化名吗?”
  刘半农气冲冲地又说:“我们中国人除了正式名字而外,不是还有个另外起个什么什么字、什么什么号的习惯吗?这个字和号,其实也就是个变相的化名嘛!譬如我刘半农,原来就叫刘寿彭,还叫过刘复,还起了个号叫曲庵。譬如玄同先生,原名钱夏,起了字叫中季,起了号叫疑古。还有,咱们的陈学长,也起字仲甫,咱们李主任,也起字守常,咱们的这位周先生,原来起名樟寿,后改名村人,起字豫才,听说,从现在起,以后写文章署笔名为鲁迅。周先生,是这样的吧?”
  周树人先生点了点头。
  刘半农两眼直视胡适,接着说:“再就是,说你胡教授吧,不是也起宇为适之吗?难道说,我们这些人,也包括你胡大教授、胡大博士在内,统统都不能算作是正人君子光明正大之行了?”
  教室里一阵哗然。
  胡适有些语塞,白胖胖的圆脸上泛起一股尴尬的红潮,吭吭哧哧了半天,说不出话来。
  陈独秀见这位平时恃才做物、口若悬河的文学革命的闯将很是狼狈,便出来打圆场说:
  “大家不要误解!适之先生的本意,也是为了把咱们的文学革命搞得更好一些。”
  就坡下驴,胡适教授一下子又神气了起来,他用手指头把架在鼻梁上的金丝边眼镜往上推了一推,愤然地说:
  “就是嘛!请某些先生不要抓住一点大做文章。我的意思是最清楚不过的,其一,这场文学革命是极为严肃的,不可以耍闹游戏之举相待之,这样有损我等的身份;其二,向封建专制文化宣战,是堂而皇之之正举,用不着旁行例进,迂回周旋,以至让那些家伙们疑神疑鬼。”
  刘半农怒火中烧,腾地一下站了起来:“照胡大教授、胡大博士这么说,说来说去,还都是我们的不是。既然我等这些非正人君子以耍闹游戏之举,损害了堂堂留美大博士胡大教授的身份,那我等又还有什么资格在此与胡大教授争辩个什么高低呢?诸位,恕不奉陪,告辞了!”
  刘半农说着,双手抱拳,向四周谢罪致礼后,就要离开,被陈独秀用手势劝止住:
  “半农先生,请先慢走!”
  李大钊也站起身把刘半农拉着原又坐下。
  陈独秀很不自然地笑笑,说:“半农先生请勿急躁!适之先生也望冷静一些!文学革命运动乃一新生事物,怎么搞为好,都可以谈谈个人看法。话不说不明,理不辩不清,希望咱们在座的都慢慢地说说自己的看法,相互也都认真地听一下别人不同的意见。周先生,您能不能谈一下您的高见?”
  周树人目光深邃炯亮,他望了望大家,沉吟了一会儿,微微笑笑,说道:
  “关于化名,豫才认为,名字只是人的一种代号,不管是哪一种名字,都只是个代号而已。化名也好,笔名也好,也都是人们作文章时的一种署名的自由选择,这古今中外早已有之。所以,豫才之见,笔者署名,可任其自由,这丝毫不存在什么正人君子和非正人君子之分,当然也更不存在什么光明正大之行和非光明正大之行的争辩了。至于说玄同先生和半农先生演出的这场‘双簧戏’,豫才也认为,这也只是一种文章的表述方式,也就是说,是一种文章的作法。豫才一贯主张: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所以,在这方面,也无须争执不下。眼下,当务之急,豫才倒是觉得,《新青年》应该大胆地、旗帜鲜明地大力宣传仲甫先生、守常先生、适之先生以及玄同、半农等诸位先生曾大声疾呼过的白话文的写作,积极鼓励、扶持和刊用这方面的文稿。倘若可能的话,豫才建议:《新青年》从现在起,是否能一律改成白话文?这样,定将会更有利于文学革命运动的全面展开。”
  说到这里,周树人拿出厚厚的一摞子抄得整整齐齐的文稿,递给陈独秀,接着说道:
  “……为此,在仲甫先生的催促下,我写了一篇小说,题为《狂人日记》,完全是用白话文写的,署名鲁迅。”
  陈独秀接过小说文稿,简略地翻着看了看,满怀着抑制不住的发自内心的欢欣,说:
  “太好了!太好了!《新青年》从下一期起,可以专门为当代白话小说开辟一个园地。豫才先生,不,鲁迅先生的这篇《狂人日记》正可作为咱们这场文学革命运动掀起一个新的高潮的先锋之作。”
  胡适这时也许是意识到自己刚才评论钱玄同和刘半农的“双簧戏”的那些话有些过分,想缓和一下气氛,陈独秀的话刚说完,胡适马上笑呵呵地接上陈独秀的话头说道:
  “为了咱们的这场文学革命运动掀起一个新的高潮,也为了表示赞同半农先生的关于文章应该分成段落、句子与句子之间也应该用标点分隔开来的主张,我决定写一篇《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的文章,争取近日内完成。我觉得《新青年》一律改成白话文,是个极好的举措。《新青年》一律改为白话文后,定将会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随之而后,使用白话文创办的各类报纸、刊物,将会如同雨后春笋般地破上而出,这将证明咱们共同努力奋斗的方向是完全正确无误的!那些复古派的陈腐的堡垒,定将被我们攻破并彻底摧毁!”
  陈独秀高兴地点点头:“适之先生所言极是。下一期《新青年》有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又有适之先生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看吧,那帮桐城谬种、文选妖孽定会阵脚大乱,如临灭顶之灾而魂飞魄散,惶然无措。”说到这里,陈独秀禁不住朗朗笑了笑,完后,他望了望正在沉思不语的李大钊,问道:“守常先生,谈谈你的看法!”
  “守常认为,文学革命乃至整个新文化运动都不可孤立地进行,它的展开与推向高潮,都一定要与国内和国际上的形势密切相连在一起才行。”李大钊以一种往深处沉思的神态,语重心长地说着,“像东西洋列强对中国的控制,像欧洲大战,像苏俄劳工革命,像中日关系,都将直接影响我们的这场文学革命乃至整个新文化运动。我们在座的同人一定要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而且还要引导国人们特别是青年们看到这一点才是。”
  赵瑞芝、许德珩、邓仲澥、张国焘、宋维新等在座的同学们,都认真地听着,思索着。
  三
  像两颗爆发力极强的威猛的巨型炮弹轰然炸响一样,鲁迅的《狂人日记》和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两篇作品,在《新青年》上一发表后,立即在社会上激荡起了巨大的冲击波。尤其鲁迅的《狂人日记》,这篇完全以白话文口气创作而成的小说,通过一名被封建社会制度迫害得疯狂了的病人的自白,淋漓尽致地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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