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西风凋碧树- 第14部分

　　　　　　惠卿的一番话实际上已经很明显了：“用人之议与臣去留无关。前此安石为陛下建立庶政，不料千里复来后竟一切托疾不问，与昔日大异，不知欲将大业付与何人？！”安石身体两三年来一直不好，但复相后托病不问事，在惠卿看来似乎是意有所指，所以他才说出此话。　　　　
　　　　　　神宗道：“安石何至于此！”　　　　
　　　　　　说到这里，惠卿的情绪已经控制不住：“安石不安其位，是因为臣在。不如逐臣外去一听安石，天下之治可成。”显然，惠卿同样也太过于意气用事了。　　　　
　　　　　　这一年的八月，御史蔡承禧奏劾吕惠卿与章、李定等人结成死党。接着，御史中丞邓绾又揭发出他与兄弟吕升卿强借华亭富民五百万钱，与知县张若济合伙买田之事。如此一来，惠卿自己要走都走不成了，十月，被罢，出知陈州。邓绾也曾不遗余力地参与了改革，但安石罢相后一度倒向惠卿，此番举报虽出于对安石的献媚，但肯定也得到安石的默许。就事论事地说，虽然惠卿的弟弟升卿在这件事上当负主要责任，但惠卿也不是一点过错也没有。在反对派来说，惠卿永远都是打倒王安石、分化改革阵营的突破口，因此他们一直在千方百计地寻找着机会，并不断地散布谣言，可一直没有得逞。令人悲哀的是，最后将惠卿撼落的却是改革派自己。内部的分裂比任何外来的力量都强大，这个事件就是再好不过的例证。　　　　
　　　　　　韩绛、吕惠卿固然要为最后的分裂承担主要责任，但安石也难逃其咎。安石执政数年来，由于敌对浪潮的浩大，不得已以一人与万人战，在长期的紧张与气愤下，固执的性格便显得越发突出。他不能容忍任何对变法的反对固然反映出他的鲜明斗志，但他不能容忍同一阵营的不同意见则是一种偏执行为，这对他所从事的事业显然是得失参半。一贯支持父亲的王雱，就在这个时候对他说了一句用心良苦的话：　　　　
　　　　　　“公不忍人，人将如何忍公？！”　　　　
　　　　　　安石当时默然，显然他知道自己的这个缺点。但天下人皆不同己给他的印象太深了，他无法对此释然。韩绛与吕惠卿的辞去又加深了这种感觉，安石矛盾的心态由此加重并不奇怪。在回到相位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安石除了在道义上不断地为他的变法理论进行辨白之外，确实没有做进一步的实事，惠卿的指责也并不是空穴来风。最后的契机是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六月，爱子王雱不幸英年早逝，给了安石以巨大的打击，他的无畏精神和一腔热忱终于从高峰坠落，遂不断上表请求告老还乡。此时安石五十五岁，人到晚年百事哀，贤者如安石，也没能避免这个人性共同的弱点。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十月，安石第二次罢相出京回到江宁府，次年六月，又辞去“判江宁府”的官衔，正式退休。　　　　
　　　　


第二部　惊涛裂岸第7节　历史也有着它独特的惯性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安石在江宁府金陵城东门外蒋山之麓，筑屋凿塘，号为半山园，在此度过了最后的十年。在这十年中，安石虽未忘怀于庙堂，但更多地是在思考和反省，在寄情山水中排遣自己的忧伤。除了跨驴出游之外，安石总到附近的定林寺里去读书著述，他的《字说》就是此时写成的。　　　　
　　　　　　曾激烈反对新政的苏轼后来有一次路过金陵，安石没有忘记这位意见相左的后辈，野服乘驴谒于舟次。苏轼不冠迎揖，道：　　　　
　　　　　　“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　　　　
　　　　　　安石笑道：“礼岂为吾辈而设！”依旧豁达豪放，一无鄙俗之气。　　　　
　　　　　　苏轼谈起早年因反对新法而被罢黜的旧事：“轼亦自知，相公门下用轼不着。”　　　　
　　　　　　安石无语，往事又何堪回首。彼时是道不同不相为谋，此际是相逢一笑泯恩仇，于是招苏轼共游蒋山。数日间，或论文字，或味禅悦，尽得相晤之欢。苏轼感慨而对人说：　　　　
　　　　　　“不知再有几百年，才能出一个这样的人物！”　　　　
　　　　　　实在而论，放眼寰宇纵目古今，也不会有第二人了。　　　　
