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钊主任在文章中介绍道：“他们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党，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克思为宗旨的”，“俄国革命，不过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罢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和每次读李大钊主任的文章一样，赵瑞芝都强烈地感受到了一种抑制不住的亢奋，尤其是这一次，正当她处于朦胧迷雾中茫然而不知所向的时候，使她能透过了迷雾而看清了周围的一切以及前面的路，使她心中实落了许多，而且也给她增添了许多勇气和力量，使她信心猛增，浑身洋溢起一种灼热的激越。
下午要去参加讨论会。这次讨论会，昨天晚上漆小玉回来说，许德珩同学委托高尚德同学来通知说，地点是在图书馆红楼。
每次《新青年》例行讨论会，出于胆怯和羞涩，赵瑞芝都光是听别人发言，自己很少发表看法，只是有时候被主持讨论会的许德珩同学点名，或者有时候被李大钊主任或陈独秀学长点名，实在推辞不过去了，才嗫嗫嚅嚅地说上几句。今天，不知怎么，赵瑞芝很冲动，很想在下午图书馆红楼的讨论会上，对李大钊主任的《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两篇文章精辟透彻的论述，大胆地谈谈自己的深切的体会。
这个主意一定，赵瑞芝立时又有些紧张，她想了想，为了到时候不至于心怯而慌乱，什么都说不出来了，应该列上个简单的提纲，到时候扫上一眼，可以提醒一下自己，于是，她拿出了笔和纸，对照着两篇文章开始列提纲。
刚写了两行，粗重的敲门声传来。
“请进！”赵瑞芝转过头朝门口望去。
门被推开，进来的是张国焘同学。
“噢，是国焘同学。请进！”赵瑞芝放下手中的笔，热情地招呼道，“进来坐！进来坐！”
张国焘走了进来，朝寝室四周看一看。
赵瑞芝笑着问：“是来找美玲的吧？”
张国焘一来，赵瑞芝就知道他是来找陶美玲的，最近一个时期，他们两人打得火热。
被赵瑞芝一言把来意点破，张国焘有点狼狈，脸微微一红，笑笑，点点头，又摇摇头，‘支支吾吾地说：
“嗯，是的！噢，不，不是……”
看着张国焘的那狼狈样儿，赵瑞芝笑了。此公平时很是自负，傲气十足，目中无人，不想英雄也有气短的时候。赵瑞芝笑着说：
“美玲、还有丽萍，都跟上小玉上她们家去了。小玉她爸今天过寿。”
张国焘问：“那你怎么没去？”
“我有点事情。蔡校长找我去征求了一下关于怎样在平民女子中进行文化教育普及方面的意见，另外，今天下午在图书馆红楼举行的《新青年》讨论会上，我想作个发言，对李主任的这两篇文章谈一谈体会，我得稍微作一点准备，写个简略的发言提纲。”
“不用写了，也不用发言了。”
“怎么？”赵瑞芝奇怪地望着张国焘。
“你不知道？”
赵瑞芝摇摇头。
“今天下午的讨论会不开了。”
“为什么？”赵瑞芝惑然不解。
“听我慢慢道来——－”本性难移，张国焘又卖起了关子，他搬了把椅子坐下，故作神秘地，而又自以为是地说：“要说事情的缘由嘛，还是我张国焘引起的。情况是这样的，你看，自欧战胜利以来，人们的思想也都特别活跃起来，对欧战胜利和对中国前途的论战越来越激烈。各种主义，各种观点，各种对局势的看法，风起云涌。那各种不同的社团，各种思潮的派别，又都在想方设法地把自己的观点，不断地推将出来，竭力地在宣传自己和扩大自己的影响。咱们的《新青年》呢，在咱们陈学长的坚持下，只是向封建专制主义开炮，只是在反对复古、反一对文言文、提倡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宣传‘德先生’和‘赛先生’上卖力，而其他社会政治问题，都好像不怎么涉及。这怎么能行呢？于是，我就思考这个问题。我思考了好久，经过反复思索，我觉得应该办一个专门进行时局评论的刊物或者报纸。我把这个建议给陈学长和李主任提出来之后，他们都非常欣赏也非常赞同我的这个建议，尤其是陈学长，连连称赞我，说我和他是英雄所见略同。”