　　　　　　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安石大病一场，病愈后更不免意气消沉，他呈报神宗，将半山园改作寺院，并由天子命名为“报宁禅寺”。次年三月，神宗去世，又给了他一次重大打击，从此后终日只以读书为意，时时以手抚床而叹，有时甚至绕床终夜，不能入眠。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新法全部罢废时，安石业已忧郁成疾，四月初六，不治而亡，享年六十六岁。安石死时，他的老朋友兼老对手司马光也在病中，闻之亦怅惘莫名，他给吕公著写信道：　　　　
　　　　　　“介甫无他，但执拗耳！”信中又说：“不幸介甫逝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看来司马光也知道，对安石个人的刻意诽谤和诋訾中伤，绝非是真正的仁者应做的事。实际上，即使是对变法的谴责和反对，也并非都是出于高尚的目的。安石的生前身后名和新政的成败姑且不论，举国上下如此意气用事而争讦谤讪，一定会带来更大的恶果。　　　　
　　　　五　　　　
　　　　　　王安石离开朝廷与天子的倾向当然也大有关系。变法已经持续了九年多，在强劲的反对面前，本来就信心不足的神宗放弃锐进而转向守成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政治总是在不知不觉中走向妥协，神宗的后十年就属于这个渐变的过程。尽管如此，至诚恻怛、思怀振作而心忧天下的神宗皇帝依旧值得称许，没有神宗，就不会有王安石，更不会有十几年的变法图强。　　　　
　　　　　　历史也有着它独特的惯性。在王安石退休一年后的公元1078年，神宗改元“元丰”，元丰时代持续了八年的时间，除了在官制上作了一次大改动外，其余措旋都基本上延续了熙宁时期的做法。八年间，宰执之臣有吴充、王珪、元绛、章惇、蔡確、冯京、吕公著等人，基本上是改革派与中和派共同当政，这也是神宗后期有意识地采用“新旧人两用之”策略的结果。其中王珪居相时间较长，在延续熙宁新政方面，尤其功不可没。这位被人称为只会说取旨、领旨、得旨的“三旨相公”虽然无所发明，但他自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就入居参知政事，跟随王安石从事于新政，此番感于天子的知遇而勉力守业，居然也能做到顺其自然，绝非像传说中说的那样一无是处。　　　　
　　　　　　元丰的平淡是相对于熙宁的轰轰烈烈而言的。其实，神宗天子依旧年轻而有志建功，特别是在用武开边收复旧地方面一直心有未甘，但对外作战却始终未尝胜果。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那次对西夏发动的强大攻势，尽管兵民合计有近六十万人，可还是一无所获。改革固然使国家的财政和边防有所增强，可没能唤起帝国同仇敌忾的决心。早在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辽人威胁要重划地界时，所谓“纳污含垢，且求安静”，以免一跌之失的主张就已经成为朝野舆论的主流。富弼在一道奏表中说，当听到天子有亲征的打算后，中外臣民益更忧惧，以至于“心陨胆落”。在这些懦弱胆怯的人来看，即使是弃北而西向，去征服稍显弱小的西夏，也是个招引祸患的事情。当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神宗决意西讨时，知枢密院事孙固认为“举兵易，解祸难”，吕公著认为“既无大将，不如且已”，老臣张方平嘱苏轼代撰奏疏，甚至说皇上好兵如同好色，所谓“伤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贼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帝国的普遍心态如此，第二年九月，当永乐城这一控扼夏人的要害失陷后，皇上从此意志颓丧而一蹶不振，就不是没有原因的了。　　　　
　　　　　　我们这位有作为的天子死得太早了，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初五不幸驾崩时，年仅三十八岁。天子在这个年龄撒手而去，注定又要给帝国带来一位年幼的少君，这就是史称“哲宗”的赵煦，即位时年仅八岁，由祖母宣仁太后垂帘听政。一个缺少专权的政治真空，往往是久被压制的在野势力重新登台的最好机会，这个月底，司马光入朝吊丧，便引起了京城的轰动。人们不仅总是同情弱者，同时还总在期望着新的东西，因为这样才有机会宣泄他们的怨气。在舆论的召唤下，这年四月，司马光被太皇太后起为陈州知府，五月，入朝为门下侍郎。翌年是新帝的第一个年号“元祐”，这年闰二月，司马光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元丰改制后，尚书左右仆射即为宰相，左仆射又兼门下侍郎，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与枢密院、门下及中书两省长官、尚书左右丞同为宰执之臣。参知政事一职已罢。司马光闲居洛阳十五年后一朝平反，便彻底宣告了新法的寿终正寝。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他会做得如此坚决，如此迅速，如此义无反顾。在入相前后一年的时间里，司马光基本上废除了所有剩余的新法。此时的司马光，已经完全失去了旧日持正谨慎的面目，变得狂躁冲动，峻急严厉，不遗余力地从事着有生之年最后的事业。　　　　
　　　　　　新法并非一无是处，就是不少反对派也承认这一点。苏轼、苏辙就反对全部罢废新法，至少雇役一法可守而不可变；吕公著也认为青苗、雇役与保甲等法利害参半，只可调整，不应尽去。范纯仁甚至主张为国用考虑，亦无妨继续青苗法，但这些都动摇不了司马光的决心。从道理上讲，他此刻提出的理由甚至还不如十几年前那么有根有据，在新派人士章惇不断的辩斥下有时显得十分苍白无力。但拨乱反正既是眼下的潮流，又为信任元老的太皇太后所赞成，他的成功是显而易见的。病中的王安石一直保持着沉默，但当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三月，雇役法终于罢废而重行差役法的时候，安石也忍不住愕然失声：“亦罢至此乎？”　　　　
　　　　　　安石无限感慨地对人道：“此法绝不可罢！我与先帝商议二年才行此法，已做得无法再详尽了！”　　　　
　　　　　　安石的疑惑其实毫无必要，因为政治斗争的焦点本就在于事情的性质而不在于事情的内容。所以苏轼等人反对尽除新法，却不反对从政治上清除一切变法人士；司马光在废除各项新法的同时，设置“诉理所”以昭雪熙宁、元丰年间的各类人事冤抑，便明显是出于报复心理。原则争辩一旦成为快意恩仇，人身迫害也就不可避免。一贯温和而讲究仁义的本朝政坛，意气纷纭之外，又从此沾染上了血腥之味。　　　　
　　　　　　　　　　
　　　　　　如果没有后面的那些事发生，帝国这一艘负载沉重的巨船是否就一定会遭受灭顶之灾：实在还是个未知数。到元丰末年，变法使帝国在广储蓄、救灾荒、兴田利、振贫弱等方面有了一定的进步，特别是使国家的财政收入有了较大的提高。据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的几个统计数字来看，保守估计，整个帝国的钱谷节余数量亦达数千万贯、石，已经可以供给二十年之用。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即使小邑所积，也相当可观，更不用说国家的一个战备库“元丰库”所积藏的金帛粟米了。这个储备库是神宗在元丰年间特别设置的，地点在司农寺南，收藏三司岁收之外的剩余收入部分，至少有二十个单元，因为天子赋诗二十字分揭其上。诗曰：“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遗业；顾予不武姿，何日成戎捷。”由此看来，神宗与王安石富国强兵的最终目标是很明显的，那就是尽雪前耻，恢复旧疆。安石曾说过，天下事如弈棋，以落子先后当否定胜负。应该说，安石不仅占了先手，投子也不失其当，可惜的是后来者没能明乎其理、顺乎其势，从而一步步地丧失了主动，最后将一局大好河山尽付他人。　　　　
　　　　　　如前所述，政治斗争虽然归根结蒂都是原则和信仰的较量，但并不排除其他因素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说，个人的好恶和处世之道甚至在其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在私利不能完全摒弃的时代，政治斗争有时就是利欲之战，初起于互执己见，再变则成意气用事，三变而死生祸福之事起。如果说熙宁时期围绕着变与不变的新旧之争尚还不失以崇高的治道原则为旨归的话，从司马光的一味更化开始，帝国的政治斗争就开始演变成纯粹的意气之争。尽管人人都各据其辞证明自己的高尚，总是有这样那样冠冕堂皇的理由，但从来都没能跳出个人是非恩怨的圈子。　　　　
　　　　　　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九月初一，王安石去世五个月后，司马光也不幸病故，总共只当了七个月的宰相。这天，朝廷正在明堂举行祭祀典礼，同时降敕大赦。司马光逝世的消息传到，在场百官无不震