张国焘洋洋自得地说着，俨然是个救世主的样子。赵瑞芝和很多同学都知道张国焘同学这个浮夸自傲的毛病，他经常是把自己摆在高人一等的位置上，自以为是，自鸣得意，有时候还经常把别人有创见的思想说成是他张国焘如何如何思考的，把别人做成的有影响的好事情，也划在他的名下，占为己有，说他张国焘是如何如何参与、如何如何运筹的。李大钊主任就曾经说过：张国焘同学很热情，很积极，也有一定才干，但他的好大喜功和虚妄浮夸，将是他致命的弱点。
这一次，张国焘同学是不是就像他说的他给李大钊主任和陈独秀学长提了这么个建议呢？陈独秀学长真的说了张国焘同学和他陈学长是“英雄所见略同”了？
赵瑞芝望着洋洋自得地说着的张国焘。
要真的是这样，真的再办起一个专门评论时局的刊物或者报纸，确实很不错。最近一段时间，赵瑞芝每次等待看《新青年》，等得很焦灼，尤其是当碰上某一个一时弄不大清楚的问题时，很想尽快地从新的一期《新青年》上能得到一些启示，可是，这每一期新的《新青年》总是栅栅来迟，有时候，好不容易盼来了，翻开一看，里面也没有多少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她也觉得，《新青年》确实有一点跟不上形势了。
不管怎么说，在这一点上，赵瑞芝觉得张国焘同学还是很有一点思想的。
张国焘见赵瑞芝一直在望着他，在认真地听着他说话，越发地显得得意起来。
“陈学长和李主任决定认真考虑一下我的建议。我想好了，他们如果不考虑，那我张国焘就自己搞。不过他们还是准备认真考虑的！今天下午在图书馆红楼的例行讨论会不举行了，就是陈学长决定的。陈学长已让人去找许德珩同学去了，他让许德珩同学给你们都通知一下今天下午讨论会取消的事情。他下午就去和李大钊主任商量一下我的那个建议。许德珩同学说不定等一会儿就来通知你们讨论会取消的事儿。”
正说着，敲门声传来。
“请进！”赵瑞芝招呼道。
门打开，外面来的正就是许德珩同学。
二
张国焘在赵瑞芝寝室里给赵瑞芝大侃大吹的事情，正是陈独秀和李大钊这许多天来认真思索、反复考虑的事情。
说实在的，《新青年》确实有一点跟不上政治形势迅猛发展的需要了。
关于这一点，半个月以前，李大钊就曾与陈独秀学长先后做过两次诚恳的长谈——
那是李大钊在天安门广场上发表了题为《庶民的胜利》的演讲、蔡元培校长接着也发表了题为《劳工神圣》的演讲之后，在北大校园里乃至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尤其是国人们对李大钊主任的《庶民的胜利》反响很为热烈。陈独秀学长来找李大钊主任，说要把李大钊主任的《庶民的胜利》和蔡元培校长的《劳工神圣》这两篇演讲稿都要全文刊登在新的一期《新青年》上。李大钊说，讲演稿《庶民的胜利》太简短了，有些道理都没有说透，他想再认真写一篇稍长一点的政治评论文章，和《庶民的胜利》一起发表，作为对《庶民的胜利》的一篇比较详尽的附注。陈独秀也同意了。
两天后，李大钊把文章拿来了，题目是：《Bolshevism的胜利》（《布尔塞维主义的胜利》）。
陈独秀接过文章，打开一看，“Bolshevism（布尔塞维主义）”几个字醒目地，在他陈独秀看来，是有些刺眼地，映现在他的面前。
Bolshevism（布尔塞维主义），是苏俄劳工阶级的赤色党的组织名称，是赤色主义的代表，现在国际和国内一些人，包括一些政治势力，正视Bolshevism为洪水猛兽，为妖魔鬼怪，说Bolshevism是“过激主义”，是“共产共妻”之主义，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样明目张胆地在《新青年》上刊登《Bolshevi的胜利》的政论文章，宣传和赞扬Bolshevism的胜利，陈独秀认为，有些不大合适，会引起一些人的反感以至反对，另外，也与他当初创办《新青年》的指导思想和宗旨不大一致，所以，这篇文章发好呢，还是不发为好。
当初，他陈仲甫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时，其指导思想和宗旨就是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封建专制的君主制度和封建礼教，大力提倡民主主义，宣传民主与科学，拥护德莫克拉西（Democracy，民主）先生和赛因斯（Science，科学）先生，对于过于敏感的时政问题，尽量不会触碰或者少触碰。到后来，高举起“文学革命”大旗，掀起文学革命运动，提出“文学改良”之口号以及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也都尽量遵循这一原则。现在，这样公开地宣传赤色革命，这样直接地去涉及很敏感的时政问题，甚至还以国际上的时政为依据，是否得当？昨天，他在编辑蔡元培校长的那篇《劳工神圣》的讲演稿时，看到“此后的世界，将全是劳工的世界”这句话，犹豫再三，都差一点把这句话删去。
李大钊看着陈学长拿着他的文章沉吟着，知道他陈学长在犹豫不决，便问道：
“仲甫先生，有什么问题吗？”
陈独秀把手中的文槁又来回翻了翻，浓眉微蹩，沉吟迟疑了好大一阵子，抬起头来。
“守常先生，以什市之见，你这篇大作暂时不适宜在《新青年》上刊登。”
“为什么？”
“你这篇大作这样过细地介绍和宣传苏俄劳工赤色革命，宣传布尔塞维主义，并公开以此为中国应学习的楷模，恐怕目前欠妥。”
“仲甫先生的意思是……”李大钊有点疑惑不解，用询问的目光望着陈独秀。
“我这并非是反对过细地介绍和宣传苏俄劳工赤色革命，反对介绍和宣传布尔塞维主义，也并非是反对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我不怀疑，苏俄劳工十月赤色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和布尔塞维主义的验证；我也不怀疑，作为人类社会政治的最新一种思潮的马克思主义，不可否认地将来可能会对人类社会的进程与发展，起很大的甚至是关键性的、以至还可能是决定性的作用。但就目前来说，以此而这样直露地触及时政，我觉得是和《新青年》的宗旨是不很一致的，所以，我说，暂时不适宜在《新青年》上刊登。”
“仲甫先生，守常知道您当初创办《新青年》时，是以反对旧文化，宣扬新文化，反对封建专制，拥护德赛两位先生为主导，尽量不触及或者少触及时政，然而，”李大钊笑笑，轻轻摇摇头，“恕守常直言，仲甫先生您自己首先就违背了您自己所制定的尽量不触及或者少触及时政的这一宗旨。”
“守常先生，噢，不，李主任，你这话是从何而说起？！”陈独秀语气很是生硬，明显的有些不快。
李大钊依旧笑着说：“仲甫先生，您回顾一下，当初您是怎么创办《青年杂志》也就是《新青年》的？”
陈独秀傲然不语，斜视了李大钊一眼，又转过脸去，望着窗外，一副不屑一答的神态。
李大钊沉稳而缓缓地说着：“据守常所知，当年，仲甫先生您步我中华英杰邹容、陈天华之后，以‘独枝一秀’在皖河河畔奋起，创办‘藏书楼’，提倡科学，反对迷信，鼓吹反清，弘扬爱国，力主抵御外侮，一身正气，满腔热血，创办《爱国新报》、《国民日报》以革命激进思想和文才名扬大江南北。从那时起，仲甫先生您不仅仅是触及，而且就是时政的勇敢的参与者，即使被捕入狱，也是英雄气概不减，几度被迫出国，亡命东洋，也是革命恒心依旧。那一年，为拙作《国情》和《厌世心与自觉心》两篇文章，在章行严章士钊先生家里，得幸与仲甫先生您第一次会面并相识，仲甫先生您当时的把科学与民主这两盏明灯当作两面战斗的旗帜，高高地举起来，把神州中华从愚昧和落后的黑暗深渊中引出来，把神州中华从危难中解救出来的一席话，是那么豪情洋溢，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使守常获得很大教益，给了守常以极大的激励。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守常都以仲甫先生您的这些话为座右铭。您以您的宣言和行动在表明，您在时时刻刻寻求把神州中华从愚昧和落后的黑暗深渊中，从危难之中拯救出来的可行之路。这又一次证明，您不仅时时在触及时政，您还是积极参与时政、敢于为国家和民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